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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也许那箱子以后还派得上用场，我们就折回去，他告诉售票员说中午让脚夫来取那箱子。
“对不起，先生，”我说道，这时我们又走到先前往回折的地方了，“它很远吗？”
“在黑荒原那儿，”他说。
“那么远吗，先生？”我怯怯地问。
“挺远的，”他说，“我们要坐驿车去，有六英里的路呢。”
我是那样的虚弱和疲乏，想到还要走六英里，我真是受不了。我鼓足勇气告诉他说我头天夜里就什么也没吃过了，并说如果他允许我买点吃的我会对他非常感激。他听说后，显得很吃惊——我看到他停了下来打量我——他考虑了一小会儿后说他要去看住在不远处的一个老人，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我去买点面包或其它什么有益无碍的食品，然后在那老太太家里当早餐吃，在那儿我们还能喝到些牛奶呢。
就这样，我们来到一家饼店向那橱窗里望，我不断提议，想买下那家店里每一种易消化的食品，而他则不断予以否决，然后我们决定买了一小块黑面包，那花了三便士。然后，在一家小杂货店里，我们又买了一个鸡蛋和一片咸肉，为这我付出第二个亮闪闪的先令而得到的找头是那么多，以至我想伦敦是一个东西便宜的地方。收起这些东西后，我们穿过一片喧嚣和嘈杂，这一下使我那本已疲累的脑子乱得无法言传，然后我们又走过一座桥，无疑，那就是伦敦桥（的确，我认为他是这么告诉我的，不过我当时处于昏昏半睡的状态中），最后我们来到穷人住的房子，从那些房子的外表和大门前的石刻上，我知道这是济贫院的一个部分。石刻上说这些房子里是用来收容二十五个贫穷女人的。
萨伦学校的教员把那些小黑门中的一扇门闩拔掉，那些小黑门都很相像，每一扇门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菱形玻璃窗子，门上还有一个小小的玻璃窗子。我们走进那些贫穷女人中的一个住的房子，那女人正在吹火，想把小汤锅烧开。那女人看到教员进去后，便不再拉她膝盖上的那个风箱，说了句什么，我觉得那话听起来是在说“我的查理！”但是看见我也进了屋，她便起身，搓着手行了一个含含糊糊的礼。
“请你为这位年轻的先生热热早餐，可以吗？”萨伦学校的教员说。
“我可以吗？”那老妇人说，“我可以，当然可以！”
“菲比茨恩太太今天怎么样？”教师看看坐在火炉边一张大椅子上的另一个老妇人说，那老妇人是那样像一堆衣服，以至我至今还为当时没弄错坐到她身上而感到侥幸。
“啊，她很不好受。”第一个妇人说，“这又是她不好受的一天。万一火炉的火过了气，我能断定她也会过气，而且再也不会回过气了。”
他俩看她时，我也看她。虽然那天很暖和，她却看上去除了火炉什么也不想。我想象连火炉上的汤锅也遭她忌妒呢；火炉竟被用来煮我的蛋、烤我的咸肉，她对此十分气愤，我得出这结论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我看见她（用我那惶恐的眼看见她）在炉上烹调操作正进行时对我晃了晃拳头，那时其他人都没看她。阳光从小窗口里流泻而入，可她却把自己的背和那把大椅子的背朝着阳光而坐，把整个火炉挡在她身前，好像是她在给它暖气，而不是它给她暖气，她那架式就像满怀戒备之心地监视那火炉。我的早饭做好后，火炉空了出来，她竟为此高兴得大声笑了起来——我得说，那笑声委实不动听。
我坐下吃我的黑面包、鸡蛋和咸肉，还有一小盆牛奶，这真是可口的一餐。我正津津有味享用时，那房里的老妇人对教员说：
“你带着笛子来了吗？”
“带了，”他说。
“吹一下吧，”那老妇人用讨好的口气请求道，“一定要吹哟。”
于是，教员把手伸到衣裾下，拿出那只分成三节的笛子用螺丝旋紧接好，便马上吹了起来。经过多年考虑，我的感受是：世界上再没人吹得比这更糟的了。在我听到过的所有声音中，天然的也罢，用各种方法发出的也罢，只有他吹的最为让人凄惶。我不知道他吹的什么曲调——我怀疑他的吹奏中有没有曲调——但那吹奏声在我身上的影响是：首先，我不由得想起了我所有的苦恼，直到忍不住热泪往外淌；其次是夺去了我的食欲；最后是使我睡意重重，以至抬不起眼皮来。眼睛开始合上，我开始打起瞌睡，这时回忆又涌了出来。那个角橱敞开的小房间，还有房里那张方靠背的椅子，以及通到上面房间去的小楼梯和壁炉架上的三根孔雀羽毛——我记得，我一进门就捉摸：如果那只孔雀知道它的华美羽饰注定会落个什么下场又会怎么想——全从我眼前消失了，我打盹了，我入睡了。笛声也听不见了，传来的是车轮声，我又上路了。马车颠簸了一下，我一下惊醒，笛声又回来了，萨伦学校的教师两腿交叠地坐在那儿吹得如泣如诉，而房子里的妇人兴冲冲地看。又轮到她消失了，他也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没有笛子，没有教员，没有萨伦学校，没有大卫·科波菲尔，没有一切，只有深沉的睡眠。
我想，在我梦见他吹奏这凄惶的笛声时，那房子里的老妇人心怀赞叹地走到他身边，从椅背后俯过身去热烈地使劲搂了一下他脖子，这使他的吹奏中断了一小会。不是当时就是那以后，我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因为当他重新吹奏时——他的吹奏中断过，这是事实——我看到也听见那老妇人问菲比茨恩太太那是否美妙（指的是笛子），菲比茨恩太太回答说：“哎，哎！是啊！”她还朝着火炉点点头。我相信，她把吹奏之功全归结给了火炉。
我仿佛打了一个很长的盹，萨伦学校的教员才把笛子拆成三节后收起来，带我离开了。我们在附近发现了马车，便上到车顶上。可我太想睡了，当我们在路上停下让别人上车时，他们把我放到车厢里，那儿没有别的乘客，我就睡得很熟，直到发现车正在绿叶中往一个陡峭的小山坡爬去。不大一会儿，车停了，终点站到了。
一条短短的路把我们——我是说那教员和我——带到了萨伦学校，一座高高的砖墙围住这学校，它看上去死气沉沉。墙里的一个门上方是萨伦学校的校名匾牌。我们拉门铃时，一张阴沉沉的脸从门的栅栏里仔细打量我们，门一打开我就发现这脸属于一个大块头的男子。这人的脖子像牛的一样，他支着条木头腿，太阳穴外突，头发齐脑门剪得很短。
“那个新生。”教员说。
那支着条木头腿的人把我周身打量了一番——这用不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个头并不大——把我们身后的大门锁上，拔出钥匙。我们朝座落在阴暗浓密的大树中的房子走去，这时他在我的向导背后叫道：
“咳！”
我们回头看，他站在他住的小屋门口，手里拿着一双靴子。
“喏！鞋匠来过了，”他说，“那时你出去了，梅尔先生，他说他再也没法修它们了。他说这靴子一点原来的样子也没了，他为你还想修补而奇怪。”
他说着就把靴子朝梅尔先生扔过来，梅尔先生便回头走了几步把他那双靴子捡起。我们又继续往前走时，他看着那靴子（恐怕他是很伤心的）。我这时才看到他穿的靴子已坏得没法穿了，他的长袜有一个地方破了，像嫩芽尖一样绽开。
萨伦学校是一座带耳房的四方形砖结构建筑，外表没任何装饰而光秃秃的。除此之外，学校四处都静悄悄的，于是我对梅尔先生说我认为学生们都不在学校里。可他对我不知道时值假期显得很惊奇。所有的学生都回各自的家去了，校长克里克尔先生和克里克尔太太及小姐去海滨了，我是因为犯了过失才在假期内送到这里作为一种处罚，这些都是我们一块走时他告诉我的。
我睁大眼盯着他带我走进的课室看，这是我所见过的地方中最寂寞最荒凉的了。它现在还历历在我眼前。这是个长长的房间，里面放了三行课桌，六行长凳，墙上钉满了挂帽子和石板的钩子。脏兮兮的地板上尽是些零零散散的旧写字本和练习本。用那些旧本子的纸做成的蚕房也散乱地放在课桌上。在用硬纸板和铁丝做成的散发霉味的阁楼间，两只被主人抛下的可怜的小白鼠上上下下穿来穿去，它们瞪着两只红眼睛向每一个角落打量，想搜到什么吃的。一只鸟在一个比它大不了什么的笼子里，它在那二寸高的栖木上跳上跳下，翅膀拍打的声音令人感到悲哀，可它就是不开口叫也不开口唱。屋里弥漫着一种怪怪的不卫生气味，就像厚灯芯绒裤发了霉，甜苹果没有通风，书籍变腐。假如这房间建成时就没有顶，一年四季从天上往屋里下墨水雨，落墨水雪，降墨水雹，吹墨水风，也不会有这么多墨水溅在这屋里。
梅尔先生离开了我，把他那双不能再修的靴拿到楼上去。我轻轻走到屋子的另一头，并打量我经过的一切。突然，我发现一张书桌上平放了一块纸板告示，上面用优美的字体写道“·当·心·他！·他·咬·人。”
我立刻爬到书桌上，生怕桌下面至少有一条大狗。可我慌张地向四处看却怎么也看不到它。我还在张望时，梅尔先生回了，他问我为什么爬到桌子上去。
“请你原谅，先生，”我说，“对不起，我在找那条狗。”
“狗？”他说，“什么狗？”
“这不是狗吗，先生？”
“什么不是狗？”
“那要人当心的，先生；那咬人的。”
“不，科波菲尔，”他严肃地说，“那不是狗，那是个学生。我奉命，科波菲尔，把这告示挂到你背上。我很抱歉，使你一开始就这样，可我只能这么做。”
他说着把我抱下来，把那专为我做的告示纸板系在我肩上，就像它是一个背包那样；打那以后，无论我走到哪儿，都得带着它。
没人能想象我为那告示板所遭的苦难。不管是否有人能看到我，我总觉得有人在看它。哪怕我转过身看到没什么人，我也不能放下心，因为无论我的背向着什么地方，我总认为有人在那里。那个支条木腿的狠心的人使我苦难更深。他有那权力；只要看到我靠着树，或围墙，或房子边，他就用那大嗓门从他的屋里往外吼：“咳，你这先生！你这科波菲尔！亮出那块告示板来，要不我就告发你！”操场是一个只铺了石子的院子，光秃秃的，正对着学校和勤杂房的背后，所以我知道工友看到它，肉店老板看到它，面包师傅看到了它。一句话，早上我奉命在那儿散步时，每一个到学校来的人，无论从哪儿来，都会看到它：要当心我，因为我咬人。我记得，我当时也开始怕我自己了，把自己当成一个真的咬人的野孩子。
操场上有个旧门，学生们有在门上刻自己姓名的传统。门上满是这种刻痕。我好怕他们在假期结束时会回来，所以我读着这些名字时就不能不想象·这·一·位会用什么腔调又如何强调地读：“当心他！他咬人。”有一个学生——一个叫杰什么，姓斯梯福兹的——总把他的名字刻得很深，还刻了很多次；我相信他准会用有力的声音来读告示，然后就扯我的头发。还有一个学生，一个叫汤米·特拉德尔的，我怕他会拿这开玩笑，并装出很怕我的样子。第三个是乔治·邓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