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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在印度待了五个星期。但我想他在这儿找到了治疗方法，至少他正在那个治愈的过程中。”大奇说着，看了我一眼。
“我们家里人向来不理解他，他是个……艺术家。”她犹豫了一会儿说，想要挑选一个更好的词语来描述。
“呵，可不是么！”胖子呵呵大笑着附和，转而又无奈地说了句，“操。”
“你们或许可以跟我说说他这些年的生活。你们就像是他最好的朋友。”她说。我们都有些面面相觑，甚至感到些许的羞愧和尴尬。我们没有能够成为他最好的朋友，真可惜，或许连朋友都称不上。可是谁会在乎呢，活着的人也只是想要得到一些无可名状的安慰而已。
“他的房间里挂着一幅中国山水画，出自名画家之手，是他当时倾家荡产买来的。他每天花很多时间对着那幅画沉思，我这样的粗人是不理解的，但谁都有自己治愈心病的方法不是么。”胖子用磕磕绊绊的英文为难地说着。说完以后一扭屁股从架子上拿下那瓶专门被保罗先生留着的茴香酒，又从冰箱里取出一桶冰块。
“这是他在这儿最爱的酒，反正还剩小半截，大家分了吧。”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倒上一些，冰块碰到酒精时裂开的声音真是久违。
“他写过很多诗。”大奇说。
“是啊。他很爱写诗，在他去参军前，他在大学里念到文学硕士。”他妹妹轻描淡写地带过一句，她大概以为我们真的对他也是那么了解。我们又互相望了一眼，几乎要就此沉默下来。然后大奇接上话题，继续说起他在杂志上发表过的那些评论文章。
趁他说话的间歇，我点了根烟，走神地望向窗外。外面几近漆黑，只有两盏路灯闪着微弱的光芒。我才意识到今天对面电影院的霓虹灯没有亮。然后我发现并不是灯没有亮，而是被整个拆掉了，连带着那块挂在那儿不知道多少年的招牌也被一并拆去，空剩下两面墙上过期的电影海报。售票窗口外面堆着些碎砖石块，里面黑洞洞的什么都没有。
“昨天拆掉了，听说要开个夜总会。”胖子凑过来小声说，耸耸肩。
“哦。哦。”我有些回不过神来。过去每当咖啡馆的厕所被客人占着的时候，我们就跑去电影院里，那儿冷气十足，还能听到空荡荡的放映大厅里传来的念白或者音乐声。后来就算厕所空着，微微也喜欢跑去那里，她从咖啡馆一路小跑地穿过马路，有时候还问售票处的小妞兑换点零钱。她在里面待很长时间，若是我们这儿生意清淡，她就干脆看上小半场电影，然后才流连忘返地出来，站在马路对面抽根烟。我仿佛还能想像她的模样，她踩着凉鞋，对着咖啡馆落地玻璃窗的倒影拉扯一下自己的衣服，再把头发揉揉乱。好像从来不知道我们就在这儿，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看着她。
等我再次被拉回到他们对话中去的时候，保罗先生的妹妹正用热切的眼神望着我。可是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编不出完整的句子来形容不存在的友情。
“我记得他有过一个女朋友。”我这么说，然后求助般地看看大奇与胖子。他们鼓励地看着我，大概觉得这倒像是个好故事的开场。可能他们不记得了，或者他们从来不曾注意到。
那也是很多年前，我尚在咖啡馆工作的时候。有一段日子保罗先生突然消失了几天，直到有一天晚上，外面下很大的雨，我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那天的生意格外好，电影院散场以后这场突如其来的雨把很多人滞留在咖啡馆。这儿人声鼎沸，好像这片刻等待的时光是恩赐的，人们大声聊天，喝啤酒，嚼刚刚炸出来的薯条，喇叭里播放着明亮的雷鬼音乐。然后电影院的霓虹灯暗下来，我看到最后走出来的人竟然是保罗先生，他的身边有一个女人。我隔着玻璃注视着他们，保罗先生撑开一把雨伞，他们俩靠得很近，他搂着她的肩膀。然后他们在咖啡馆门口停了一会儿，向里张望着，保罗先生对她说着什么，我想他大概是被里面的热闹吓坏了，终究没有进来。
而我瞥了一眼伞底下的那个女人，她穿着双闪闪发光的高跟凉鞋，皮肤黝黑，有只肥硕的屁股，眼神飘忽不定，头发油腻地披在肩膀上，像是那种在洗头店里常常能遇见的。总之一无是处，完全只会是保罗先生日后给别人留下的一个笑柄。而如果这个女人在当时就知道身边这位美国人日后会因为贫穷而死，她一定当场就会抛弃他。只有他会把这样一个女人搂在身边，毫无审美，却满怀柔情。
“她是怎么样的？”保罗先生的妹妹问，她身体向前倾了倾。我才注意到她有一双蓝色的眼睛，此刻看起来饱含着温柔与悲伤。
“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女人。”我低声说。她以及他们显然都还在等着我把故事说下去，可是没有了，我没有要说的故事。我们尴尬地沉默着，我只能低头不再看他们，一口把杯子里味道浓烈的茴香酒喝完。
“你为什么叫他保罗先生？”她问。
“可能就是些同事间的玩笑吧。”我说。只有我跟微微两个人是这样叫他的，我们常常给客人们起些类似的绰号，像是香蕉奶昔先生，酸黄瓜先生，以此区分他们对于食物的喜好。保罗先生其实没有什么喜好，他对食物说不上有多大的兴趣，他对整个外部世界其实都没有兴趣。所以现在他死了，我们谁都不感到惊奇。
接着他们不得不又聊了些有的没的，好让这个夜晚不要结束得那么突兀。有时候大奇望着我，有时候他又扭头望着窗外，而窗外只是无法逆转的时间。今天虽然是周末，但是竟然完全没有客人，像是一切都要结束了。
我们再次陪着胖子打烊，他要带着保罗先生的妹妹去他的家里收拾些遗物。我们站在电影院的残骸前告别，路灯的光晕打在胖子脸上，映出两个深深的黑眼圈。他已经走出几步去，又拍拍脑袋想起什么似的朝我径直走来，从口袋里掏出张小纸条来塞到我鼻子底下。
“微微的电话号码。前几天在店里遇见她一个前同事，但是她又辞职了。我打过，能打通，但是没有人接。这家伙！”胖子说着又掉转头走了，他腆着肚子，显然为自己小小的善举而得意万分。
而我把纸条对折，再对折，塞进裙子口袋，走了两步觉得不好。再把它拿出来，摊开，揉揉平，看一眼上面潦草的字迹，惟恐一不小心它们就会不见。想了想，再对折一次，重新摆回口袋，把拉链拉拉好，又从外面轻轻按了两下。
而这会儿，又只剩下我与大奇，我们并行了一段路以后，我打算回家。于是我们在路口停下来，不远处被红灯阻隔着的地方亮着许多绿色空车顶灯。我有些不安地把重心从左脚移到右脚，再移回来。
“你觉得我是你什么人？”他突然问我，我看看他，他笑嘻嘻的。
“男人？”我想了想，憋出个模棱两可的词语。
“很好，既色情又是临时的。”他说得有些郁郁，像是在指责我语气里的冷酷。我们都望着那个几乎快要闪烁起来的红灯，无法辨别心里的感受。
“做我的女朋友吧。”他这么说。
“嗯？”我其实听清了，但我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说，做我的女朋友吧。”他又重复了一遍。这时候他坦坦然地望着我，然后红灯跳动着变成了绿灯。对面亮着顶灯的出租车齐刷刷地朝我们涌过来，开着大灯，经过我们身边时都犹豫着稍稍减了些速，但也只是一会儿就加足油门向前冲去。
“哦，不。别这么说。”我说。
“虽然我现在说不上爱你，但是很喜欢你是真的。用我家里人的理论，到了这个年纪，好的都结婚了。不过其实也不用把所有事情都搞得那么明白，两个人之间无非是相处。你在北京的事情我也能猜个大概。谈恋爱无非就是这些事情。”
“别猜！”我打断他，简直有些气急败坏。
“我只是想说，女朋友的事情你也不用放在心上，你先好好安顿，别让我的气场冲淡了你北京的回味。做人差不多就是这样的，红烧肉圆和老阿姨都是真实的，做爱、醉、大哭好像都不是很有良心，也容易被忘记。”他说。这会儿又变成了红灯，我们都不再说话，我继续把重心在两脚间移动，我看着远处那排亮闪闪的顶灯，一点都不知道自己是希望它们快点开过来，还是希望马路永远就像现在这样空空荡荡。
柒 ◇
在北京的第一个冬天，刚过完春节，我提前回来工作。微微则因辞职而留出来的空当儿过来看我。那段时间她始终在换工作，大部分连试用期都无法坚持完，到后来辞职对她来说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我们都懒得再多加过问。而我也已经在东二环租下的屋子里安顿了一段时间。
这儿不太好找，虽然紧挨着二环，却好像是城市中心被人凭空忘记的空地。稍微再往南走两步，就是沙尘漫天的工地，地上终日泥泞，从后面的小路走出去，能找到几间简陋的街边浴室，露天停车场旁边搭着临时的台球桌，日晒雨淋，倒是每天都有附近的工人聚集在那儿。傍晚路边摆满蔬菜摊儿，竟保留着小镇生活的样貌。我对于未来生活全无打算，也不知道自己会在这儿住多久，所以一切都不计较。房东允诺给我的写字台迟迟未到，暂时放了只院子里用的铁质圆桌，我的行李箱则充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床头柜。
与此同时，我买了辆二手轿车，日本造、手动挡。哪怕如此也花掉了之前差不多所有的积蓄。因为离合器始终没有调整好的缘故，等红灯或者上坡时总是会熄火。这样开着难免会有些丧气。不过还是很喜欢去办公室时要走的那一小段高速，好像四季的更迭就此不会错过。
我去机场接微微，把车停在出发处等她。那天突然降温，连机场也显得很荒凉，维持秩序的警察站在近处，对停滞在那儿的车辆不闻不问。不时有飞机从头顶低空掠过，我觉得这幅场景若不被打扰，简直可以永远看下去。直到微微敲我的车窗，我才看到她，想下车帮她搬行李，但是她只背着一只双肩包而已，她飞快地钻进我的车里，带进来外面干燥的空气。
我们在车里笨拙地拥抱了一下。她刚刚理了很短的头发，戴着顶软帽，盖住两只耳朵。这是她第一次到北方，她穿着能够穿上的最厚的衣服，坐下来以后几乎不能再挪动，露出巴掌大一张苍白的脸，不断跺着脚。我们隔着一段时间未见，竟然彼此都有些羞涩，不好意思多看对方一眼。她身上多出些陌生的东西，也有可能是反过来，她身上有些熟悉的东西被吃掉了。我们都有些不自在，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问我要打火机，又问能不能在车里抽烟。我摸出打火机递给她，自己也点了一根。我们打开一些车窗，哆哆嗦嗦地迅速抽完两根烟，发车上路。
回程漫长，她看起来有些沉郁，并不多说话，歪着头昏昏欲睡，脑袋不时撞到车窗上，她就哎哟轻轻叫一声。她说经过天安门的话告诉她，我说好啊。然后我小声开着收音机一路向前。天色灰白，这儿的傍晚常常是这样的颜色，像把刀。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