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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找医生涂点药？”犯了过失的马锐在一边怯生生地问。
“去去，一边去，我现在不想看见你。
马锐悄没声地离去。
马林生闭着眼躺着，一只眼沉甸甸热乎乎漆黑一团，一只眼被阳光照得满目橙红不时跳跃着水泡般的成串光斑，眼皮像痒了似的不住哆嗦。他近来的心情一直不好，从那个踯躅街头的节日之夜起，他就产生了并总也无法打消被人抛弃的惨淡心境，他觉察到生活重心的倾斜、不平衡。他过于依赖儿子了，甚至超过了儿子对他的依赖。儿子有自己的朋友和其他生活内容，而他除了儿子几乎再没有其他的生活乐趣。
自从儿子嘲笑过他每晚痴坐的嗜好后，每到夜晚他都不好意思再那么干了，就是勉强照老习惯老规规坐上片刻，也是心神不定，总觉得背后有一双充满讥讽的眼睛在盯着他，再也汉法无忧无虑地进行天马行空般的幻想了。他只好跟儿子一起看电视，从“新闻联播”前半小时的少儿节目开始，一直看到所有频道都再了见画面彻底消失出现“雪花”为止。他原来只觉得中国的电影拍得愚蠢、幼稚，现在才发现那些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经电影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当他被那拙劣的噱头强迫着笑起来时，总觉得自己的智力被降低了。
如此贫乏的想象力和机械、不合情理的情节安排使人都怀疑这是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写的，为什么连对生活的起码洞察力都不具备？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个环节，他只感到深深的忧虑：这种电视节目让外国人看了他怎么能认为中华民族是充满聪明才智的？他颇为赞同电视台采取的在他看来是惟一聪明的办法：多播一些拙劣程度能和国产片媲美的外国连续剧（港台片自然是左右逢源）。
有时电视实在没法看，拙劣都维持不住，简直是恶劣了，他也和儿子及儿子的朋友打打扑克。尽管玩得都比较简单又不赌，他还是感到相当大的压力。他发现任何一个小家伙在打扑克这件事上都比他要狡黠通灵一些。虽然他每次全部贯注全力以赴，但总是输。他永远摸不准牌在另外三个人手里扮布并把握不住出牌的时机，每次冒险都遭受到准确的痛击，每次谨慎又往往坐失良机。他虑心地接受子伙的批评和指点，每次犯了错误都认真地检讨和总结，但当类似情形再次出现，他依照上次的教训采用了同伙告诉他的正确出法出牌，偏偏又遇到了特殊的第二种变化，正好落入陷阱功败垂成——他完全没有在存在两种以上的可能变化的情形下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
他试图用“这是游思，并没认真对待也用不着认真对待”的表面轻松和无所谓来掩饰，但与他同玩的孩子们都对这一事实真相看得很明白，他们自然而然地把他划入了和女孩子同等智力的那一档。每当分伙时，为了公平总是由马锐和另一个男孩分头与他和夏青结对，而且越来越明显，那些精通此道的男孩子宁肯跟夏青一家也不愿要他。
虽人家的孩子当他出错时往往不好说什么，只是面露不快，最多轻描淡写地埋怨几句，传授一下真谛，而且随后便会表示宽宏大量不计前嫌，鼓励他从失败中爬起来。
马锐对他就不像别的孩子那么客气。常常对他的笨拙大光其火，不留情面地激烈指责他，特别是当得来不易的大好局面被他一举断送时尤甚。这种指责已经渐渐发展到对他这个人的全面智力水平的怀疑。
要在以往，按马林生的脾气他是不呼这个的。但现在，尽管他有时感到很难堪很生气——谁受得了一个孩子用这种口气对自己说话？成年之间还经常因此玩急了呢——摔牌站起来，面红耳赤地大声说：“不玩了！从今往后我要再跟你们玩我是孙子！”
话说得是十二分坚决，斩钉截铁，态度也是毅然决然，大有誓不回头之气概，甚至有时还撕牌撵人像烟鬼戒烟一样把事做得挺绝。但没过多久，他又会一边洗着一副新扑克一边笑眯眯地对儿子说：
“去找几个人来玩牌呀。”
他心里其实是真不想玩，但也真是没事干，不玩干什么去呢？夏天的夜晚是那么漫长。
他看着手里捏着的不同花色的扑克牌，经常人在牌桌思想走神儿，大脑一片空白，直到别人吆喝才赶忙出版。一个中年人，每天要靠和孩子们打扑克来消磨时光，还要忍受孩子们的奚落，他觉出自已的可悲和无奈。尽管他比谁都玩得起劲，比谁都能熬夜坚持，但其实他从打扑克这种娱乐中很少体会到乐趣——哪是摸了一手好牌。
后果，他这种可怜的业余生活也被剥夺了。孩子们对他终于忍无可忍，采取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不带他玩了：干脆不再去他家打扑克。
他曾涎着脸硬赖着跟着马锐到他们新的聚会点，另一个孩子家去玩过几次。每次都发现孩子们人手已够，而且那家大人见他如此热衷孩子们的玩意儿看他时的那种异样的眼光也令他极不自在，终于失去了再去的勇气。
他真闲下来了，闲得发慌，闲得整整夜失眠，人都闲得瞧悴了。
每当马锐晚上玩完回来，都会看到他坐在黑暗里，旁边开着电视，并不去看，茫然地盯着前方虚无的某点。一见儿子回来，就呈现出极度的兴奋和躁动。手脚不停心甘情愿地为儿子睡前的准备充役，速度又快又不连惯地和儿子没完没了地说话。常常是一迭声地发问同时又一连串地汇报见闻，一个话题没完又跳到另一个话题上，支内容支离破碎东拉西扯且多重复，儿子无话可说或不愿回答他那些琐碎、明显荒谬的问题他就自言自语，直到关灯躺在了床上他兀自唠叨不休夹杂着咯咯痴笑。
他想方设法把儿子留在家里，找出各种理由包括装病不让儿子晚上出去。
他装病装得是那么逼真，有计划有步骤。晚饭前他就先开始制造气氛，病恹恹的。没精打采地坐在小板凳上不动，只把眼睛瞟来瞟去，头半耸拉着似乎脖子的筋被抽了。儿子有事叫他，他的回答缓慢、有气无力的，哼哼唧唧像蚊子叫。
“你怎么啦？”他还有意掩饰，生怕因过于痛快地承认引起怀疑。
如果儿子追问，他还会一再否认，或者托辞说是“工作了一天累的”，脸却更努力地作出病容，伸出额头等着儿子试体温。结论应该让儿子自己作出。
如果儿子不予置理或者一下子就相信了他真是“工作累的”，仅仅让他“歇着别于活了”没有更多的表示，那也不要紧。他强以暗怀着起码逃避了劳动的快慰，懒散地坐着，一直等到开饭，然后再到饭桌上进一步铺垫。人们既然付出了劳动，就希望他人郑重对待自己的劳动成果。马锐看到他磨磨蹭蹭毫无兴趣地坐在到饭桌旁，吃一口皱一下眉头欲咽又止举筷踌躇，必然不能无动于衷，必然要问他怎么不爱吃，是不是饭做得不好或是什么放多了什么煮的时间不够。
他也一定会回答不是的，饭做得很好一切都很好都恰到好处不多不少，并微笑着猛吃几口（他并不想真的一口不吃）。然后，咀嚼着一嘴鼓囊囊地露出苦笑和倦容。
还会是什么呢？如果不是饭不好，只能是人不好了。这是个连傻瓜都遵循的逻辑，或者说是个简单的傻瓜式的思路。
一百个人中一百个都会这么问：“那么是你不舒服？”
这个时候就不能太坚持了，要像真的不舒服那样软软的欲辩无力，当然，男人是不作兴一头栽倒捂着胸口昏过去的。
接下去对方一定要问哪儿不舒服。
这个回答必然启混，过于具体容易使对方焦虑，并产生找医生的念头。像头疼，肚子疼这两种常见病，就是医生也无法鉴别。但讨厌的是说这两处疼要冒被迫服药的危险，谁家没有几片阿斯匹林颠茄什么的？
最理想又最安全最令对方摸不着头脑的回答应该是：
我哪儿都不舒服！“
为了避免进一步地刨根问底，这时就要离桌向床所在地疾步而行，尽快躺好，闭上眼，作昏沉状，这样遇到难以回答的问题便可以置之不理。
人一倒在床上，似乎病就已成既成事实，很少有人哪怕是最不信任别人的人好意思问一句：“你是不是装的？！
人们，特别是亲属，只会焦急地问：“要不要请医生？要不要吃点药？要不要试体温？要不要给你做点病号饭？”
对前面的三个问题可以一概拒绝，最后一个问题可以酌情处理，要是真没吃饭，想吃，可以虚弱地点点头，一会儿吧。“
在拒绝请医生送红的同时应该对病情的严重程度作个澄清和解释，否则亲人会纠缠不休的。
“不要紧，没那么严重，我这是老毛病了，歇一会儿就好。
我什么都不需要，只希望你能陪我一会儿，晚上别出去了……
行么？“
一个病人用那种恳切、伤感、甚至还有点因为自己的一时软弱而羞怯的目光望着你，同时辅以蜡黄灰暗的脸色、蓬乱的头发和颤巍巍的嘴唇，想加强效果还可以突然伸出一只在被窝里捂得滚汤的手一把抓住对方的手——谁能受得了？
何况一个孩子。
马林生这一绝招百试不爽，每次不但达到了把马锐留在家里的目的，还唤起、增强了儿子对他的感情，马锐每睹此状总是又难受又同情同时还挺感动。
父子俩度过了很多如此这般心心相印的夜晚。
后果，马锐也开始有点产生怀疑。并非马林生的演技出了破绽，依然是那么活灵活现、炉火纯青，而是发病次数太频繁了。总是在他晚上打算出门前那么突然地发生，而后又在当晚晚些时候最长不超过第二天奇迹般地没事了。一个人老是嚷嚷自己有病却又一次都不去看药也不吃，这就难免让人怀疑。
那些总是被马锐的缺席影响了聚会因而十分扫兴不耐烦的男孩儿，建议马锐给他那多病又无药可医的爸爸吃点安眠药，“让他在你出门时自觉省得误你的事——你在家任务不也是哄他睡觉？”
马锐把这个建议郑重传达给他爸爸，发现他爸爸自此后身体逐渐健康，就是偶尔不舒服也能一个人呆在家里了。
马林生昏欲睡，他感到右眼疼痛已经减弱，虽未完全消失但已渐渐为一种麻痹感所代替，热敷的患处，血流加快，肌肤膨胀，其余半张脸感觉麻木。眼上的毛巾已经毫无热气了。
日光悄移，他虽闭着眼也能感到屋里暗了下来。一股脆弱的情感蓦地袭遍他的全身，鼻腔顷刻堵塞了，如同那个五光十色节日之夜……
当时他站在值勤警察的三轮摩托旁，目堵着充满视野的跳跃不休的彩色喷泉，像一个寻找奶嘴的婴儿急切地渴望与人亲切，向人倾诉。他用余光瞟着那个和他并肩站立魁梧、面无表情的警察，真想一把抱着他肩头，如果他能像石雕一样毫无反应的话。
为了使自己不致做出什么蠢事，他掏出一支烟叼在嘴上，一手握着打火机凑到烟前去点火。打火机锵然点燃的那穗金黄的火苗，照亮了一张含笑光洁的小脸……火苗熄灭了，那张脸也隐没了以眼前仍是哗哗喷溅的喷泉和不停闪换色彩的灯光以及那一小撮默默呆立的人。他徒劳地再产次按动打火机，除了那束火苗这次他眼前什么也没有。他像祭奠似的让火苗持续地在他眼前燃烧，目光愈锐利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