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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号病房内是一片沉寂，除了清扫碎玻璃的声音，因为有人打破活动大厅的小窗。大厅靠墙的木头长椅又重又硬，我们都坐在那里。坐着时可以抽烟，两脚平放，但不准说话，否则日子就难过了。是谁打破玻璃？现在那些戒护人员发火了，因为这件事扫了他们玩牌的兴致。如果我们要求走出小房间，就只能留在活动大厅狸。
……我无法听见任何声音了，我处于昏迷状态之中，全身麻木，那座嘲笑我的墙已经不再笑了，墙是墙，裂缝是裂缝；双手发冷，心脏在空洞的体内重击，焦虑不断啃噬我，企图钻出我的躯壳。我只是躺在床上动也不动（瞪视那片安静得毫无感觉的墙发呆。我是一具什么都不是的行尸走肉，躺在空无一物的洞穴里。从干裂嘴唇溢出的唾液，是抗精神药物正与我的精神、灵魂、肉体进行支配战斗的症候。我能与药物对抗吗？药物会战胜我吗？或是为了逃离铁门外的悲剧现实而委身于第三世界？无法适应的灵魂被丢在社会的垃圾筒里，是否还有继续生存的价值？在这钢筋水泥的箱子里，面对一座不断发出嘲笑、逐渐逼近的墙壁前，我对人类能有什么贡献？放弃算了？就像三十三转的唱片放在七十八转的唱盘上，有愈来愈多的问题在我心中旋转，速度也愈来愈快。突然，恐怖的震憾贯穿全身，现实随之冲向眼前，我猛然一醒，活动僵硬的关节。似乎背脊有什么东西在爬。是我的幻想吗？那种感觉还在，我知道那不是想象，确实有东西在我背上爬行。一瞬间，扣子也没解，倏地将衬衫从头上猛力脱下。这种目眩的恐怖感觉，让我顾不了那么多。掉了三颗扣子。衬衫一丢在地板上，背脊上怪异的感觉也立刻消失，我查看衬衫，发现了入侵者。原来是一只三公分长的黑蟑螂在我腰背上跳舞。这只大虫虽然无害，却吓坏了我。也因为这只蟑螂，我下定了决心。尽管返回了现实，但是我仍在思考内心的争辩。那只讨厌的虫逃掉了。我暗自满足于自己的知觉，因精神与肉体的胜利而感到骄傲。在精神上我并非无能，仍然还有战斗能力。我没输但也没赢。我打破一扇窗，但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么做。
作家收到从利玛医院另一位病患写来的信，信上的日期是1月30日：
敬启者：
打开天窗说亮话。在比利的律师探访过后，比利已从第五集中治疗室被移转到第九集中治疗室，第九号比第五号房更坚固。
转移的决定是在每天的晨间会议中，由该会议的“小组成员”做出的。这对比利而言，是意外也是打击。但他处理得很好……
现在，只有在活动时间我才能与比利交谈，当时我才发现比利的压力几乎快到达极限了。他说除非开除他的律师，否则一直会被禁止会客、写信、打电话。他被要求不得再有任何出书的念头，戒护人员不断羞辱他（我也因为协助比利出书而遭痛斥，这里的人不愿该书出版。）
有人告诉我，比利会被永远关在那间最坚固、最严苛的病房里。
（匿名）
3月12日作家收到利玛医院寄来的信，使用的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原文与译文如下：
Kako ste？ Kazma nadamo。 Zaluta Vreme。 Ne lecenje Billy je spavanje。 On je U redu ne brinite。 I dem na pega。 Ucinicu sve sta mogu za gan mozete ra cunati na mene “ Nuzda ne poznaje zakona。”
Nemojete se Ragen
1980年3月8日星期六
你好吗？希望一切都还顺利。我遗失了时间。由于比利在沉睡中，所以无法接受治疗。他很好，别担心。我将负责管理这儿的一切。为了他，我会尽我所有的力量做该做的事。你可以信赖我。“衣食足而后知荣辱”。
雷根
尾语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借着信件、电话继续与比利保持联络。他仍对法院抱有希望，希望法院推翻以前的判决，让他转回雅典医院由郭医师治疗。
1980年4月14日，法官仍拒绝律师申诉的内容──利玛医院不以多重人格的疗程治疗比利──法官依旧裁定比利必须在利玛医院接受治疗。
1979年大部份时间，俄亥俄州议会都在检讨修改因精神异常而不予治罪的条文。依照“新法”得知，在罪犯被转送到较无严格限制的环境前，犯罪所在地的检察官可要求举行公听会。病患要求再审的权利，将从九十天改为一百八十天。同时，公听会将允许社会大众及媒体记者参加。这项新修改的条文，立刻成了众人口中所称的《密里根法》。
曾经参与比利案件的蔡伯纳检察官事后向我表示，他曾在起草新法的俄亥俄检察官协会分科委员会任职，蔡伯纳说道：“我猜想那些委员之所以召开委员会议，主要是为了因应社会大众对比利案件的抗议声浪……”
1980年5月20日俄亥俄州通过了新法。佛杰法官告诉我，这是由于比利案件的缘故，因此快速通过该法。
1980年7月1日，我收到一封来自利玛医院的信件，信封的背面写有‘急件'二字。当我拆开时，发现那是一封长达三页用阿拉伯文撰写的信函。依翻译人员的说法，这封信的阿拉伯文非常流利，部份内容如下所译：
有时候我不知道我是谁或我是什么样的人，甚至不知道四周的人是谁。在我的意识中仍然有些声音，但这些声音已经不具意义了。在我眼前，我可以见到好几个面孔，那些面孔似乎来自黑暗，但因为我的意念已完全分裂，因此这现象令我感到非常恐惧。
实际上，我“脑海中的家人”并不再与我联络，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们……过去几周，这儿的情况并不很好，我已不负完全责任，我痛恨四周的事物，但无法制止，也无法改变……
信上的署名是“比利。密里根”。几天后，我又收到一封信，信上说明上一封信是谁写的：
再次抱歉寄给你的是一封非英文的信件，每次事情做错了都令我很难为情，亚瑟明明知道你不懂阿拉伯文，却寄给你一封如此愚笨的信。
亚瑟从未尝试过去认识其他人，因此他一定很混乱，而且忘了所有的事物。亚瑟教赛谬尔学习阿拉伯文，但赛谬尔从未写过信。亚瑟说自夸自挡不是好事。我希望他能与我说话，令人不快的事正在发生，但我不知道发生的原因。
亚瑟也会说斯瓦黑利语，他在利巴嫩监狱时读过不少有关阿拉伯语文的基础书籍。他想研究金字塔和埃及文化，所以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以便知道墙上写的文字代表什么意义。有一天，我问亚瑟他为何对三角状的巨型石堆感兴趣，他说他的兴趣并非在于墓穴中的种种，而是想了解墓穴为何会出现在那儿。他自己甚至还造了一个小金字塔，但被大卫给毁了。
比利U
在医院的这段期间，依照比利的说法，护理人员常有殴打病患的情形发生。但是，除了雷根之外，在所有的人格中，只有凯文曾挺身为病患们说话。由于这种英勇行为，亚瑟已将凯文从《惹人厌的家伙》名单中剔除。
1980年3月28日，凯文写信给我，内容如下：
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我只知道是完全分裂那段期间里，比利完全沉睡时的时间问题。亚瑟说比利的人生非常短暂，但很不幸的是，他短暂的人生全充满了苦涩。在这儿，他一天比一天更虚弱，他无法了解这地方的管理人员所表现出的仇恨与嫉妒。他们会挑逗其他病患与雷根打架，虽然被比利给制止住了……但是下不为例。医生对我们说一些令人难过的事情，但伤害我们最深的，是他们说的没错。
我们──也就是我──是个怪人，是无法适应环境的人，是生物学上的怪胎、失败之作。我们痛恨这里，但这儿却是我们的归属之地，尽管我们在此并不受欢迎。
雷根再也不管事了，他说，如果不说话，就不会对外在或内在的人造成任何伤害。没有人会再责怪我们了，雷根不再听人说话了。
由于不理会真实世界的事物，因此我们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里和平相处。
我们知道，没有痛苦的世界就是没有感情的世界……但是，没有感情的世界也正是没有痛苦的世界。
凯文
1980年10月，心理健康局向新闻界发布：州立利玛医院将不再是医院，将改制为监狱。
比利是否应当转出利玛，再度成为各报头条新闻。由于比利被送回雅典或其他限制较松的医院可能性大增，因此佛杰法官同意再召开一次公听会。
公听会的原订时间为1980年10月31日，后来经过协调，公听会延后至选举日后的11月7日举行。这是为了避免政客与新闻媒体利用比利的公听会，变质成为政治事件。
但是，心理健康局的官员却利用延后的时间进行一些动作，他们通知检察官。要求将比利送往新成立的戴顿司法中心，戴顿司法中心四月才成立，四周有两层围墙环绕，还架上带刺铁丝网，安全设施甚至比大部份的监狱都来得严格。公听会被取消了。
1980年11月19日，比利被转送到戴顿司法中心，亚瑟和雷根感受到比利U的绝望， 他们担心他会自杀，因此又让他沉睡了。
除了会客时间之外，他都将时间花在读书、写作以及素描上面，他并未获准画油画。当初也曾在雅典医院接受治疗，后来痊瘤的玛丽来探望他。为了能每天来探视比利，她搬到戴顿市居住。比利的表现良好，他说他颇期待180天后的公听会，希望佛杰法官会裁定让他回雅典医院。如果郭医师治疗他，他会再次让融合的《老师》回来。他说，由于比利U陷入沉睡状态，因此目前的情况与当初吴可妮博士叫醒他之前一样。
他说他可以感觉到自己正在恶化，好几次在会客时，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当部份的人格融合时，他就成了没有名字的人。他还说雷根已经失去了英文能力，他们之间已不再互相沟通。因此，我建议他，凡是在《聚光灯》下出现的人就在留言簿上写下一些东西，好让后面的人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刚开始的时候还好，但后来记入的内容愈来愈少了。
1981年4月3日，公听会举行了。在参加的四位精神科医生与两位心理学者当中，只有那位未曾诊疗比利的林德纳医师认为，比利应被安置在设施严厉的地方。
检察官向庭上提出一封信函作为证物。在这封信里面，比利对另外一位打算杀害林德纳的病患说道：“你的方法完全错误……你是否考虑过不是所有的医生都愿意承接你的案件？因为他们担心可能说错话而遭到指责。但是，如果你认为林德纳曾经因为伤害你、误了你的治疗，而让你一生都得待在铁窗中的话，那么我就赞成你的做法。”
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