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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制造舆论，张国焘逼迫刘伯承、朱德发表反对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宣言，遭到刘伯承、朱德的严辞拒绝，并明确表示：“中央毛儿盖会议是正确的，北上是正确的，我们双手拥护，什么力量也不能使我们反对中央的决议！”
朱德、刘伯承的态度激怒了张国焘，张国焘曾几次威胁刘伯承：“不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了你！”
刘伯承斩钉截铁地说：“你杀了我，我也拥护中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路线”。
刘伯承的话，激怒了张国焘和他手下的人。其中一个叫黄超的几次掏出枪都被张国焘制止了。因为张国焘的考虑是：这里不光有四方面军的部队，还有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和九军团，他怕伤害了刘伯承和朱德会在部队内部引起血战；再则，他想利用刘伯承和朱德与川军中旧友熟识的关系，减少部队南下的伤亡。
刘伯承、朱德处境危险，一方面军的部队非常担忧，并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还经常向刘伯承、朱德传递信息，请示如何做。刘伯承和朱德虽然很明白这些“请示”的意思，但他们从红军的大局出发，置自己生死于度外，告诫一方面军的指战员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做无意义的牺牲。
面对这种局面，刘伯承出于对张国焘为人的了解，做好了一切准备。有一次他找到朱德说：“看来情况越来越严重了！看样子，他们要逮捕人，不知他有没有这个决心？”
朱德苦笑了一下说：“人家大权在握，有可能啊。”
刘伯承说：“我们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没什么了不起的。”
“对！”
“你有几支枪？”刘伯承突然严肃地问。
“一支小手枪、两支驳壳枪。你呢？”
“五支。”
说完，两人哈哈大笑。
后来，张国焘南下遭到惨败，红军损失惨重，左路军由八万人减少到四万人，在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人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
刘伯承从1911年从戎，历经了无数次战斗，常受命于危难之时，接重任于艰难之际。丰都战役，弹穿颅顶，失去右眼；大足之战，险丧右腿；长征途中又险遭不测。忍痛剜目，阿大夫惊“军神”；拒绝截肢，艾院长赞叹“奇迹”。是什么使他屡伤不退，大难不死？是“救民于水火，拯救中华”的坚定信念，使他一次次再生，一次次奋起。
3 常胜将军之谜
从1912年讨袁护国到1949年解放全国，刘伯承经历了无数次重大战役。许多战役出奇制胜，成为军事史上的典范。那么，其常胜原因何在？
3。1 熟谙兵法
刘伯承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伍贤书深谙兵法，精通武术。受他的影响，幼年时的刘伯承就常随他练功习武。对老师讲述的《水浒》、《三国》、《说岳全传》等故事中的精彩战斗片断和一些重大战役他都能熟练讲解，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1年，刘伯承怀着“救民于水火”的崇高志向，投考了重庆军政府陆军将弁学堂。
在将弁学堂，刘伯承开始接触“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兵器学”、“地形学”、“战术学”、“筑城学”等军事课程。刘伯承几乎把所有时间和金钱都用在了读书上，他除了学习军事外，还注意学习历史，学习文学。二十四史里的许多文章他都读过；《孙子兵法》既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杰作，又是中国古代军事著作的精华，他时常翻阅，据说能一字一句地全都背下来，而且能熟练运用。在创办红军大学期间，他还亲自向学员讲授过《孙子兵法》。
刘伯承元帅不仅熟谙中国兵法，而且常常借鉴外国的军事著作和著名战例来丰富和发展我军的军事理论。1911年11月，刘伯承受党的委派，进入苏联高级步校学习。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又被推荐提前进入了闻名于世界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苏联学习期间，攻俄语成了一大难关。此时的刘伯承已35岁，但面对语言关却毫不气馁。他常常清晨第一个起床，坐在零下15℃的操场上朗诵，夜晚最后一个入睡。有时，甚至在上厕所、走路时也把单词写在手上背诵。对于这一段的学习和生活，刘伯承在给朋友王尔常的信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目睹苏联建国之初、尤患饥馑，今日已能饷我以牛奶面包。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国之心。然不过外文一关，此志何由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词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日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刘伯承借助于俄文，阅读了不少马、恩、列、斯的著作，其中包括许多军事论著；学习了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和有关司令部组织指挥的知识，以及正规战的战术、游击战的战术、军区和野战部队的建设等较系统的军事理论；也涉猎了十八、十九世纪一些著名军事家如拿破仑、苏沃洛夫等人的事迹和论著，从而大大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军事素养。
回国后，刘伯承元帅在战争间歇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军事著作。他译的第一篇处女作是《苏联步兵操典》，后来又陆续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游击队怎样动作》、《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苏联红军在战斗情况中的政治工作》、《苏联山地斗争》等数百万字的军事论著，是我国少有的军事翻译家。
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不是教条的理论。刘伯承元帅精通兵法，但他并不囿于书本，而是把兵法中可行的东西灵活地运用于战争实践，打了许多漂亮仗。
《孙子兵法》上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刘伯承元帅运用这些兵法时，并不视为金科玉律、一成不变，而是视实际情况而定，有时甚至利用敌人迷信这些名言，有意造成敌人的错觉，出其不意地战胜敌人。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石家庄后，继续侵犯太原，沿正太路西犯，根据当时敌情和统一战线的政策，刘伯承率一二九师东进平定地区，阻击西犯之敌，支援国民党作战，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根据敌人行动计划，刘伯承判断敌人要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物资，即命令我军利用七亘村附近的有利地形，埋伏待敌。果然，第二天，日军辎重部队通过七亘村时，我军有意放过先头部队百余人通过伏击区，等辎重骡马进入伏击圈后，一阵枪炮猛攻，致使敌军无法还击，狼狈向回逃窜。这次战役，除敌人少数掩护部队和辎重逃回测鱼镇外，全部被我歼灭。
七亘村战斗结束后，刘伯承预见到日军向平定地区运送军用物资的任务没有完成，前方需要子弹和粮食急如星火，根据交通条件，七亘村是日军前往平定的必经之路。敌人对中国古代兵法也是熟悉的，也懂得“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得常遵”的用兵道理，但他们却迷信教条，认为我军伏击胜利后，必定已转移他处，不可能在七亘村一带再次设伏。于是，刘伯承以其神机妙算，在严密分析敌人态势和情况后，再一次大胆在七亘村设伏，又消灭敌人数百名，缴获骡马数十匹。
七亘村重叠战乍看好象违背了兵书条文，其实正是刘伯承将军熟悉兵法，灵活运用的战略思想的体现。
刘帅在战术运用上的高超之处，非常人所能比。同样是伏击战，有的是伏其救者，有的是伏其退者；有的是“利诱而伏击之”，有的是“威胁而伏击之”；同样是歼灭战，平汉战役是“猫盘老鼠”，陇海战役是“纵深闪电”，鄄城战役是“拖刀计、回马枪”，滑县战役是“猛虎掏心”，巨金鱼战役是“釜底抽薪”。这些战役足以说明刘帅对兵法谋略已达到运用自如，得心应手的地步。
3。2 “三个半”战略家
刘伯承元帅被看做是中国“三个半”战略家之一，人们常常赞誉他“料敌如神”，敌人也承认他“用兵神妙”；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甚至组织专人研究刘伯承的战术，但到头来却还是败在刘伯承的手下。
刘伯承将军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何为“五行？”“五行”即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掌握这五要素是战争取胜的基础和关键。所以，在每次重大战役前，刘帅都要对这五方面的因素进行认真分析，从而以奇制胜。著名的神头岭战役就是一例。
1938年，日军为配合其津浦作战，以三万余人的兵力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为钳制向晋南进攻的日军，刘伯承决定率一二九师发动了长生口战斗，消灭了敌人一百三十余人，击毁汽车五辆。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刘伯承将军运用“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兵法，决定发动神头岭战斗。
神头岭山岭崎岖，地形复杂，公路也是从岭上通过，有的同志认为这种地形道路崎岖、不便于我军行动，而刘伯承却决定以这里作埋伏战的战场，他说，“这里地形复杂，敌人的陆空技术兵种难以施展其长，骑兵也难以左右机动，选择这里，利于我隐蔽、埋伏、而不利于敌军展开回施。”
在具体部署这次伏击战之前，刘伯承亲自到神头岭侦察地形。他发现，这里的汽车路是从岭上通过的，但司令部的参谋却没有在地图上标志出来，刘伯承严肃地批评他说：“这么大的疏忽，能打胜仗吗？做参谋必须细心，要象头发丝那样才行”。由于他的细心，避免了部署上的错误。
在兵力部署上，刘伯承在神头岭三面设伏。战斗打响时，由于我军埋伏部队伪装巧妙，在发起攻击前，进山的日军一直没有察觉。当战斗打响后，日军步兵还没来得及展开、骑兵还没上马、炮也没架起来便束手就擒，只十来个小时战斗便结束了。连从潞城赶来增援的日军一○八师团笹尾部队、十六师团林清部队的一千五百余人、除百余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一二九师歼灭在神头岭上。
这次战斗被当时侵华日军称为“支那第一流游击战术”、“八路军游击战的典型战术。”
战斗结束后，长期在一二九师政治部工作的一位同志说：“这种伏击战在我们外行人看来，简直是近于”押宝“的战斗，但是偏偏刘将军所筹划的伏击战，简直是打得百发百中。”这就是神算。
1946年6月，国民党部队开始全面内战后，蒋介石用重兵围攻中原李先念部，同时加紧向苏北等解放区进攻。当时，蒋军向各解放区进攻的兵力已达一百六十万人，其中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有二十四万九千人。而当时晋冀鲁豫野战军不过八万人，而且分为两个方向作战，人力紧张，压力也很大，但是，为了支援中原和苏北作战，把敌人吸引过来，迟滞蒋军的全面进攻，刘伯承指出：“我们的铁锤首先要击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大动脉——陇海线上！打乱敌人发动内战的部署和时间表！”
当时，敌人配备纵深六七十公里，到处设置封锁沟和封锁墙。按常规应先扫除铁路以北的守备之敌，然后进击陇海线，而刘伯承却认为进行正面而有重点的猛袭，势必出敌不意，给敌人造成防不胜防的趋势。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