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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人就是在我的努力下，从‘72’分家出来的，这一点魏林他们可以证明嘛！”他脸上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
我笑着说：“这一点他们已向我说过，您做了件好事！那就委托您把这封信交给司令官吧！您最好是能够发表这封公开信！”
他接过信说：“我一定亲自交给菲茨泽拉尔特上校，至于公开发表，你知道决定权并不在我这个普通记者手里。”
临走，他忽然说：“怎么管理当局连桌子、椅子都不给你们，这怎么写字办公呢？我去替你们提要求。”
我用难以相信的眼光看了看他说：“那就太感谢了！”
事后，我把和菲利浦的谈话向孙振冠做了汇报。老孙分析说：“他决不是什么普通记者，据我们估计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特务，他对我们表示的友好，很像黄鼠狼给鸡拜年。我们要对他提高警惕，但又不妨利用他的伪装替我们干点事，你给他将了一军，这很好！看他还有什么表演吧！估计桌子会送来，以证明他的‘关心’。”
有意思的是第二天格林中尉果然派人送来了一张方桌四个凳子，还有纸笔墨水。我们再不用趴在地上写字了。
我再一次感到老孙确实不愧为我军的教导员（在部队叫他“小老兵”），他的政治洞察力和政策水平是我所不及的，尽管当时他不过24岁。
两天后，我们从操场上拾到一块包有信纸的石头，信上用英文写着：“你们的团政委被敌人从釜山押来，关在‘72’军官队受折磨，尽快设法把他要到‘71’去。”
我们立即向司令官写信，要求将“王芳（即赵佐端）上校”和“杜岗中校”送“71”。我们在信中明确指出：“如果他们被叛徒整死，您将负全部责任。”我们估计那个情报是人民军战友得到消息后，托伪军中的自己人扔进来的。
几天后，当菲利浦再来到“71”时，我们把赵政委和杜参谋长的处境告诉了他，并把我们写给司令官的信给他看了。
老孙对他说：“这是两位我们被俘人员中级别最高的军官，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美军恐怕不好交待，而叛徒们为了讨好主子却很可能整死他们。”他赞同地点了点头。
老孙又说：“我们不希望为了挽救他们而被迫再次绝食。这对贵国不会有好的影响。”
他终于说：“你们放心，我想总管上校会明智地处理这件事，我也愿再次替你们转达你们的要求。”我们表示了感谢。
次日，我们在“71”迎接了赵政委和杜参谋长，他们都是我们团的团首长，我最熟悉的领导人，见到他们那被折磨得异常憔悴的面容，尽管他们笑着，我心里却在流泪。
当晚我们开会庆祝这一重大的胜利，我们的团一级领导干部都挣脱了叛徒控制来到“71”，我们的领导力量大大增强了。
我们的“宣传队”表演了《钢铁战士》和歌剧《刘胡兰》片断以及活报剧《蒋家班垮台》。马友钧竟然拉起“胡琴”伴奏。那把“胡琴”是用耗子皮晒干后蒙在铝筒上制成的，而铝筒是从帐篷支柱的接头上锯下来的。在我们这块“红色根据地”里，能人多着哩！
那天我们演出的水平虽然不高，但演员的那种激情，观众的那种心情却是人间少有的。
当我们的“独唱演员”——军文工队队员余国藩唱着：“数九那个寒天下大雪，天气那个虽冷心里热，我从那前线转回来，胜利的消息要传开…”没唱完大家就使劲鼓起掌来，难得的笑声震动着铁皮屋顶飞出了铁丝网。
第十章 反对血腥“甄别”
审查中国战俘“自杀”案
1942年的春天来到了巨济岛，从南边海上吹来了暖风。三月初，草就被吹绿了，它们在铁丝网边上的乱石缝里倔强地向上伸出头来，贪婪地吸收着阳光，甚至开出小花来。我的那些年轻战友常低头徘徊在它们身旁，有感于它们那顽强的生命力。然而，春天并未给战俘集中营带来希望。原86联队部翻译安宝元同志通过住院坚持要求来“71”被允许了，他汇报了在“86”敌人的恐怖统治日益加剧的情况，大家听了更加不安。他还说高化龙翻译已经去了医院，不打算回“86”了，联队部只有书记长郭乃坚仍在坚持。看来，形势更加严峻了，由于板门店的和谈僵持着，美方更加紧在战俘营内推行它的强迫战俘背叛祖国的政策。
叛徒们根据其主子的指示加强了战俘营内的法西斯恐怖统治和对战俘的政治陷害、人身折磨。我们通过医院不断听到在“72”、“86”集中营内难友们奋起反抗和狗腿子们残酷镇压的消息。愈来愈多的人被强迫在身上刺上了反动标语，从在手臂上刺上“反共抗俄”、“杀朱拔毛”直到在前胸后背上刺上“青天白日”。愈来愈多的人被强迫在“要求去台湾的血书”上签名盖手印，甚至被强迫写“绝命书”：“再不送我去台湾，我宁愿自尽…”
3月初的一天上午，“C。I。D。”的布莱克中尉忽然坐吉普车来到“71”，他要我为他担任翻译，一起去审查一件在中国战俘中发生的“自杀案”。
我被他带到他的办公室，要我先译出一封“绝命书”。
那是写在两张被揉皱了的烟盒上的一封“给蒋总统的信”，大意如下：
“我是一个受共匪奴役、为共匪卖命的受苦人，是联合国军救我出了苦海。我日夜盼望着蒋总统派人来接我去台湾，等到现在不来接我，共匪的板门店代表还要强迫我回大陆，我只有一死报效党国！蒋总统万岁！”
铅笔字迹很潦草，我坐在中尉的办公桌前辨认了半天，正要拿起笔来翻译，布莱克问我想喝红茶还是喝咖啡？我说：“谢谢，我不渴。”
他说：“给你冲杯咖啡吧！”便走出办公室去冲咖啡。
我低头偶然看见在中尉未关严的抽屉里有一张写着英文的白纸，我悄悄将抽屉开大点一看，正是这封信的译文。最后那个“蒋总统万岁！”的译文后面还打了个大叹号。
我赶快把抽屉还原，立即想到布莱克已经找人翻译过此信。让我再译的原因或者是不相信那人的水平，或者想考验我是否可以信赖。
我迅速作了决断：不管怎样，我必须按原文译出来。尽管我十分厌恶这封信，特别是对蒋介石的称呼和喊万岁更为反感。
布莱克送来咖啡后便坐在一旁喝着咖啡，一面看一张《星条报》（美国军报），一面对我说：“你不必着忙，上午能译完就可以了。”
当我咬着铅笔杆，抬起头来思考一个确切的英语单词时，忽然看见那张《星条报》上的一行标题中有“板门店”几个黑体字，我意识到那是一则关于和谈的通讯，我多么想要过来读一读。但我又怕碰钉子下不来台，便先集中精力把那封信译出来，誊清之后交给了布莱克。
布莱克把报纸放在桌上拿过译文仔细读起来，那张报就离我不远，可惜那项关于和谈的报道却压在了反面。我喝着早已凉了的咖啡，反复想着用什么办法去了解那个报道内容，我们太需要知道和谈的情况了。
布莱克看完了我的译文，满意地说：“看来还是你的英语更好，这下我弄清了这份‘绝命书’确切的内容了。”
我问：“我可以问这位死者的情况么？”
“当然可以。我今天早上得到报告和这件从死者身上搜出来的物证。死者是第86战俘营的一个中国战俘，今天清早被人发现他吊死在厕所里。我负责审讯这个案子，你将尽力协助找，是么？张！”
“我感谢您对我的信任！”我回答。
他看了看手表说：“啊！已经吃午饭的时间了，为了你的良好工作，我请你在这里用餐。”说完？他从柜里取出一个美军军用扁平型铝饭盒，又说：“你就坐在这里等我，不会让你久等的！”便走了出去。
一阵强烈的喜悦冲上心头，他一出去，我便拿起报来，心里咚咚地跳着，迅速翻到那则消息：“板门店和谈僵局可望打破，朝中方面可能在战俘志愿遣返问题上做出让步。”
“我的天，让步？！”我急速地看报道内容：
“我方出于早日结束战争的愿望和对战俘的人道主义考虑，在此次会谈中，找方首席代表呼吁朝中方面同意我们提出的在中立国监督下对战俘的去向志愿进行甄别。朝中方面未予反驳…”
“啊！‘未予反驳’！我们的代表是否清楚在巨济岛上发生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呢？”我再看下去。
“…朝中方面代表只是再次提出无根据的指责，重复所谓‘美方对战俘实行变本加厉的血腥镇压，企图强迫扣留朝中战俘’的老调。”
“啊，原来祖国了解这里发生的的一切。祖国是不会抛弃自己的儿女的！”这时门外响起脚步声，我立即放下报纸。
布莱克端着饭盒开门进来了。我站起来要迎上去，他示意我坐下，把饭盒放在我面前。我打开饭盒，里面放有蕃茄牛肉汤、夹着黄油的面包和几块肉。
他指着那几块肉说：“这是从美国空运来的新鲜鹅肉，只有我们军官食堂才供给。”
我吃着这丰盛的午餐，想着难友们这时正在急切地咽吞那飘着烂萝卜叶的酱油汤和半碗大麦米饭，心里很不是滋味。
吃完饭，布莱克用车送我回“71”。在路上，他告诉我，明天他来接我一起去“86”作现场调查。
公路上只有我们这辆车行驶着，我看着他的手枪想，要是在前方，要是我会开吉普车，这真是个逃走的好机会！我不禁脱口问他：“开吉普车很难学会吧？”
他说：“并不比学走路更难！”很快，我们就到了“71”。
我一回去立即把在《星条报》上看到的消息向赵政委、老孙他们做了汇报。他们嘱咐我找机会继续了解有关报道。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布莱克驾车来了，我们一起往“86”驶去。
一路上我很激动：“‘86’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我能否见到自己的知心战友？见到了又是否有机会说上几句话？”
车子从关押着人民军战友的第76、77集中营铁丝网外驶过，我看见里面广场上有一队队的朝鲜战友戴着自制的人民军军帽雄赳赳地在练习队列行进，有的甚至在拿着帐篷杆子练刺杀动作。我禁不住轻轻地“嘿”了一声。
布莱克显然听见了，他握着方向盘正视着前面的弯道说：“这是一些疯子！”说完看我一眼。
我笑着说：“您还不太了解朝鲜民族，他们历史上多次受到异族的入侵和统治，其中包括我们唐王朝和清王朝的统治。他们太珍视自己的民族独立了！”
布莱克说：“那么，现在你们中共军队占领着北朝鲜算不算异族人侵呢？”
我反问道：“难道历史上有过这种侵略吗？占领者和被占领者并肩作战去驱赶另一个强大的入侵者！”
布莱克笑了：“这真是一个难以弄清的问题。我们美军不是也和南朝鲜军队并肩作战去驱赶另一个强大的入侵者吗？你怎么回答我呢？”
不等我回答，他又收起笑容说：“算了，我们争论不出一个结果来的。这完全是一场混乱的、莫名其妙的战争！我不值得为它离开妻儿不远万里跑到这个倒霉的岛子上来，而你这个大学生更不值得为它抛弃学业到这里来受罪！”
我对他的坦率和他对这场战争的观点感到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