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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我也不清楚是多少天，下午，我的手机响起来，它响得很温柔，怯生生的。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接起来，我当然知道是微微。
“喂。”她说，声音隔得远远的。
“喂喂。”我急切地说，担心她听不到，“喂喂。”
“喂。”
“喂喂。”我们彼此呼唤，又彼此不太确定似的。
“外面可热了，秋老虎来势汹汹的。”她突然说，像是我们昨天才刚通过电话。
“是么。”我说，可是外面明明下了场雨，带出很多凉意来。然后我们聊了几句天气，她像以前一样与我抱怨了一会儿刚辞去的那个工作，每隔一段时间不见，这样的对话几乎是我们雷打不动的开场白。这让我放松起来。然后趁着我们谈话的间隙，我告诉她说，我回上海了。
“哦。是么。”她说，语气里完全听不出情绪来。
“过些天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我有些迟疑地说。
她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半途突然想起什么。就这么过了一段空白的时间，她回过神来飞快地说：“一起吃晚饭吧，我来接你。”
“好啊。我这些天住在父母家里。”
“行，我记得怎么走。”她立刻挂断了电话，像是担心自己再过一秒就要后悔。
剩下的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打发。我从冰箱里掰了粒毛豆塞给蟋蟀，然后看着它。它并不吃，一动不动的，其实我从未见过它吃东西，当我看着它的时候，它就这么待着，偶尔颤动一下胡须。然后我站起来，走到窗户旁边，草坪上趴着只狗，旁边它的主人正用水管冲洗一辆满是泥污的汽车，他像是吹着口哨，但我听不到声音。
不一会儿我看到微微的车缓缓开进小区，她没有把车停在停车场里，却是径直开到我家门口的花坛边。我看着她耐心地把车停在两棵梧桐树的中间。一会儿有个保安着急地从远处奔过来，朝她的方向挥舞着双手，她没有下车，大概只是摇下车窗。保安弯下身去，不知说了些什么，然后他直起身来，点了根烟，靠在车窗旁把烟抽完，心满意足地走了。我不由从心里感到些柔软，我差点儿忘记，她是如此浑然天成的可人儿，两三句话就能把人逗得开心起来。她没有立刻给我电话，于是我站在窗边看着她的车顶，她这会儿应该点了第二根烟。再过了一会儿，手机响起来，她发了个简短的消息说，我在楼下。
我急匆匆地下楼，甚至跑了几步，临近小区门口时又把脚步放慢下来。她从车里出来了，坐在花坛边玩手机，两条腿伸得长长的，交叠在一起。她原本绝不纤细，甚至在夏天里显得有些虎背熊腰，每天都把减肥挂在嘴边，又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食量。但现在这一切都突然消失了，时间带走了她身上多余的东西，她还是不分季节地穿着短裤和凉鞋，小腿显得长而结实。她的头发竟然长长了，染成深咖啡色，松松地在脑袋后面扎了个马尾，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嗯，一个女人。
然后她抬起头来看到我，在我犹豫间她已经利落地走到我跟前，重重地抱了我一把。与她相比，我总是木讷不堪。近距离地看到她，她鼻子上的粉有些脱落，描着两根抖抖索索的眼线，这让她看起来只有二十多岁而已。我们都有些难掩的兴奋，一时也不知道该把目光放在哪里，忍不住去看对方的眼睛，又要不好意思地挪开，因此而竟然带出些伤感。
“好冷啊。几天不出门，外面就换了个季节。”她说，于是我们赶紧躲进车里。车还是那辆旧车，她爸爸以前做生意时用的桑塔纳，跑过十几万公里以后就扔给她了。车里很乱，扔着她的衣服、鞋子、喝剩下的饮料罐，一股喷再多香水也去不掉的烟味。
她说太冷了，想要吃热烘烘油腻腻的东西。我说不如就近去吃那家我们常去的麻辣烫吧。她就大惊小怪地叫起来，“那儿已经拆掉一百年了，阿姐！”我笑起来，心想，哪有，顶多三年。在我去北京前我们还在那儿的大头贴机器前拍过照片，比起她来，我总是显得过分老实，她在镜头前动来动去，劲头十足，我被挤在一旁摆出一个尴尬的笑。说得好听点是恰到好处，其实就是局促不安。我们相识那么多年，我遇见她还是会感到局促不安。而现在我们挤在这个逼仄的空间里，谁都不好意思转头去看对方，只是盯着眼前的挡风玻璃，有只风筝飘在我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可是挡风玻璃上都找不到一块干净的地方。
结果我们没有吃成麻辣烫，而是去了一家很久未光顾的面馆。面馆挤在一条弄堂里，远未到饭点，却已经挤满人，这儿向来如此热闹。像过去惯常的那样，我要了雪菜肉丝面加一个荷包蛋，微微则要了辣肉面，又从冰柜里自己拿了两瓶可乐。几乎都坐满了，我们只好拼了张桌子挨着两个陌生女孩坐下。
刚坐定，我就四处张望找那位阿婆。阿婆是这家店的老板，平日里每天都坐在门口收钱。这儿的面与其他地方不一样，汤特别鲜美，据说是她每天清晨起床亲自熬的，祖传的秘方，其他地方学都学不来。她脾气不好，对客人们从来不给什么好脸色，看到剩下很多没有吃完的更是会当面咒骂几句。但若稍微对她说两句好话，她又会多送一碟酱菜到桌上。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性格。
“忘了告诉你，阿婆死了。”微微说。
“啊？怎么了。”
“不清楚，也就是过年前那段时间吧。突然这儿就挂了张停业通知，听这儿隔壁店里的老板娘说是阿婆死了，所以店也就关门了。我还真的伤感了一阵子呢，那会儿冬天里最大的期盼就是来吃碗热腾腾的面了，配上她自己熬的辣椒油。结果等到春天的时候，这儿又重新开了，是他们家里长子重新接管了再做吧。你看那儿收钱的是他老婆。”她朝那儿努努嘴，我转头过去见着一个正在喝茶的中年女人，刘海烫得高高的，没什么表情。
说话间两碗面端了上来，还跟原先一样冒着油光，香气扑鼻。微微起身伸手从筷筒里拿了两副筷子出来，自然地用纸巾擦了擦，再递给我。又从隔壁桌拿来辣椒，在我俩的碗里各舀了一小勺以后才坐定下来。
“放心吧。还是那么的好味，我之后来吃过很多次，生意比原先还好。晚来一个小时的话，许多浇头就都卖光了。”她说着，稀里哗啦地吃起来。这让我觉得她身上那些陌生的部分稍微褪去了些。
“你很久没有去过咖啡馆了吧。”我问她。
“嗯，你们都不在，我自己去没什么意思。”她头也不抬地回。
“你知道保罗先生死了么？”我说。
“嗯？”她顿了顿，看看我，又继续低头吃面，隔了会儿含着一口肉含糊地说，“怎么尽是些这样的事情。”
于是我把从胖子与大奇那儿听来的故事拼凑起来，囫囵讲完。“你说可怕不可怕，他死的那会儿并没有人发现，死了以后也没有人过问。”
“这没什么。”她说。
“你的心肠现在也越来越硬了。”我说。
“可不是么。”她专心地吃着自己的面，好像其实事情都与她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有些沮丧，那种捉摸不定的陌生感倏然再现，弄得我完全不知所措起来。于是我们各自沉默了会儿，满头大汗地应付着放了太多辣椒的面条。
“你还记得小杰么？”她像是想起来什么似的问我。
“记得。摩托车小哥。”我说。
“他得了癌症。”她轻描淡写地说，但这会儿我知道她是故意装成心不在焉的。
“还好么？”
“也是今年过年的时候，新年里，他突然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大姐头，我得癌症了。你能想像么，就是他平常里那种大大咧咧毫不在乎的口气，好像在说其他人的事情一样。应该是淋巴系统出了问题，暂时死不了，但是活着的质量也不会高到哪里去，那段时间里都在医院里住着呢。”
“后来呢？”
“后来正好过情人节，他实在忍不住了，下午从医院里逃出来找我。我反正也没有男友一起过节，就陪着他两个人在外面溜达了一个下午。他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到死的时候竟然还是个处男，我说那找个病友吧。他说他找过了，二楼就是乳腺癌的病房，他白天特地跑过去看看有没有女生，结果住着的都是过了更年期的中年妇女。他说得可生气了，大姐头，就没有年轻女孩得癌症的么！”她说，说着我们都笑起来，明明是难过的事情，却忍不住笑得眼泪都要出来。这么悲惨的事情，又发生在曾经每天见面的人身上，却不知怎么的像假的一样。大概就是根本不能相信吧。
“之后就没有再听到他的消息了。”她说。
“现在是秋天了，没有消息就算是最好的消息吧。”
“嗯。”她点点头，把还剩下一点的面条推到一旁，又专心喝起可乐来。她始终低着头，于是我不时地看看她，她描着的眼线有些晕开。
“你真的为保罗先生的事感到难过么？”她问我。
“说不上。刚听到的时候当然觉得诧异，之后每次想起来，更多只是在自怜吧。”我不知怎么地就用起了大奇的词语来，“总能联想起自己的处境。”
“我现在都能想起来我最后一次遇见他时的情形，那会儿我已经不在咖啡馆做了，老虎也早从我们一起租的屋子里搬出去了。有一天晚上我吃盒饭吃坏了肚子，大概是坏掉的猪肝吧，上吐下泻。我打电话给老虎，他关机了，所以最后只好自己打车去医院挂水。等到挂完水从急诊间出来，天都快亮了。我想去对面的便利店里买些水喝，结果隔着条马路看见保罗先生。他一个人，正从里面走出来。那天非常冷，他穿着件我们从未见过的棉袄，从头裹到脚，像是问其他人借来的。我猜想他可能也是来看病的，他看起来极其糟糕，脸上全无血色可言，手里抱着桶水，正是我想要买的那个牌子。就在他快要抬头看到我的时候，我赶紧跳进一辆正巧开过来的出租车里。”
“尴尬？”
“不完全是。只是，他看起来那么孤独，简直无药可救，而当时的我应该算是他的同类吧。我们是一种人，但是一种人难免会有些彼此仇视。”她说。
“嗯。”
“所以他死了，这真的没什么。”她说，“那个情人节的下午，我陪着小杰去了复兴公园，他穿着件厚厚的夹克，但是我看见里面病号服的领子了，心里就觉得很难过。回去的时候他说要走回去，我看他脸色一点都不好，就帮他叫了辆车，塞给他五十块钱。没有其他任何事情是我可以帮到他的了。”
这时候店里已经聚拢起更多人，他们在我们身边走来走去，有很多下班后独自来吃碗面的人，他们一边对付着面前的食物，一边紧紧盯着手机或者报纸上的新闻，吃完以后心无旁骛地推开椅子离去。我们身边的两个女孩则始终保持着飞快的语速交谈。短发的女孩说她妈妈的同事为她介绍男朋友，家里没有房子的想都不要想，直接就被她妈妈拦截掉了。另一个浓妆的女孩说她的妈妈说不能嫁给医生，因为医生是要三班倒的，而且医院里面那么多小护士天天盯着，这可怎么吃得消。
我们俩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
“你看，其实也没有那么难。”我说。
“切。”她撇撇嘴。
其实我真的是这样想的。看她们说得起劲，几乎连筷子都来不及动，面前的两碗面简直要胀开来。我不由担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