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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叶剑英将会议情况和他在会上的发言稿一起上报党中央。毛主席看后非常赞赏，说它是有极大说服力，使蒋介石的“围攻”阴谋破产，并很快批给在延的中央领导同志传看。对于叶剑英这次充满机智与辩方的斗争，董必武曾誉之为“叶剑公舌战群儒。”
4 力挽狂澜之谜
“人生直作百岁翁，亦是万古一瞬中”。难忘的1976年，年近80高龄的叶帅，在险象环生的政局面前以他的大智大勇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然而，这场“无声战斗”究竟是怎样打响的？叶帅和他的战友是如何酝酿做出战略决策，又是怎样指挥这场特殊的战斗，一举获胜的呢？这一直是人们心中的“谜”。
4。1 大闹京西宾馆
党和人民同“四人帮”的斗争，经历了一个极其艰难曲折的斗争过程，尤其对其最后一击，更是如同叶帅所说的“无限风光在险峰”，需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高度的斗争艺术。
1966年5月，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一方面要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一方面要参加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工作十分繁忙。虽然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还不能完全理解，但有一点他非常明确：军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和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稳定。因此他对稳定军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同军委副主席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共同研究起草了《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等，往中央批准后下发，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着重进行正面教育。
然而，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却唯恐天下不乱，千方百计地要把军队搞乱，他们对叶剑英为稳定军队新采取的种种措施深为不满。林彪又强行发布了《至于部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此后，全国到处“踢开党委闹革命”，到处串连，形势越发难以控制。
为稳定局势，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经军委常委讨论并报毛主席批准，66年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的10万人大会，周总理和军委各总部领导人参加了大会，几位军委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在讲话中说：“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
11月29日又召开了军队院校师生大会，军委几位副主席再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部队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
陈毅说：“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我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
叶剑英在讲话中严肃指出：“把国防部当成敌人的堡垒来冲，把解放军战士当成敌人来打，还有哪一种错误比这更错啊！”
同一天，叶剑英针对当时掀起的“打倒刘、邓”的邪风，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要保留刘少奇、邓小平在各个时期的有关照片。
叶剑英这一系列讲话和做法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林彪、江青之流又火上浇油，污蔑他是军内“资反路线”的代表，为刘邓“树碑立传”。但叶剑英对此满不在乎，他说：“大字报尽管贴，话我是要讲！”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反革命夺权后，全国形势越来越乱，并波及军委领导机关。为稳定军队，军委几位领导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
1月11日经中央批准成立军委“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由陈伯达说情，林彪安排江青当了顾问、从此，她便明目张胆地干预军队事务了。
叶剑英主管军队工作，忙于“救人灭火”，他的西山住所成了老干部的临时“庇护所”。一天，叶剑英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当面同江青直言抗争，严肃地说：“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1月18日晚23时，江青、陈伯达电话通知军委“文革”的同志马上去钓鱼台，他们赶到时江青正在吃饭。江有一面吃一面质问：“肖华封了你们什么官？”连声斥责他们：“谁要你们把贺龙抬到工人体育场大会上去讲话？”“11月两次大会讲话稿是谁起草的？”江青对军委和总政领导人的指责、怒骂，实际是对着老帅们的。叶帅听到报告后，马上关切地嘱咐肖华要提高警惕。
一场更激烈的斗争在京西宾馆展开了。
1月19日下午，叶剑英来到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参加军委碰头会。进门一看，徐向前、聂荣臻和总参、总政、总后、北京军区等单位的负责人都到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姚文元、王力等人坐在一起，正交头接耳谈论着什么。
叶剑英朝坐在长桌跟前的聂荣臻、徐向前点点头，打了招呼，便在桌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了。他冷眼瞟了瞟江青一伙，没有说话。
会议一开始，便在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扫除“四旧”的问题上，形成了两军对垒之势。
“军队要开展‘四大’，要扫除‘四旧’！”陈伯达说。
江青嚷嚷着说：“军队要开展‘四大’，把群众发动起来！”
康生和姚文元也帮腔帮调，坚持要搞‘四大’。
老帅们对此十分生气，坚决反对。
“军队是军队，不能搞‘四大’”！聂荣臻说。
叶剑英严肃坚定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如果稳不住，敌人入侵，怎么应付？军队搞‘四大’，没有铁的纪律，怎么能保证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争论越来越激烈，斗争也越来越尖锐。这时，叶群上阵了。她公开点名批到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说他“破坏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要他当晚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
陈伯达则摆出“中央文革组长”的架势，指责肖华“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
江青进一步威胁道：“肖华，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开大会接见红卫兵，你敢不敢去？”
面对这种情况，老帅们心里明白，他们是想从总政打开一个缺口来搞乱军队，好乱中夺权。老帅们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正在这时，周恩来总理打来电话，告诉参加会议的人说：“没有我的命令，肖华不能去大会作检查！”
这一下，江青、叶群无话可说了。当天的会议暂时结束。
散会时，宣布今天会议情况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可当天晚上半夜，军队一些“造反派”不知怎么就知道了下午会议的内容，他们突然袭击，跑到山东街要抓肖华，并且抄了他的家。肖华听到动静后连忙从后门跑出，找了一辆车直奔西山叶剑英的住所。
20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徐向前主持。徐帅首先问：“谁作记录？”
葛秘书起立回答：“我和陈秘书。”这时陈秘书也站了起来。
徐帅接着追问：“昨天会议情况谁透露出去的？”
葛秘书说：“昨天晚上，一没出门，二没向外打电话，也没接触别人，我们没有透露一个字。”
查来查去，没有什么结果。
江青就坐在叶剑英左侧，她幸灾乐祸，明知故问：“总政主任失踪了，到哪里去了？”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似乎还要追查什么责任。
叶剑英本来就对抄家抓人的做法十分愤慨这时听江青这么一说，气更是不打一处来，他站起来瞪着江青等人，厉声说道：“肖华昨天晚上被抄家，他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有窝藏之罪，我来承当？”说着，右手半握拳猛击桌面，盛怒之下，用力过猛，致使第五掌骨骨折。
顿时，会场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全场鸦雀无声。老帅们大义凛然，正气冲天，威震鬼神。江青、叶群这伙丑类，邪不敌下、被惊吓得呆若木鸡，哑口无言，不再质问，也不敢再提抓肖华的事了。
陈伯达相当狡猾，当晚他打了个电话，请军委办公厅转到叶帅那里去，说是当天开会，他吃多了安眠药，头脑不清醒，会上讲的话全部收回，一概作废。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轰动一时的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真相。
在老帅的艰巨斗争下，“大闹京西”之后制定并颁布了军委《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在一定意义上挫败了“四人帮”乱军夺权的阴谋。
4。2 “二月逆流”真相
1967年2月前后，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风暴席卷全国的严重时刻，军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捍卫党的原则，挺身而出，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却被诬为“二月逆流”。康生还诬蔑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
是正流，还是“逆流”？历史是公正无情的。
京西宾馆一场激烈的斗争后，几位老帅在不同的会议上，继续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
1967年2月6日，叶剑英在怀仁堂一次会议上幽默地嘲弄陈伯达说：“我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2月21日，叶剑英在怀仁堂又对“中央文革”的人说：“请地方同志保护一下我们军队！”
徐向前说：“你们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军队，我就不干了！”
2月14日下午三时，由周总理主持，在怀仁堂会议室召开当时主持党的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江青装病没有参加，关锋、戚本禹因通知谈经济问题，没到会）。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针锋相对地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叶剑英对着陈伯达一伙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
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拍前桌子接着说道：“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想干什么？”
2月16日下午，继续在怀仁堂开碰头会。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副总理就痛斥张春桥在上海打击一大片、搞反革命夺权的罪行，他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
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任何一次！”
谭震林义愤填膺，穿上衣服，拿着皮包，边走边说：“照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