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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快到避弹所里去把毛巾摘掉！注意伪装……’“而我却从他身边跑开了：
“我没什么好伪装的！妈不许我披着湿头发到处跑。’“轰炸过后，他找到了我：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是你的指挥员。’
“我不相信他：
“‘你当我的指挥员，还不够格吧？……’
“我跟这位年轻的上尉吵了起来。这个大男孩，顶多只大我一岁。
“发给我们的军大衣又肥又大，我们穿上这种大衣，臃肿不堪，活象捆庄稼。走不成路，动不动就摔倒。开始，适合我们穿的靴子也没有。靴子不是没有，可全是男人的尺码。后来给我们换了一种靴子一—靴头是红的，靴筒是黑色厚帆布的。这下我们可神气十足了！
“我们都很瘦小，套头上装穿在我们身上，简直象条大袍子挂着。凡是会针线活儿的姑娘，就能穿合体的衣服。再说，我们还有别的要求。到底是姑娘家！司务长来给我们量身材，弄得我们哭笑不得。这时，营长过来问：‘怎么样，司务长把你们的必需品都发了吧？’司务长只好支吾着：‘量了……会发给的……’“我在高炮部队当通信兵，天天在指挥所值班，搞通信联络。如果不是得到父亲阵亡的消息，也许一直到战争结束我还会当通信兵的。得到噩耗后，我就向上级申请：‘我要报仇，我要清算法西斯欠下我的血海深仇。’我想杀人，想复仇，想开枪……虽然上级劝我，说炮兵部队的电话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电话听筒可射不出子弹……我向团长写—了申请报告，他拒绝了。于是，我考虑了一下，直接给师长写了信。师长克拉斯内赫上校来到我们团，集合起全体人员，间道：‘想当炮长的姑娘是哪一—个呀？’我站了出来。我是什么模样啊小小的个子，细溜溜的颈子，而且还挂着一支冲锋枪。枪很沉，有七十一发子弹……可以想见，当时我是怎样一副可怜相……师长看了看我，说：‘你想干什么？’我对他说：‘我想射击。’我不知道师长在想些什么。他久久地打量着我，然后猛地转过身子，走了。‘完了’，我想，‘没指望了，准得拒绝。’不料过了一会儿，团长跑过来对我说：‘上校同意了。’……
“我进行了速成训练，时间非常短，只有三个月。我就这样当上了炮长。确切地说，我被吸收进一三五七高炮团了。最初那段时间，炮声震得我从鼻孔和耳朵往外出血，肠胃痉挛得厉害……夜里还不怎么可怕，最可怕的是白天……好象飞机就冲着你飞来，直对着你的大炮飞来。而且紧跟着你不放松，要把你在顷刻间整个儿地化为乌有。这真不是姑娘们该干的事……我们先是操纵80毫米炮，这种炮在莫斯科防空战中表现出色，后来又用它去打坦克了。于是又配给我们37毫米炮。我们当时在尔热夫一线，那儿战斗相当激烈……春天，伏尔加河上的冰破了……你猜，我们瞧见了什么？我们看到河上漂浮着一大块冰，冰块上有两三个德国鬼子和一个俄国士兵……他们死的时候还互相紧紧抱在一起，然后在这块冰上冻住了，这块冰整个儿地成了血红色。你们想想吧，伏尔加母亲河遍体都被血染红了……
她正说在兴头上，突然叹了口气，不说了。她解释道：“我讲不下去了……让我歇一歇吧，……太难受了……萨莎常常劝我服上两片镇静药片，这样我才不致于大哭大叫……
“听瓦丽娜讲这些，我想起了被围困的列宁格勒。”亚历山得拉·费多洛夫娜开始说：“特别有一件事，使我们大家极为震惊。我们听说，有一位老年妇女，每天都打开窗户，用小勺子向马路上泼水，一次次，越泼越远。起初人们以为：‘哦，她大概神经不太正常。’在围困期间无奇不有，可是人们到她家去，才弄清是怎么回事。你们听听，她是怎么说的：‘如果法西斯进了列宁格勒，走在我们的大街上，我就用开水浇他们。我老了，再不能干些什么了，可我能这样，拿开水来烫死他们。’她这是在演习……这是个颇有点书呆子气的老妇人。我直到今天还记得她的模样。
选择了她力所能及的斗争方式。你们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形吧……敌人就在眼前，纳尔弗城门一带正进行战斗，基洛夫工厂的车间每天遭到扫射……人们在似乎是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仍在想方设法眼敌人斗争，这种事例太多了。这种精神特别感动人。”
“我从战场上回来，成了残废，”瓦莲京娜·帕甫洛夫娜继续讲她自己的经历，“一块弹片击中了我的脊背。伤口不大，可是我却一下子被掀到远处的一个雪堆里。我本来就一连几天没能烤干自己的毡靴——不是缺少柴禾，就是轮不上我烤火。因为炉子太小，而围着炉子的人又很多。结果等我被人发现时，一条腿已经冻坏了。幸亏我在被雪埋住时，还能呼吸，于是在雪堆上形成了小洞洞，被军犬发现了。它们扒开雪层，把我的棉帽交给了卫生员。我的死亡通知书都填好了，——每人都有这样的通知书，人一死，通知书便寄给家属。人们把我从雪里挖了出来，放到帆布帐篷里，我穿的一件短皮袄浸满了血……可谁也没有注意到我的腿……
“我在医院里躺了六个月。医生想把我的那条腿截去，从膝盖以上锯掉，因为我已经开始患坏疽病了。这时我稍微恢复了神智，不愿意作为一个残废人活下来。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谁还会娶我？既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在生活中纯粹是个包袱。谁会要我，废料一块我决心上吊自杀……我请求卫生员把小毛巾换一条大的……在医院里，大家都爱逗我；‘这里有个老奶奶，老奶奶躺在这儿。’因为医院院长第一次见到我就问：‘哟，你多大岁数啦？’我马上回答他：‘十九岁……快满十九岁了……’他开玩笑说：‘嚯不年轻，真是不年轻了，已经这么大把年纪了……’“卫生员玛莎大婶也常常逗我。她对我说：‘我会给你大毛巾的，再说你快要上手术台了。不过我还得监视你。姑娘，你的眼神我可不太喜欢。你是不是在动什么坏脑筋呀？’我没话可说……可是，我看到这件事倒是真的：他们要把我送到手术台上去了。我不知道上手术台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一次也没有开过刀，可我却以为，我的身子将被割得支离破碎。于是我把大毛巾藏在枕头底下，想等没人的时候，等大家都睡熟的时候自杀。床架是铁的，我打算把毛巾系在铁床上上吊。可是，玛莎大婶整夜寸步不离地守着我这个年轻姑娘。直到天亮，她哪儿都不去……
“我的住院医生是个年轻的中尉，他找到院长，请求道：‘让我试试吧，请批准我试试看……’将军院长对他说：‘你想试什么？她脚上—个趾头已经变黑了，小姑娘才十九岁，你我要耽误她性命的。’原来，我的住院医生反对手术，他主张用另一种方法，在当时是一种新方法。就是用一根特制的针把氧气注入皮下，用氧气供养肌肉组织……反正我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医科学生……
“这位年轻的中尉终于说服了将军。这样他们才没有锯掉我的腿。他们开始用这个办法给我治疗。过了两个月我竟然可以走路了，当然，得拄着拐杖。两条腿就象软绵绵的破布条，一点儿都撑不起身子。明明能看见两条好端端的腿，就是没有丝毫感觉。后来我又学会了不用拐杖走路。别人对我说：你这是捡了一条命啊。从医院出来，按规定得休养。可是我怎么休养？到哪儿去休养？去找谁呢？我只好回到自己的部队，回到我的火炮旁。我在那儿入了党，当时只有十九岁……
“我是在东普鲁士迎接胜利的。已经连续安静了两天，谁都不开一枪。这天深夜，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我们今都跳了起来。紧接着便听到人们在欢呼：‘我们胜利了！敌人投降了！’其实，敌人投降不投降，这对我们无所谓，拨动我们心弦的，是胜利：‘战争结束了战争结束了！’大家都开始放枪，手上有什么枪就放什么枪：冲锋枪，手枪……后来连大炮也放起来了……有的人抹泪水，有的人手舞足蹈，大声叫喊：‘我活着，我还活着！’最后指挥员开口说话了：‘这怎么可以！你们不赔出这些弹药来，就不许复员。你们在胡闹些什么啊？给我放掉了多少炮弹？’那时我们觉得，世界上将要有永久和平了，再也没有人要战争了，弹药应该统统都销毁。最好连战争二字也永远不要说了……
“多想回家去呀虽然爸爸妈妈都不在了。可是我要报答继母的养育之恩……她就象亲妈一样对待我。我后来就叫她妈妈了。她一直在等我回去，等得好苦。院长已经写信给她，说我的一条腿被截掉了，我得残废地回到她身边，要她有思想准备。院长答应说，我在她身边可住上一段时间，然后再把我接走……然而她所盼的只是要我活着回来，这就够了。她十分想念我……
“我们在十八岁到二十岁间离家上了前线，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上才回来。起先我们还很高兴，后来却苦闷透了：我们当老百姓能干些什么？女伴们连大学都毕业了，可我们干什么呢？干什么都不行，没有专长。我们懂的，是战争。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打仗。我想尽快摆脱战争的影响。我麻利地用军大衣改成一件外套，连纽扣也都换了。到市场上把帆布长靴卖掉，买了一双高跟皮鞋。我第一次穿上连衣裙时，泪水忍不住哗哗流。在镜子里我都认不出自己了，要知道，我们穿了四年男人的长裤啊！我本来可以声明，我受过伤，给震坏了。可是如果讲出来，谁还接受我去工作？有什么好说的，我的腿脚有毛病，脾气坏的很……
“在前线时，男人们对待我们非常温存，很爱护我们。在和平日子里，我从没见过他们这样好地对待妇女。我们撤退的时候，人家常常躺在地上休息，睡在光秃秃的泥地上。男人们自己穿着军便服躺着，而把军大衣送给我们盖：‘给姑娘，…姑娘得盖盖好……’要是他们从什么地方弄来点儿棉花和绷带，也送给我们：‘喏，拿着吧，你们用最合适……’连最后—点砂糖也要分给我们。那时，在男人那儿除了善良和温暖，我们看不到还有别的什么。
“我和我丈夫两人复员回到明斯克时，什么铺的盖的都没有，真是一无所有。他在战争期间任过营长。我们找到一张大地图，它完完整整的，粘在厚帆布上。我们就把地图用水泡开……这样就成了一张帆布床单——我们家的第一张床单。后来，女儿出世时，我们又把这张地图做了她的襁褓……我现在还记得，这是—张世界地图。有一次，丈夫回到家里对我说：‘我们快去，孩子她妈，我发现了一个被人扔掉的旧沙发……’于是我们就摸黑出去抬那旧沙发一—深夜去抬，免得被人家看见。这个沙发真使我们欣喜若狂！
“我们仍然是幸福的，一点儿都不感到沮丧。每次买到配给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