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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益？补偿得了那血与泪的付出吗？
一将功成万骨枯。李国辉也坐在观众席的前排，但他的脸也是一直绷得紧紧的。他对李弥不时发出的开心的大笑不以为然。此战双方死伤逾万人，这么大的战役，这么多的伤亡，利在何处？当初，他李国辉率领逃亡将士，是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归，才豁出命去争一席赖以生存之地。如今，你李弥带着一帮幕僚，不惜千里跋涉，跑到这里招兵买马，大打出手，为的又是什么？
开完庆功大会，李弥带着随从到了泰国，在曼谷一家舒适的大饭店住下来，准备在这里召开大型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炫耀他的武力，他的胜利。
他太喜欢虚荣了，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忘记了“祸从口出”这一对于他这种敏感人物最重要的劝诫。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军队没有在战场打败，却输在了他的口上，输在了舆论上，输在了多少还需要用国际道义维持面子的政治与外交的舞台上。
记者招待会上，世界各大传媒的记者齐集一堂，个个唇枪舌战，没一个是吃素的。一开始，李弥还算谨慎，回答还不见有大纰漏。
一个记者问道：“贵军两次大捷，据缅甸媒体称，贵军以强凌弱，是不光彩的入侵者。请问将军，对此国家敏感问题，将军作何解释？”
李弥笑容可掬地说道：“这个问题不难解释。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起码的历史知识，所谓的萨尔温江以东腊戌以北地区，历史上一直属于中国领土，直到晚清末年，永昌府和腾越府，也就是今天所称的保山和腾冲，还派驻有中国官员管辖。”
又一位记者问：“贵军如此善战，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屡屡败北呢？”
李弥说：“松山一战，我军洗雪了日本入侵的耻辱，谁谓不勇？是谁败北？在战略上讲，胜负在于政治而不在于军事。”
记者追问道：“那您认为，贵党在政治上出了什么问题呢？”
李弥回答：“这不是一个现在可以在这里讨论的问题。”
又一个记者问道：“有消息说，某大国秘密支持并武装贵军，甚至派军事顾问与飞机参战，李将军对此问题能给予证实或者解释吗？”
李弥说：“传媒不能传谣，新闻必须对当事人负责。我‘反共救国军’是正规建制，训练有素，是一支南征北战，久经考验的军队，根本不存在也根本不需要什么某大国的援助。”
记者手中没有证据，不能再追问。李弥深为自己的善于词令而得意。
记者转了话题：“将军先生，您是云南省‘主席’，有人称您为云南王，您将在什么时候回到昆明呢？”
李弥听记者这一问，也不假思索，轻飘飘地答道：“金三角比台湾大七倍，也比云南大。我李弥还真不知道哪天才真做得了云南王？但如果要捡个缅甸王来做，那真是易如反掌，就看我想做不想做，想什么时候做！”
此语一出，四座皆惊。全场记者先是哑然，继而大哗，不少记者愤而离座，不少记者匆匆举笔，急于爆出头条新闻。
“李弥道出真意，要做缅甸王。”有的记者这样展开报道。
“大将军实为大白痴，毫无政治头脑信口雌黄。”有的报纸如是说。
一时间，李弥成了西方传媒的众矢之的，铺天盖地的指责，唾骂，嘲笑，使台湾膛目结舌。
缅军吃了败仗，政府实行新闻封锁。但“李弥要做缅甸王”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了一片哗然，不可能不传到国内。仰光震惊了，全国震惊了。朝野爆发出“决不做亡国奴”的呼喊声，游行、示威、骚乱遍及各个城市。
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如何平息全国人民的狂怒？缅政府内阁出现了两派意见，强硬派主张借此全国人们同仇敌忾的时候，倾全国之力再打一场硬仗；外交派则认为，军事只是手段之一，这一类属于国际社会敏感问题的事情，应当到国际政治舞台上，运用外交手段解决。
曾经留学欧洲的作家兼翻译家，后来在联合国连任三届秘书长的吴丹，是内阁中外交派的代表，他的慷慨陈词在内阁争论中占了上风。
“战场”转移到了联合国。缅甸代表拿出了许多照片、枪械、缴获的文件、俘虏的供词、李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记录。……严厉控告国民党军队侵占其领土。
证据确凿，台北代表哑口无言。
吴丹声情俱茂的发言，使与会者无不动容，第三世界的代表一遍遍地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答辩会上，吴丹有理有据，令美国代表一次次欲言又止。
27
但美国政府施展各种外交手段，千方百计地搁置缅甸政府的提案。
世界舆论、联合国大会上发生的事，使蒋介石头疼。他一遍遍翻阅李弥这个“心腹爱将”的讲话记录，越看心里越窝火。他唤来蒋经国骂道：“娘希匹！这个李弥，不想当云南王，想去当什么缅甸王？这倒也罢了，还信口雌黄，什么胜负在于政治不在于军事？这是什么意思？叫他回来给我解释！”一道密令，结束了李弥的政治与军事生涯，他从此被软禁在台北新店镇北新路住所。
临上飞机，他一一把事情托给柳元麟代管，他虽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但还存着一丝回来的希望。回台后，他发现自己失去了自由，老头子也不愿见他，他彻底绝望了。
1953年4月23日，联合国终于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了决议：必须尊重缅甸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一切外国军队必须无条件撤出缅甸国境。
此后，中、美、朝、韩四方在板口签订了停战协定。金三角的战略地位顿时失色。5月23日，美国决定顺应国际舆论，出面在曼谷召开缅甸、泰国、老挝、台湾四方秘密会议，让台湾从金三角撤出“救国军”。
消息传到金三角，金三角一片混乱。官兵们都明白，李弥是回不来了，金三角的李弥时代结束了。同时，无人相信台湾会真正做到完全撤军，肯定还要有人留在金三角，即使台湾真正要做到全部撤军，也不见得人人都愿意到台湾去。
不出人们所料，此时的柳元麟，收到了他浙江老乡“大总统”从空中走廊带来的一封密函，上面仅有八个字：“忍辱负重，苦撑待变。”意思不言而明。
接着，台湾“国防部”发出应对四方会议决议和国际舆论，变金三角全部撤军为部分撤军的密电，电令柳元麟在公开撤军的同时，选留骨干队伍，改头换面继续占领金三角。
已被软禁在家的李弥也牵挂着金三角，他经过一番冷静考虑，突然发现自己在最后走错了一步棋，他不该把权柄交到柳元麟手上。他明白他走后，柳元麟肯定把握不住局面，那将令天下大乱。他悔不该没将李国辉尽早尽快地提拔在身边，若是他把权柄交还李国辉，则金三角的事业还有希望。他左思右想，最后还是提笔写了一封密信，伺机将信捎了出去。他的信是写给李国辉的，信中直白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误，希望李国辉要紧握兵权，看清前途，率领旧部在金三角坚持下去，再伺机发展，千万不要回台湾。
李弥的送信人到了金三角，被钱运周的情报处连人带信截获。钱运周看了信，便起身往九十三师驻地而去，他觉得这信必须亲自送到李国辉手里，但走到半路，他便开始犹豫了。他从心里承认，李弥的思考是对的，只有李国辉才能撑起金三角这片天地。但他想到了李国辉的为人，李国辉重情重义，与他共事，做朋友都不错，但他太直，太正，太清廉，律己也严，对部下要求也丝毫不放松。跟着他，队伍会发展，江山也打得下来，但打下来又如何呢？官兵们拼死拼活，脑袋系在裤腰带上过日子，到头来，侥幸活下来，也只是一条烂命烂命一条，赤条条的身无长物！若是跟着柳元麟干，那情况就不同了，柳元麟为人活泛，更主要的是他手握权柄但威望不足以服众，在金三角，必须更倚重他钱运周，这样，他容易有自己的天地，自己的势力范围，自己可以支配的一切，一旦在金三角呆不住，想往哪里去，也不至于赤条条一无所有了。这么一想，他便拨转马头，径直进了柳元麟的院子，把信交到了柳元麟手上。
此时的李国辉，正在望天长叹。事情发展到今天，他觉得该清理一下思绪了，要不，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上，他真不知道该怎么走。
这时候的柳元麟更是坐蜡。他奉了上头密令，召开紧急军事长官会议，他把上头指示说了一遍，然后征询大家意见：“谁去谁留，大家自己说说，然后一起议论，该谁去，谁就去，该谁留，就谁留，一切以大局为重，好不好。”
李文涣不屑地看了柳元麟一眼，开口说道：“没什么好说的，也没什么好议的，我不去台湾，除非李长官回来，亲口对我下命令！”
段希文紧跟着说：“去台湾干嘛？那卵大一点地方，已经有了那么多的逃跑将军，我们去了算老几，还有我们的粥喝吗？”
吕继英说：“我们是云南人，我的兵也都是从云南过来的。在金三角，还能喝点怒江的水，一有机会，也还能早一点回家去。去了台湾，成了无根水浮莲，还不就是等死。”会议上，李国辉一言不发。
柳元麟并不是要大家都去台湾，但表示要留下来的，都是些“刺头”，往后，他这代理总指挥怎么当？
这不，会议一结束，李文涣一声招呼：“云南来的兄弟，跟我一起去喝碗家乡酒！”
“哗”的，就跟他走了一大帮，这些人，谁都不看他柳元麟一眼。柳元麟悲哀地想着：“这帮人这时候去喝酒，无非是商议着如何结帮结派和我柳元麟对着干！”
他把希望寄托在李国辉身上，他拉住李国辉的手，说：“李师长请留步，我有话跟你说。”李国辉便又坐了下来。
柳元麟问李国辉：“李师长，你自己想过没有？是留？还是去？”
李国辉说：“去！去台湾，耕田种地。”柳元麟脸色一变，诚恳地说：“李师长是党国栋梁，年轻有为，时下岂能轻言解甲？何况，我是真心希望李师长能留下助我一臂之力。”
李国辉说：“在下主意已定，请柳长官多多原谅！”柳元麟叹了口气，说：“我早就知道你是淡薄名利之人，可你越是这样，李长官也好，我也好，就更希望你有一番更大的作为了。”说着他把钱运周交给他的李弥的亲笔信递给了李国辉。
李国辉默默无言地看完信，然后微笑着对柳元麟说：“李长官太看重我了，可我是有自知之明的，若说带兵打仗，团结兄弟，我还有几分可用，可要是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我是绝对的低能儿，现在金三角这个局面，我是挑不起重担的。”
柳元麟对他的诚恳甚为感动，他对李国辉说：“你是个好人，但你正如你自己所说，你无防人之心，你不会被战场上的敌人击倒，但若是留下来，却有可能被你认为的兄弟暗算，你还是走吧。”
李国辉听他话中有话，就问道：“柳长官，我能知道，这封本不该到你手中的信，是谁交给你的吗？”柳元麟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你的老部下，钱运周处长，他是识时务呀！”
李国辉猛地站了起来：“是他？”柳元麟说：“是他。我说，你真是个忠厚之人，又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