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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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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劲旅。消防车的云梯,成为攻占高楼的重要武器。
  “消革会”的造反队员善于飞檐走壁,擅长攻坚。至于那高压水龙,早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北洋军间就已经用来对付学生游行队伍了。自然,五十年之后,这一“经验”被王洪文沿用来对付“联司”。
  那个“二兵团”的头头耿金章自从关押了两个月之后,似乎接受了“教训”,没有参与“支联”活动。他也被王洪文请来,参与“军机”,因为老耿在指挥方面还是有两手的。
  潘国平也来了。他的手下有一支人马,虽然他与“王司令”有矛盾,而在对付“联司”这一“大敌”面前结成了“统一战线”。
  “我们要‘先礼后兵’,要逼得‘联司’开第一枪!”徐景贤在这节骨眼上,提出了重要的策略。
  “对,太对了!”王洪文拍案叫好。
  于是,八月三日下午,三辆挂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驶进上海柴油机厂。车里坐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代表、驻沪三军代表和新闻记者、摄影记者。
  高音喇叭反复播送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给上海柴油机厂‘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
  “联司”当然进行了反击,团团围住了那三辆宣传车,砸掉了车上的高音喇叭,夺走了记者们手中的电影摄影机,扣压了其中的一些代表。
  这,正是王洪文求之不得的!
  于是,“联司”之前,加了个“臭”字。上海全市刷满新标语:“臭‘联司’殴打市革会和解放军代表,罪该万死!”
  “臭‘联司’必须立即释放市革会和解放军代表!”
  “打倒臭‘联司’!活捉杨仲池!”
  “工总司”总动员,各工厂出动上千辆卡车,满载着造反队员们,向上海柴油机厂进发……血泪横飞的八月四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日本的“经济起飞”时期,是美国、苏联经济大发展的时候。
  中国,中国,本来已是经济落伍的中国,经过了“大跃进”的折腾和“三年困难”的挫折,东方巨龙已经远远地被抛到后边。然而,一场既不是“无产阶级”的、又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在“总指挥”王洪文指挥下,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所发生的一场血战,是“文革”灾难的一场缩影。
  在“工总司”大旗指引下,上海二十四万产业工人离开生产岗位,用最原始的弹弓、砖头、铁矛,冲进上海柴油机厂,“踏平”“联司”!
  两架直升飞机在上海柴油机厂上空盘旋。摄影师们用电影胶片纪录着王洪文的“丰功”。
  这天的气温,高达摄氏三十九度。一颗颗发烫发昏的头脑,投入了一场疯狂的肉搏。
  当年“工总司”的喉舌——《工人造反报》,所载《八月四日上柴战地目击记》,虽然处处为王洪文的“伟绩”大唱赞歌,但是字里行间,毕竟还是记下了当年的疯狂和残忍。
  兹摘录若干原文于下:
  冶金系统的先头部队首先进攻上门,“联司”在这座钢铁大门后堆放无数乱石、铁板等障碍物。钢铁战士们智勇双全,灵机一动,将吊车撞开大门,顿时冶金、电业、华东电力建设局、港务局、纺织、化工、交通运输等系统和红卫兵小将的各路大军冲入中央大道,革命医务工作者也深入“火线”及时抢救伤员,但死心塌地为“联司”效劳的一小撮坏蛋,在铸工车间屋顶上,把砖块从高空抛下,织成了一片“火力网”,阻挡队伍前进。各路人马立即分成四路,把铸工车间包围起来;各条战线的钢铁战士,从水落管(上海人对下水管的俗称——引者注)、消防梯、门窗上攀登。刚要登上屋顶,“联司”中坏蛋用特制的钢叉突然向我们战士刺来,在千钧一发之际,战士们立即抓来灭火机猛喷屋顶,这突如其来的“新式武器”,使一小撮坏蛋惊慌失措,似惊弓之鸟,步步退缩。这时吼声震天,各路大军经过短短一小时艰苦斗争,攻克了铸工车间,在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强大攻势面前,一小撮坏蛋只得举手投降。
  一号、二号、三号三幢大楼被造反派战士占领后,“联司”坏蛋都退居到四号楼、五号楼固守。四号楼是“联司”总部,由“联司”的所谓“敢死队”直属兵团据守,组织了密集的“火力网”,砖头、石头、石灰、铁器……象冰雹一样从高空抛下,还用皮弹弓射下螺丝帽,甚至扔下硝镪水、黄磷、燃烧瓶、汽油……很多革命造反派战士受了重伤,周围的房屋、电线也烧起来了,上柴厂战地一片烟雾腾腾。
  “消革会”、“义革会”(“义革会”指“义务消防队革命造反委员会”——引者注)的负责人,眼看“联司”疯狂地垂死挣扎,眼看阶级兄弟倒在血泊中,激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屡次请战,要求出动消防车,担负主攻任务,迅速歼灭“联司”老巢。指挥员观察了现场作战情况,为了力争在白天摧毁“联司”老巢,减少伤亡,减少工厂损失,根据“消革会”、“义革会”的请战,决定“消革命”、“义革会”出动主攻,用云梯搭桥,用水枪灭火和制止投掷燃烧瓶、黄磷、硝镪水和石块等凶器、掩护进攻。
  三时许,“消革会”、“义革会”第二批战士在“消革会”常委詹XX带领下乘车到达上柴战地,指挥员下令投入战斗,进攻四号楼。这是关键的一战。
  “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拿下‘联司’黑总部!”这是指挥部的战斗动员令!战士们一到现场,立即投入战斗。谁知凶恶的“联司”一小撮坏蛋,早就切断了厂内的水源。战士们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终于在一千米外找到了河浜。由于距离太长,出水困难,消防战士又发挥集体智慧,采用四辆车子“打接力”的办法打水,洪水水枪(又名大炮水枪)的水压在一百磅以上,由四个身强力壮的“消革会”、“义革会”战士撑着。只见一道银柱直喷四楼,喷得楼顶上一小撮坏头头都象“落水狗”。
  为了占领制高点,云梯车开到了四号楼对面,腾空升起来了,超过了四号楼顶。
  “联司”暴徒用更密集的石块、铁片、燃烧汽油瓶拼命往云梯车砸。
  这时,“消革会”战士徐XX从水落管直爬上去,刚到三楼楼顶时,被“联司”暴徒用长矛刺中,从三楼掉了下来。第二个、第三个战士继续往上攀登,他们爬到楼顶时,用腿力夹住水落管,痛击“联司”暴徒的疯狂袭击,把这批暴徒打了回去,然后纷纷冲上了楼顶。
  “立即把云梯靠近四号楼搭桥,从云梯上冲进大楼去!”指挥员又下命令。刹那间,又一批“消革会”、“义革会”战士从云梯冲上去,工人造反派战士也纷纷冲上去,争先登上三楼平台,占领了“联司”总部的制高点。
  这时,四号楼二楼的“联司暴徒”还在顽抗。登上平台的战士往下打,下面的战士往上攻,上下夹攻,直捣“联司”老巢。四号楼的“联司”很快地被歼后,就兵分二路,分别指向五号楼和扯着“联司”破旗的水塔。兵临城下,喊话四起:“放下武器,”下来不打!“”‘联司’成员赶快起来造坏头头的反!“造反派战士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盘踞五号楼和水塔的”联司“坏蛋开始动摇了,他们丢下武器,倒下旗子,挂出白旗来,一个个举起双手投降了!傲尽崩铣渤沟淄甑傲耍?
  整个战斗从上午十时到下午六时胜利结束。
  杨仲池被当场活捉。本来,在此之前,由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发布了对他的“传讯今”,“联司”总部头头们劝他和“全向东”暂避风头。他和“全向东”于七月二十九日离开上海,前往浙江湖州。可是,他毕竟放心不下,又于八月二日回到上海柴油机厂,终于落入王洪文的网里。
  “全向东”得知“联司”被砸,逃往武汉,于八月十四日在那里被捕,十八日被用专机押回上海。
  在一场腥风血雨之中,“联司”和“支联站”终于被王洪文所踏平!(杨仲池、“全向东”在当时都被王洪文投入狱中。如今,杨仲池却是中央某部的处长,“全向东”则作为访问学者于一九八八年夏飞往美国。)为了替“工总司”庆贺“胜利”,《工人造反报》居然登出了题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歌曲。那标明“强有力”的歌词,唱出了当年的狂热,唱出了“造反司令”的风格:臭“联司”,“支联站”,一小撮头头专把坏事干,残杀革命派,殴打解放军,配合刘少奇,紧跟陈丕显,妄想把无产阶级政权来推翻。
  上海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
  上海的政权是红色的革命政权!
  革命派,
  同心干,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主席,
  把一切反动分子砸个稀巴烂。
  打倒臭“联司”,
  砸烂“支联站”,
  打倒刘少奇,
  打倒陈丕显。
  “八·四”狂风刚刚过去,王洪文又在上海搞了个“补课”,抓获一大批在八月四日漏网的“联司”和“支联站”骨干。光是上海柴油机厂里,审讯“联司”的“公堂”。
  “刑房”便多达五十多处,刑具达几十种之多!
  张春桥表示“完全支持”
  一九八○年十二月六日上午,“八·四”惨案的主谋王洪文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严正审讯。
  特别法庭的审讯记录如下:
  法庭就起诉书指控王洪文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策划、指挥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的事实,进行调查。
  王洪文供认起诉书所指控的“是事实”,并向法庭供述:“一九六七年八月初,‘联司’企图在全市组织一个‘支联总部’,被我发现以后,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抓了他们约三十多人。因为我考虑‘联司’在上海虽然人数不多,但能力比较强,已经威胁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存在,当时上海不安宁,就是‘联司’的问题。我就想把这个组织彻底解决掉。开始时,由于它是‘工总司’的下属组织,还是用说服的办法,后来两派闹得比较厉害,我就考虑把它搞掉。八月三日晚上,上海市各群众组织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控诉了所谓‘联司’的罪行,我曾召集‘工总司’的所有委员研究如何搞掉‘联司’的问题。控诉‘联司’大会以后,我决定调动队伍围攻‘联司’。八月四日早晨,大约调了四万人,实际上去了十多万人,把‘联司’包围起来,下午开始围攻,到晚上就把‘联司’砸掉了。这件事,主要是我策划的,与其他人关系不大。”
  审判员问:“这次武斗,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你应负什么责任?”
  王洪文答:“伤亡了几百人,主要由我负责,我是有罪行的,我应该向全国人民认罪。”
  法庭宣读张宝林一九七七年十月的证词、王承龙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的证词,叶昌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证词,并通知徐潘清出庭作证。徐潘清证明: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洪文亲自策划、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对群众进行血腥镇压,犯下了严重罪行。他说:“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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