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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在桌子上，”玛娅的母亲在做着不够吃的早餐时就会大声说道，“除了吃的，什么都有！”
也许，她们抓住了机会。在苏维埃时代，女人学会了相互帮助，几乎形成了一个独立性强、很有自制力的世界，一个由母亲、姐妹、女儿、老太婆、女性朋友、同事，甚至陌生人组成的世界。在独联体时代，这个世界巩固了它的既得利益，甚至进一步深入到了权力机构，渗透到滴水不漏的男性把持的俄罗斯政府的寡头政治集团之中。
最受影响的领域之一就是太空计划。玛娅的母亲因在太空医学方面略有涉及，总是发誓说，如果想提供女性的资料供医学研究，宇航员中需要女人的加入。
“他们不能永远让瓦伦丁·特瑞科娃反对我们！”她母亲大声叫喊着。
显而易见，她说对了，因为玛娅在莫斯科大学修完航空工程课程后，参与了拜科努尔发射中心的一项计划，而且干得很出色，因此被派遣到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工作。为提高人类环境改造学的效率，她重新设计了内景，后来还在这个空间站当了一年的负责人。在这期间，她成功地对该站进行了两次紧急维修，从而奠定了她的声誉，从此，她步步高升，先在拜努尔发射中心任职，后来又上调到莫斯科，在那里也是官运亨通。在莫斯科，她使出浑身解数，渗透进俄罗斯宇航局决策机构。她游戏于这些男人之间，与他们的关系极其暧昧微妙，使他们相互猜忌对立，竟至于与其中一个结婚，后又离婚，她后来在宇航局的地位逐渐上升成为自由代理人，成为最核心权力因中的人物之一，在三头政治中一人演两个角色，是个两面派的人物。
现在，她仍然是春风得意。她成功地登上了这条飞船，现在正悠闲自得地吃着早餐。
“如此的文明，”娜佳不无嘲讽地说。她是玛娅在阿瑞斯上最好的朋友。这个女人个头矮敦敦的，身于圆乎乎像块圆溜溜的石头；一张方脸，披着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芝麻色头发，要多朴素有多朴素。
玛娅知道自己的脸蛋漂亮，也清楚正是这副漂亮的长相让她多次逢凶化吉。但她仍然喜欢娜佳的朴实，因为这种朴实或多或少突出了她的能力。
娜佳是名工程师，是在严寒气候中搞建设的专家，人很实际。二十多年前，她们在拜科努尔基地相遇，曾在和平号空间站上共同生活了几个月。因为多年共事，她们感情笃深，如同姐妹，虽然外表气质上颇有差距，且常有磨擦，然而两人亲密无间。
娜佳朝四周望了望说：“把俄罗斯人和美国人分隔在不同的舱室住，这个主意糟透了。我们白天与他们在一起工作，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却是和同样面孔的人在一起度过的，这样做只会加深我们之间的隔阂。”
“或许我们应该调换一半房间。”
阿卡迪正狼吞虎咽地吃着蛋卷，他从另一张桌子边上凑过身来。“这还不够，”他说，似乎他一直在同她们讲话。他日益浓密的红色胡须杂乱无序，沾满了碎屑。“我们应该宣布，每隔一个星期日是搬家的日于，应该让每个人随意调换房间，这样，我们相互了解得就更多，小集团就会少，对房间所有权的观念就会淡薄。”
“我喜欢拥有一间屋子。”娜佳说。
阿卡迪又往嘴里塞进一个蛋卷，一边嚼着，一边咧嘴朝她笑。玛娅想：他竟然过了挑选委员会的关，真是奇怪。玛娅把调换房间的问题向美国人提了出来，尽管无人喜欢这个计划，但他们仍然觉得仅仅交换一半房间不失是个好主意。经过一阵商讨，作了换房安排。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们就开始了行动。之后，早餐就更具世界性的味道。
现在，每天早晨，在D号餐厅里就有弗兰克·查尔莫斯和约翰·布恩，还有萨克斯·洛塞尔、珍妮特·布里雯、雷妞·吉姆内滋、迈克尔·杜瓦尔以及尤苏拉·科尔等人。
约翰·布恩起床比较早，甚至比玛娅还先到达餐厅。这间屋子十分宽敞，空气流通，有如户外之感。一天清晨，他正在桌旁坐着，见玛娅进来，他说：“比B号餐厅好得多。”
“最好把黄色和白色塑料都弄掉，”玛娅回答说。她的英语相当不错，说话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了。“然后把天顶都漆成蓝色像天空一样。”
“你的意思不只是纯蓝色？”
“是的。”
他是个典型的美国人，简单、开朗、率直、无拘无束。然而就是这么个角色却是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之一，这是可无争辩的、铁板钉钉的事实。但布思自己却不以为然，他现在一心只想尝尝蛋卷，欣赏屏幕上的一些新闻，而对先前的使命闭口不谈。如果有人谈及此事，他说话的口气就好像那次飞行与他们其他人经历过的历次飞行并无二样。但事实并非如此，只是他悠然自得的神态让人觉得就是那么回事。每天早晨同桌吃饭时，他一边嘲笑娜佳蹩脚的关于工程方面的知识，一边又与她侃侃而谈。过了一阵之后，你就不容易感受他周围的这种气氛了。
弗兰克·查尔莫斯就更有趣了。他总是姗姗来迟，独自坐着，自顾自地喝着咖啡，看着桌子上的屏幕。两三杯咖啡下肚后，才会与近处的人交谈，俄语讲得极难听却很实用。现在，为了迎合美国人，D号餐厅内多数早餐谈话都换成了英语。语言学语境就是一套相互叠在一起的玩具娃娃。英语把所有一百个娃娃支撑起来，里面是俄语，再里面是独联体语，然后是其他世界性语言。飞船上有八个异语言学家。在玛娅看来，他们属于那种可怜兮兮的，孤僻得就像是被遗弃的那种人。他们比其他人更有地球情结，他们频繁地与地球上的人通话，所以这类人当中出个精神病医生是不足为怪的。
不管怎么说，英语是这条飞船上通用的混合语。最初，玛娅还觉得用英语给美国人一种优越感，但后来她注意到，当他们讲话时，他们总是作古正经，而其他人在需要的时候则转而用更亲切的语言交谈。
然而，弗兰克却是个例外。他能讲五门语言，比这条船上的任何人都多。他会大胆地用俄语，尽管他的俄语糟糕得很，他只是结结巴巴地提出问题，然后等着回答，那种专注的神态令人心动，然后又突然发出令人心悸的笑声。在许多方面都可以说他是个不同寻常的美国人，玛娅想。首先，他似乎具有全部的美国人特征，他个头高大，嗓门大，精力旺盛，狂躁不定，自信心强，好动，一杯咖啡下去，就十分健谈、友好。好一会她才注意到，他的友好是时冷时热的，他的讲话也没有几分是真的。比如，玛娅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即使有意与他攀谈也无济于事。这倒使她好奇心更重。他一头黑发，脸晒得黝黑，一双淡褐色的眼睛虽然英俊却看起来像副无赖像——一脸上的微笑稍纵即逝，大笑起来倒像玛娅母亲那样剧烈，盯人看的时候特别是在看玛娅的时候目光炯炯有神。玛娅暗自思忖：她这不是在评价另一位领导吗？他在她面前的举止就好像他们是老熟人了，彼此很了解，他那种傲慢唐突、自以为是的样于使她局促不安。事实上，他们在南极时很少在一起讲话。她过去往往把女人看作是她的盟友，而男人虽对她有吸引力但却是危险的令人困惑不解的。因此，如果哪个男人冒冒失失假定自己是她的盟友那就更成问题了，更让人疑惑。危险哪！或者还有别的什么。
她想起来了。有一次她确实看到了他的内心。那还是在南极的时候，热学工程师发疯被送到北方后，代替他的消息很快就传下来，消息宣布时大家都万分惊讶。当听说将由约翰·布恩本人代替他时，大家又兴奋起来，尽管他在先前的使命中显然遭受了超过极限的辐射量。当屋子里的人还在夜幕中嘁嘁喳喳谈论这个消息的时候，玛娅瞅见查尔莫斯进来了，有人将这件事告诉了他。只见他猛地一摇头，眼睛接着就死盯着告诉他的人看。接着，一丝愤怒从他脸上转瞬即逝，几乎看不出来。
但是，通过这件事，玛娅开始注意他。当然，他和约翰·布恩有一种奇特的关系。这必定使查尔莫斯颇感为难。他是美国官方任命的领导人，甚至还有“船长”的头衔。而布恩他——皮肤白里透红，金发碧眼，模样好看，有成就，当然具有更自然的权威一一他似乎是美国人真正的领导，而弗兰克·查尔莫斯倒像是个过分活跃的行政官员，执行着布恩未说出口的命令。这种状况让人感到不舒服。
玛娅好奇地打听有关他们的情况。他们告诉她，他们是老朋友。但她仔细观察也看不出他们究竟有多少朋友的迹像。在公众场合他们很少交谈，私下里似乎也没什么来往。因此，当他们在一起时，她便更加留心观察，而并没意识到她为什么这样做－－乎形势自然而然地需要她这样做。如果他们是在宇航局，她会觉得在他们之间打入一颗楔子是一种战略意识，但在这里不能作如是想。有许多事情玛娅不能有意识地思考。
尽管如此，她还是要观察。
一天早晨，珍妮特·布里雯戴着视频眼镜进D厅吃早餐。她是美国电视节目的主要报道员，她经常戴着视频眼睛在飞船上弯弯曲曲地穿过。她东看看，西瞧瞧，谈论着评论的内容，收集故事，然后把这些发往地球。
当然，这并非什么新鲜花样。媒体所注意的是每个宇航员生活的一个熟悉的部分。在挑选过程中，他们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仔细的检查。然而现在，他们是编辑节目的原汁原味的材料，这些节目比以往任何空中节目都要受欢迎。亿万人把这些节目当作最精彩的肥皂剧看，这也让一些人烦恼不己，因而当珍妮特戴着那副时髦的镜架里镶有光学纤维的眼镜在桌于的一端坐定时，有几个人
“哼哼”地表示着不满。在这张桌子的另一头，安·克雷波恩和萨克斯·洛塞尔正争论什么，根本没注意到他们。
“要费好多年才能弄清楚我们在那里有什么，萨克斯，几十年吧。火星的土地面积与地球的一样多，而地质、化学结构独特。我们在改变这块土地之前，必须彻底地进行研究。”
“我们只要一着陆就会改变它。”洛塞尔就像抹去脸上的蜘蛛网似的立即反驳她的意见，“决定飞往火星就像是一个句子的第一个短语，整个句子是……”
“我来了，我见到了，我胜利了。”洛塞尔耸耸肩；“你要那样看，悉听尊便。”
“你是维也纳小香肠，萨克斯，”安说道，嘴唇气得往上翻。她是个阔肩膀的女人，褐色的头发乱蓬蓬的，是个观点鲜明、难以与其争辩的地理学家。“瞧，火星就是火星，如果你想逞能就回到地球上去玩你那套改变气候的把戏吧！他们才需要这种帮助，或者到金星上去试试看。但是，你就是不能把一个有三十亿年球龄的行星表面抹平。”
洛塞尔又似乎在擦去脸上的蜘蛛网，立即反驳“火星是死的，”他直截了当地说，“此外，这实际上不是我们的决定，以后我们也无权决定。
“没有哪个决定将会由我们作出。”阿卡迪突然插话说。
珍妮特看看这个又看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