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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勒斯·德鲁兹和菲力克·居塔里在著名的《反俄狄浦斯》一书谈到商业社会的消费主体时有一段精彩的话可用来形容今天中国的某些电视观众：“主体正常状态的某些方面能够在记录的表面被识别：一个陌生的主体，没有确定的身份，能常只是一个空壳，却始终围绕着欲望机器运转，它被其产品的份额所定义，以获得这里、那里乃至每一处的酬劳，并以逐渐形式即具体化的形式，诞生于消费状态之中并再生于每一新的状态：”因此这就是我，因此这对于我就是！……‘与欲望机器相伴的主体仅作为一种剩余物被生产：一个令人吃惊的消费综合体。“
这个令人吃惊的消费综合体便是由春节联欢晚会和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培养、塑造出来的。反过来这个消费综合体又开始影响甚至主宰春节晚会和综艺节目，“年年难办年年办”，“年年难看年年看”，二者实际是在不断妥协，继而共谋——排斥消解精英文化，让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还原为大众文化的一分子，钟惦斐的“权利说”在这里就稍稍显得有点超前或滞后甚至书生气。
政治快感与商业欲望
由于视觉平等带来的政治快感，同时也导致了春节联欢晚会的商业欲望。政治快感一向是美国当代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理论的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来的，詹姆逊认为，快感，像幸福或兴趣一样，从来不可能被人的眼睛直接捕捉，而只能从旁去体验，即事后类似副产品的某些东西。“若将快感认作一种目标，快感就不再存在，它将悄然转换成完全不同的东西，一种激情，一种由萨特以他特有的方式赞赏过并体现在唐·胡安或赫安·雅克伯·施密特这些伟大原型中的非人的形而上的对存在的选择”。这就把快感的感官性和审美性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次来进行论述了，快感不只是愉悦的体验和事后的体味，而是一种与意识形态有关的政治价值。
但春节联欢晚会隐含的政治快感，又不是纯粹主义的存在选择，它正是詹姆逊所说的那种“政治无意识”的反应。因而这种政治的快感又是非常脆弱的，它很快又被混合到那种将空闲时间降为非常商品化的“休闲”范畴，从而取代以前最个人化的性欲阅读快感，沦为一种商品消费形式。张明敏在春节晚会的一夜“暴红”，很能说明这种政治快感与商业欲望的关联。1984年，当时大陆对港台流行歌曲的了解仅仅局限于邓丽君的“靡靡之音”，那一年的春节晚会香港的“业余歌手”张明敏，以一曲《我的中国心》给内地的观众上了一课：原来港台歌曲不全是“腐蚀”斗志的“情哥情妹”，流行歌曲也可以弘扬爱国主义的主旋律，人们对港台流行歌曲一下子改变了看法。那一年到处传唱着《我的中国心》，张明敏也成为内地知名度最高的香港歌星。虽然有很多港台歌星对此很不屑一顾，但张明敏改变人们对港台歌手的看法，为日后港台歌手和流行歌曲大举登陆内地作了一个优美而成功的铺垫。1985年大批港台歌手在春节晚会登堂入室，1987年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又将港台流行歌曲推向了新的高潮。有意味的是，这些歌手都是以爱国歌曲或爱国者的身份得到春节联欢晚会这一巨大盛会的确认，让数以亿计的电视观众获取一种强烈的“政治快感”。可要知这些歌手们真正的企图却并不仅仅是爱国，更重要的是商业动机，是来宣传推广他们的歌带和唱片。这也是利用观众的政治快感来实现他们的商业欲望。
当然，港台流行歌曲对改变内地观众的审美趣味、文化思维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冲击了传统的音乐观念。但是港台流行歌曲最成功的地方还是它的商业操作，在没有春节晚会电视直播前，港台流行歌曲虽然在广州、深圳等沿海地区有所传播，但辐射面非常有限，而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不仅为港台流行歌手提供一笔可观的入场费，更重要的是春节联欢晚会这个带有政治色彩的特殊形式的巨型晚会，还是一个极好的新闻发布场所，港台歌星在晚会的演出也成了一次极佳的广告宣传。这是由于春节联欢晚会在老百姓的心中有着绝对的美誉度，因为各个地方政府、各个文艺团体总是将最好的演员、最好的节目“进贡”到中央电视台，就像《人民日报》在百姓中有红头文件效应，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更容易产生这种“效应”。春节联欢晚会所拥有的巨大的商业效益最初恰恰为港台歌手所挖掘、利用，也就是在春节联欢晚会火了之后港台的歌星们才纷纷通过种种方式前来内地淘金。
应该说，在1985年之前，中国人的市场意识。商品意识、经济意识也是比较淡薄的，虽不像70年代末期耻于言商，但为富不仁的教育还是根深蒂固的，人们对晚会的概念还是“文娱”的范畴。“文娱”虽是文化娱乐的简称，与我们今日流行的“娱乐”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时“文娱”是非商业性的，是繁忙工作的一种调剂，是配给制的，观众是不可能选择，更不可以挑剔的，也是计划安排的。春节联欢晚会的产生，最初也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来设计的，但电视这个产生于20世纪后半叶的与商业结盟的魔鬼，一旦将它从所罗门的瓶子里打开，便难以收回。春节联欢晚会由电视媒体来传输也就决定了它必然会以商业化的面目出现，也必然会走向市场化。当然，这也是由整个中国社会改革进程决定的，春节联欢晚会也生动地记录了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轨迹。我们在春节联欢晚会看到越来越浓的商业气氛，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形象。
但是，由于春节联欢晚会本身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它的经济运作又带有更多的政府行为和官办商业的色彩，比如某省政府在晚会上向全国人民拜年是何意，答曰：提高该省的知名度，简直可笑之至。全国就那么几十个省，上过初中的人都能说出包括台湾在内的各省省名，各省的特点也都了解。这样的钱花得很不值得，与其说是提高省的知名度，还不如说是为了提高省政府和省领导的知名度，这不是糟蹋纳税人的钱吗？我的邻居著名诗人忆明珠曾说过春节晚会讨债的故事。这是一个有趣的真实的故事：他的一个亲戚是南京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他和东北一家企业合作，那家企业欠了南京公司近一百万元，起初南京公司与东北那家公司索款还有音讯，到后来电话。手机、公司地址全变了，忆明珠的那位亲戚急得团团转，因到岁末年底，账上那么大一个窟窿，除夕夜，便跑到诗人家换换情绪，喝喝酒，聊聊天，没想到一打开电视，春节联欢晚会的嘉宾席上，居然出现了那张面孔：他四处寻觅而不得的债主——东北那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南京公司的那位又惊又喜，喜的是债主找到了，惊的是这么一个“骗子”居然堂而皇之地驻进嘉宾席“向全国人民拜年了”。当即与中央电视台联系，通知东北那家公司，尽快还清南京的这笔债务。后来，那位在晚会上“向全国人民拜年”的嘉宾装作忽然想起这事似的，拍拍脑袋说“把这小事给忘了”，很快便把钱如数还给了南京的这家公司。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说明其中间杂许多可疑的商业欲望，由此前的劳模、英模人物转为商界的骄子也无可非议，但是这些商界人士中又难免鱼龙混杂，有些是价有所值，而不小的比例是花钱买来的“嘉宾”，这些商人们深知春节联欢晚会的广告含量——政治的、广告的，他们自然愿意花这个钱买一张昂贵的门票。但其中难免会混进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位债主，这是被南京讨债方一不小心发现的，而若没有在春节联欢晚会现场的发现讨债方又何时能找到他，讨到债呢？
这只是极其个别的例子，但它充分说明春节联欢晚会对商业欲望的刺激。明星们更是深明晚会对他们经济生命是何等的重要，她（他）们几乎不惜代价、不惜手段到晚会亮个相露个脸，因而每年春节晚会的“星”们是越来越多，有人戏称为“流星雨”，一些不能独唱的，就二重唱，其次就联唱，再其次就唱一句歌词露几秒钟的脸，因而有“一等独唱二等重，三等联唱四等龙（龙套）”的顺口溜。因为没有出名由晚会一举成名，已经出名的还要将“出名”进行到底。春节晚会几乎每年都捧一首好歌一个新星，很快也就火遍大江南北，有的一下子成为“腕级”人物。张明敏、费翔、孙悦、潘长江、毛宁等差不多是一夜走红，而赵丽蓉、宋丹丹、赵本山、黄宏等虽然在圈子里颇有名气，但春节晚会让他们红得发紫，前不久去世的赵丽蓉原本是唱评戏的，后来因为演了电影《过年》得了奖，让她客串小品，没想得到了巨大成功。从此以后一发而不可收，风头与小燕子赵薇差可媲美。去世后，怀念如潮。有些节目会被人们反复议论，《虎口脱生》、《超生游击队》、《冬天里的一把火》、《祝你平安》、《常回家看看》等，都曾经是人们整整一年的话题或流行语。春节晚会的影响力还表现它的“封杀”的冷凛和有效，有很多媒体想“封杀”某某歌手，但真正成功的经典还是春节晚会对青年歌手李春波的“封杀”。90年代初期，李春波以《一封家书》打动了千千万万游子和父母的心，李春波的名字也为人们所热衷，他被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选中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李春波也有大腕的脾气，参加彩排时竟然不服从分配，并以退出晚会作要挟，没想到晚会组织者根本不吃这一套，中央电视台下令“封杀”。李春波原以为是件很可笑的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本是在广州走红的李春波也就是准备放弃北方市场而已。可是谁也没想到，李春波竟真的蔫了，待CCTV对他开禁时，他已经人到中年，神情也颇为凄惶。或许李春波的成名只是偶然的，他并不是真正的实力派，他在歌坛过气也是迟早的事，但春节联欢晚会对他“封杀”更加速了他的“速枯”。新千年的春节晚会那英因不愿与人合唱而退出，可能发了几句牢骚，被媒体透出之后，那英又赶紧辟谣，说愿意与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合作。大牌如那英之流也只能乖乖俯首称臣，其他小辈又敢逞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