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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我说：
“‘你来干什么？’
“我答道：
“‘打开、开水。’
“‘水没烧。’
“‘为什么？’
“‘炊事员们还在锅里洗澡。现在先洗澡，然后用锅烧开水……’“我信以为真，提起水桶往回走。迎面遇到了医生：
“‘你怎么空手回来了？’
“我回答说：
“‘炊事员们在锅里洗澡呢，水还没烧。’
“医生搔搔后脑勺，问：
“‘哪有炊事员在锅里洗澡的？’
“他带着我转回去，狠狠教训了那个炊事员一顿，给我灌了满满两桶开水。
“我提着开水桶，迎面又碰上了政治部主任和旅长。我立刻想起来，上级教我们要向每个军官行礼，因为我是列兵。可现在来了两位军官，我该怎么同时向他们两人敬礼呢？我—边走一边想。等走到跟前，我放下水桶，两只手同时举到帽檐上，分别向他们两人行礼。他们正走着本来没注意我，这时却惊讶得睁大了眼睛：
“‘是谁教你这样敬礼的呀？’
“‘准尉教的，他说必须向每个军衔比我们高的人敬礼，而你们是两个人在一起走……’“对于我们女孩子来说，军队里的样样事情都是深奥复杂的。要学会识别肩章标志就特别困难。我们参军那会儿，还有菱形的、小方块的和长方形的各种领章。你总得费劲去想，某某军官是什么军衔。有一次，一个军官对我说，你把这包文件给大尉送去。可我怎么识别他是大尉呢？我边走边想，结果把‘大尉’这两字搞忘了。我走到他跟前说：
“‘叔叔，有个叔叔，就是那边的一个叔叔，叫我给您送这个来……’“到底是哪个叔叔呀？’
“就是穿蓝裤子绿上衣的那个……’
“我们记得住的，不是这个中尉或那个大尉，而是别的特征：好看的或难看的，棕色头发的或者高个子的……‘喏，就是那个大高个儿！’——你马上就知道是指谁了。
“不用说，当我看到了烧焦的工作服、烧焦的胳膊、烧焦的面孔时，我才懂了，这就叫战争。坦克手们从燃烧的坦克里跳出来，浑身都着了火，而且除比之外，他们还常常断了胳膊、断了腿，伤势都很严重。他们躺在那里，向你请求道：我要死了，请写信给我妈。或者，写封信给我妻子……每逢这时，我们心里都有一种比恐怖更折磨人的感受。
“有一回我双腿受伤，坦克手们把我抬到一个村庄。我记得这村庄是在基洛夫格勒一带，叫黄村。卫生营所在地的女房东哭着说：
“‘真细（是）的，介（这）么年青的小伙子……’“坦克兵们笑了：
“‘大妈，介（这）不细（是）伙子，细（是）个丫头”
“她坐在我身旁，仔细端详说：
“‘细（是）丫头？细（是）丫头？明明细（是）个年轻小伙儿嘛……’“我那时头发都剃了，穿着连衫裤工作服，戴着坦克帽——象个地地道道的小伙子……大妈在高板床上给我让个位置，甚至还为我宰了一头小猪，好让我快些养好身子……她老是怜悯地说：
“‘莫不细（是）男人不够了，介（这）么一个小妞儿都挑来打仗……还细（是）个小丫头嘛。’“我十八岁那年，在库尔斯克会战中，被授予一枚战斗纪念章和红星勋章；十九岁时，获得了卫国战争二级勋章。部队补充新兵时，来了许多小伙子，他们年纪很轻。对他们来说，勋章当然是很稀奇的。何况我和他们年龄差不多，都是十八、九岁。有一次，几个小伙子讥笑地问我：‘你是怎么弄到这勋章的？ ……你也参加过战斗？’甚至还有这样故意挖苦的：‘难道子弹会穿过坦克铁甲吗？’“后来，我在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给他们中的一个小伙子包扎。我记得，他叫谢戈列瓦特。他请求我原谅：
“好护士，原谅我吧，我那时挖苦过你……’“你问我们那时懂不懂爱情？如果说懂，那也是中学生的爱情，而中学生的爱情是幼稚的。我记得，一次我们被包围……四面八方的敌军围得越来越紧。我们下了决心：夜里行动，或者突围出去，或者死掉拉倒。我们知道，死的可能性最大……我不知道，下面这件事该不该对你讲……
“我们坐等黑夜到来——毕竟还是想冲出去啊。当时营长负了伤，米莎自告奋勇担负起营长的职责。他最多十九岁……突然，他对我说：
“‘你总尝过滋味儿吧？’
“‘尝过什么？’我那时倒很想吃点什么。
“‘不是什么，是人……’
“‘没——有——……’
“我也还没有尝过那滋味儿。要是就这么死掉了，却还不知道什么是爱情的滋味儿……夜里我们会被打死的……’“‘你说些什么呀，傻瓜蛋’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
“可怕的不是你被打死，而是你就要死了，却还不懂得生活，什么滋味都没有尝过。这是最可怕的。我们为了生活而死，可还不知道什么是生活。”
我们又回到了最痛苦、最折磨人的话题上来。
“……在坦克部队里，卫生员死得相当多。因为坦克上没有规定给我们的位置，只能紧紧趴在铁甲上面。我们只担心一件事，就是别把脚伸到履带里去。还必须留神哪辆坦克起火……然后要跟着跑过去，爬上去……在前线时，我们共有五个知心女友：柳芭雅辛斯卡亚，舒拉·基赛廖娃，托妮亚·鲍布柯娃，季娜·拉泰什，还有我。坦克兵们都管我们叫．‘科纳柯沃城的五姑娘’。那四位女伴后来全都牺牲了……
“在柳芭·雅辛斯卡亚牺牲的那场战斗前夜，我和她坐在一起，互相搂着，说心里话。这已经是一九四三年了，我们师打到了德聂伯河畔。柳芭突然对我说：‘你知道吗，我在这次战斗中会死的……我有一种预感。今天我到司务长那儿去，求他发一件新衬衣给我，可他舍不得，说是你不久前才领过一件。明天早上我们两人一起去吧，你陪我去求求他。’我安慰她说：‘我已经和你一起打了两年仗，现在子弹都怕我们了。’“可是到了早上，她还是——个劲儿地劝我一同去找司务长。我们总算讨到两件新衬衣。这样，她终于有了件贴身的新衬衣……雪白雪白的，有一道小松紧带儿……结果她真牺牲了，全身是血……白的衬衣，红的血，红白相间——这情形到今天还留在我记忆里。她事前已经想到了……
“我们四个人一起把她抬到担架上，她的身子似乎特别重。我们把所有的小伙子安葬在一起（在那次战斗里我们死了很多人），而把柳芭放在最上面。我实在无法相信这一事实：她已经不在了，她已经死了。我想：我要从她那儿得到点东西留做纪念。她手上戴着一枚戒指，是什么质料的，金的还是普通的我都不知道。我把它取了下来，虽然小伙子们都劝我，说你还是不要拿，这是不祥之兆。最后告别时，每个人都按惯例撒上一把土，我也撒了，而且把我自己的戒指也投了下去，投进坟里，……留给柳芭……我记得她很喜欢我这枚戒指……她的一家人，父亲参加了整个战争，活着回来了，她哥哥也从战场上回来了。连男人都活着回来了……而柳邑却死了……。舒拉·基赛廖娃，是我们几个当中最漂亮的一个，她是被烧死的。她把重伤员藏在干草垛里，敌人开枪扫射，草垛着了火。舒拉本可以逃出来，可那样就得扔下伤员，而他们谁都动弹不了……结果，伤员全都烧死了，舒拉也和他们一起……
“托妮亚·鲍布柯娃牺牲的详细经过，我是不久前才刚刚得知的。她是为了掩护情人才被迫击炮弹片击中。弹片飞舞时，那真是千钧一发呵……她怎么还能抢在前头？她救了彼佳·鲍依切夫斯基中尉的命，她爱着他。这样，中尉便活了下来。
“三十年后，彼佳·鲍依切夫斯基从克拉斯诺达尔来到莫斯科。在我们前线老战士的聚会上，他找到了我。这一切都是他告诉我的。我和他一起到了鲍里索夫，找到了托妮亚牺牲的地点。他从她坟上取回了一把土。后来他写信给我说，他把这土撒在他自己母亲的坟头上了。‘我有两个母亲，’他这样写道，‘一个是生我的母亲，一个是托妮亚，她救了我的性命……’“我们五个姑娘当初—起离开母校，可是只有我一个人回到了妈妈身边。我干吗要回来呢？伙伴们都死了，而我却回来了……瞧，她们的照片全挂在这里。我们一共五个人……
“我到过很多地方，给人讲她们的故事……我还亲自动手写……儿子对我说：‘你总是没功夫。’可是我们前线老兵的聚会我却回回不拉。不论我人怎样不舒服，我爬也要爬去……我是为这个活着的……这次的聚会完了，再等下次……”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突然出乎意料地朗诵起诗来：
我一生历经了无数事物，
但最最美好的回忆，
莫过于在烈火中抢救同志，
从死神手里夺回战友……
“这是我写的诗。”她不好意思拙承认，“我在前线就写诗，现在还在写。姑娘们可喜欢了……”
这也是件奇事儿，她们中间很多人在前线写诗，到如今还在用心誊写，保存在家庭档案里——诗歌写得虽然苯拙，但令人感动，充满了真诚的情感。我从采访和多次的会见中，已经养成习惯，看待这种感情就象看待文献一样。正是在这感情的文献中，我听到了时代的语言，见到了一代人的风貌。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两年前，我找到了瓦尼亚·波兹得尼亚柯夫。我们当时都以为他死了，谁知他还活着。他那辆坦克（他是车长）在普罗霍洛夫卡会战中打掉了德军的两辆坦克，他的坦克也被打中起火了。坦克手们全牺牲了，只剩下瓦尼亚一个人——但失去了双眼，全身烧伤。我们把他送到医院里，大家都以为他活不成了。不料过了三十年，我竟找到了他。还记得，我走上他家那座楼梯时，两腿直发软：是他吗？不会弄错人吧？他亲自开了门，用双手抚摸着我，辨认着：‘小尼娜，是你吗？小尼娜，是你吗？’您想啊，过了这么多年，他还认得我
“他母亲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他和她一起过活。她和我们一起坐在桌旁，不停地抹着泪。我问她：
“‘您干吗还要哭？我们老战友会面了，应该高兴才对’“她回答我说：
“‘我三个儿子上了战场。两个死了，只有瓦尼亚活着回来了。’“可是她的瓦尼亚的两只眼睛没了……
“我问他：
“‘瓦尼亚，你最后看到的是普罗霍洛夫卡战场，是坦克大战……你还记得那一天吗？’“您猜他是怎么回答我的？
“‘我只有一件事感到遗憾：我过早下命令叫全体乘员离了车（而小伙子们后来还是都牺牲了）。不然，我们本可以再打掉一辆德国坦克的……’“这就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憾事……”
我同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接触还在继续，不过已经是书信交往了。我根据录音带把她的故事整理出来后，遵照诺言，给她寄了一本去。几个星期后，从莫斯科来了一包很重的挂号印刷品。我拆开一看，是剪报，文章，和关于卫国战争老战士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维什涅夫斯卡娅的军事爱国主义贡献的正式报告。我寄给她的那本资料也邮了回来，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