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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的笑容倏地收敛了：
“‘我的小姑娘们呐（您要是能瞧见我们当时那副模样就好了――一个个吃不好，睡不安。师长显然已不是作为师长，而是作为父亲来跟我们谈话了。）你们也许还不明白自己在前方的作用。你们，就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军队没有通信联络，就好比一个人身上的血液不流动……’“玛申卡·松古洛娃又是头一个按捺不住自己：
“‘将军同志列兵松古洛娃象一把刺刀，时刻准备执行您下达的每一项战斗任务I’“后来我们就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刺刀’，一直称呼到战争结束。
“一九四三年六月，在库尔斯克战线，上级授予我们一面团旗。当时，我们这个团，第六十五集团军一二九独立通信团，已经有百分之八十是女子了。我很想同您讲讲——我们那时是什么情形，我们心灵深处产生了怎样的想法您是想不到的。我们团长接过旗帜，发出命令：‘全团官兵，单膝下跪向团旗致敬’这时，我们所有的女兵，是多么幸福啊因为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现在将和其他各团队一一坦克团、步兵团……完全—样了。我们站在那儿哭着，个个都泪如泉涌。我们真是太幸福了。把任何任务都交给我们吧，因为我们的祖国正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要对您说的，也许您现在不会相信。我那时因为工作紧张过度，积劳成疾，浑身都是病。我患有夜盲症，这是由于吃不饱饭和神经性疲劳过度引起的。可是授过团旗后，我的夜盲症居然好了。你想想吧，第二天我就没病了，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整个身心都受到一次振奋……”
在这里我又想起了—位游击队女护士的故事，她现在是白俄罗斯国立卫国战争博物馆的讲解员，叫薇拉·谢尔 盖耶夫娜·罗曼诺夫斯卡雅。虽然她讲的不是战争初期的事件，但她说的事儿仍使大家想到了那些事件，而且在每个故事里，你都能发现新的、出人意料的细节，这些细节格外确切、格外全面地传达出那个岁月的气氛。
薇拉·谢尔盖耶夫娜·罗曼诺夫斯卡雅说：
“我所在的游击队并入了红军正规部队。阅兵后，我们被通知上缴武器，干别的工作。我们很纳闷：怎么回事啊？战争还在进行，仅有一个白俄罗斯得到解放，我们怎么能交出枪支？！我们每个人都想把仗打下去。于是我们来到兵役委员会，我们那儿所有的姑娘都来了……我向他们表示：我是护士，请把我派上前线。兵役委员会的同志许诺说：‘好吧，我们一定考虑您的要求，等需要您的时候，我们马上通知您。您先去工作吧。’“我等啊等……可他们根本没来找我。于是我又来到兵役委员会……我一连跑了好多次。最后，他们对我说了实话，护士已经太多了。再不要护士了，不过明斯克市正需要人清理废墟……
“您要问，我们那儿的姑娘们都是些怎样的人？我们游击队有个叫切尔诺娃的，已经怀孕了，还把地雷夹在腰里，紧靠着胎儿卜卜跳的心脏。通过这件事您就可以清楚了，我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又何必说？我们从小就受这种教育：祖国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祖国。我还有一位女友，她带着女儿走遍全城，在小姑娘裙子里，好几层传单裹在身上。女儿举起小手，央求妈妈：‘妈妈，我太挤了……妈妈，我难受……’这时大街上布满了德寇和伪警。
“孩子们也参加了战斗……我们把他们带到队伍里来，但他们毕竟是孩子。当我们被围困时，大家意识到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决定把孩子们撤出前线。可是他们还是从儿童收容所跑回前线来。在路上他们被敌人抓住，但他们还是逃出来上前线……
“当时是怎么回事？还要过好多年，这段历史才会弄清楚，您想想，一个孕妇带着地雷走路……而她还在等着自己孩子的降生……她热爱生活，她想活下去……可她还是那样做……”
用什么话来解释这种热情呢？托尔斯泰把它称做“潜在的爱国主义热忱”。而她们谈起自己来倒简单得很：“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又何必说呢？我们从小就受的这种教育：祖国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祖国。”但我们却必须弄明白这些，要把—切都搞清楚，因为我们是她们的后代，她们的子孙！
我一边听录音，一边浮想联翩……不，我不能设身处地地想问题。我怎么有权在这里谈自己？如果用“我”去度量“她们”，那就不能仅仅是记录，而且还要体验：当年这是怎么回事？我想象着，仿佛亲眼看到她们如何进入弥漫着士兵烟草味的闷罐车一一这些姑娘，头发剪得象男孩子，穿着清一色的军服，不合体的空落落的军大衣，显得那么笨拙、难看。她们还不肯当着女伴的面流眼泪，不好意思接受母亲长时间的拥抱：要知道，她们这是在开赴前线哪！
据她们今天回忆，当时在火车上，年纪稍大的女人都心事重重，默不作声，而她们年轻人一路上又唱又笑。我问她们，她们上前线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回答是一样的：高唱心爱的歌曲。对此我觉得奇怪。她们当时哪懂什么战争？十七八岁的姑娘怎么可能懂得战争？
比如，医士玛利亚·瓦西里耶夫娜·季霍米洛娃回忆说，她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才从护校毕业，分配到列宁格勒地区的一家乡村医院。她刚刚到任，安顿下来，——
“我立即被召到兵役委员会，得到通知说：‘给您两个钟头时间，收拾一下，要派您上前线。’我急忙整理行装，把所有东西都装进一只小手提箱里。”
“您打仗随身带的是什么？”
“糖果。”
“什么？”
“满满一皮箱糖果。先前派我到农村工作时，发给了我安家费。一有了钱，我便用这钱统统买了巧克力糖，整整装了一皮箱。箱子最上面放了一张护校同班同学的合影，上头全是女孩子。
“我到兵役委员会报到。兵役委员问我：‘把您派到哪儿去呢？’我反问他：‘我的女伴要去哪儿？’——我和她是一起到列宁格勒来的，她在邻村工作，离我十五公里远。兵役委员听到我的话笑了：‘她恰恰也是这样说的。’”
明斯克地区贝列金诺中心区的塔玛拉·伊拉利奥诺夫娜·达薇多维奇（上士，司机）还记得这样一件事：
“……我是从司机训练班出来的，学了六个月开车。我是个教师（战前我读过中等师范），但根本无人间津，战场上谁需要教书的？需要的是军人。我们训练班里有很多姑娘，能配备整整一个汽车营。
“有一天外出训练……我一想起这事就不由自主地要流泪。那时在春天。我们打完靶返回营房。我在野外采了一束紫罗兰花，很少的几朵。我采来后，把它绑在枪刺上，就这样一路走了回来。
“回到营地，指挥员召集大家列队，然后点到我的名字。我站了出来，可我忘记枪刺上还扎着一束紫罗兰花。指挥员开始厉声训斥我：‘军人就应该是军人，而不是采花女……’他弄不懂，在这种严酷环境中我居然还有心思想到花儿。
“可我没有把紫罗兰扔掉，而把它悄悄取下来，揣进了衣袋。为了这几朵紫罗兰，我被罚了三次额外勤务……
“还有一次，轮到我站岗。夜里两点钟，别人来换我的岗，但我不想换。我对下一班的人说：‘你站白天的岗吧，现在再让我站一班’我自愿站了一整夜的岗，一直到天亮。仅仅是想听听鸟叫。
“我们开赴前线，路过大街小巷，街道两旁自动排起了围观的队伍：有妇女，有老人，有孩子。大家都在抹眼泪：‘小姑娘上前线了。’我们整整一营全是姑娘……我们坐上军列向前开，那时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想法很幼稚。我和另一个姑娘站在车厢连接处。有几个小伙子邀请我们过去坐：‘姑娘们，你们一定饿了。我们这儿有面包干。’但我们拒绝了：‘我们才不去呢。’我们应当有自己的独立性……”
为什么在大量的细节中，我只挑选这样两件呢——一手提箱糖果和绑在枪刺上的紫罗兰？也许是因为我想要了解的这个姑娘的性格是我所熟悉的但又是最为真实、最为亲切的。不管那是在怎样的环境中，正是这稚气未脱的一手提箱糖果和一束紫罗兰所引起的三次额外勤务，极其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内心，远胜于大批敌军被炸毁的军列、击落的飞机，烧坏的机械化装备，以及大量的战利品。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消灭了足以奠定胜利基础的敌军军列、飞机和机械化装备。而今天使我最为激动和感奋的，却不是军事战役的描写，而是战争中人们生活的细微末节。战争强化了当时生活中每桩事实、每件琐事的意义，在这儿，生活已改变了原来的面目。
这些普通姑娘到底是怎样变成了非凡军人的呢？她们虽然时刻准备建立功勋，但她们并不适应军队。同样，军队也不适应她们，因为姑娘们大多是自愿参军的。人们对她们估计不足，也没思想准备。“我在兵役委员面前又撒泼又撒娇。兵役委员奇怪地问我：‘谁告诉你说要接收姑娘参军啦？’要知道当时战争才开始没几天……在这一年中，我死活认定：我是能作出什么贡献的，可是什么贡献也没让我做，除了往前线寄去唯一的一双暖手套。我的毡靴是三十四码的，寄去也没有用。于是我又接二连三地跑兵役委员会……”——柳鲍芙·伊万诺夫娜·奥斯莫洛夫斯卡娅（列兵，侦察员）回忆说。
当兵的学问她们不是迅速而轻松地掌握的。得穿四十码的厚毡靴和带帆布套的美式大皮鞋（她们管帆布套叫‘履带’），还有军大衣，而且必须剪掉辫子（个个姑娘都对这惨痛的损失耿耿于怀，少女的过去和军人的今天从此截然分开），习惯军队纪律，学会识别军衔，学会射击目标，匍匐前进，缠包脚布，一连几昼夜不睡觉，在短短的几秒钟里带上防毒面具，挖战壕……这些具体的战争生活，在她们要求参军之前，无论如何是想不到的。
格鲁吉亚奥甫恰村的诺娜·亚历山德洛夫娜，斯米尔诺娃（列兵，高射机枪手）回忆道：
“我们刚进入车厢，训练就开始了。一切满不是我们在家时想象的那样。必须很早起床，自由活动的时间一分钟也没有。而我们身上还保留着以前的生活习惯。只受过小学四年级教育的分队长古利亚耶夫下士教我们军事条令，他连有些单词的音都发不准，我们很不满意。我们认为：他能教我们什么？……
“体检以后．要进行入伍宣誓。司务长拿来了服装：大衣，船形帽，军便装，裙子。没有女式衬衣，就发了两件厚棉布缝制的男式长袖衬衣；没有绑腿，发的是一双长袜子和一双笨重的前后都钉着厚铁掌的美制大皮鞋……在连里，数我个子最矮，体重最轻，身高才一米五三，鞋子穿三十四码。不用说，军工厂是不制做这么小尺码军鞋的，美国人更不会供给我们这种小号鞋。发了我一双四十二码大皮鞋，不用解鞋带就可以直接把脚插进鞋筒，皮鞋很重，我穿上它，只能拖拖拉拉地走路。
“我列队走过石头马路时，路上都进出了火星，我的步态稀奇古怪，根本不象在走队列。那吃尽苦头的第一次行军，现在真是想想都可怕。
“连长看到我走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