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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默默地大口大口吞云吐雾，竖着耳朵，听着耿金章对着电话话筒说的每一句话。
王洪文坐在沙发上，翘起了二郎腿，脚尖不断地左右抖动着……冒出了“新上海人民公社”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只剩下最后一天——三十一日。
张春桥好不容易从“炮打”的旋风中挣脱出来。松了一口气。在这天，传来两条消息，使他一喜一忧。
喜的是《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在这天提前发表。显然，这是身兼《红旗》杂志主编的陈伯达，在给身陷困境的张春桥打气：“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的战略任务。……这个大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这是“一月革命”一词，第一次见诸于中央报刊。虽然社论里说“上海的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而这一新名词的“发明权”其实应属于张春桥。他曾大言不惭地说过：“苏联的‘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我们上海的‘一月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苏联的‘十月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七年。整整半个世纪之后——一九六七年，在我们上海爆发了‘一月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深刻的大搏斗。……”《红旗》社论中热情赞颂了上海的“一月革命”，无疑是对张春桥的“功绩”的又一次表彰。
有喜有忧。使张春桥双眉紧蹙的消息，来自黑龙江剩那里的造反派一举夺取省委的大权，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开创了全国盛直辖市的夺权先例。“一月革命”的“发源地”的上海，反而落后一步——唉，如果没有“红革会”的“炮打张春桥”，上海的夺权肯定跑在黑龙江的前头！
刚刚度过政治危机的张春桥，赶忙拧紧了夺权的弦。
二月一日，上海街头鲜红的大幅标语，覆盖了那些“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标语。新标语都是一句话：“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二月二日，夺权的计划，又进逼了一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手，离“桃子”已经很近了。诚如“工总司”的《大事记》所载：“‘工总司’、火线指挥部为首又一次召开了全市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人民解放军也派代表参加。会议气氛热烈。大家信心百倍，劲头十足，一致认为，不能再拖了，形势逼人，建立全市性的最高权力机构的条件已完全成熟。于是，大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雷厉风行，再次讨论了夺权宣言和通令之后，就立即抬着一张张的大红喜报连夜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报喜去了。欢呼最高权力机构诞生的大标语马上贴满了街头。”
这里所写的一句话，倒是真话——“不能再拖了”！
上海淮海中路六二二弄，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中共上海党校设在这条狭长的弄堂的尽头。走进大门，里面一片宽敞。在“文革”中，这所党校随着上海市委的倒台而被解散，被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占领。它地处闹市，交通方便，“全市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再次讨论了夺权宣言和通令”。
“秀才们”反复领会着张春桥、姚文元关于“上海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的论述，努力把“精神”贯彻到《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去。那些论述，大有高屋建瓴之势，口气是很大的，处处把“上海人民公社”与巴黎公社相提并论，甚至“更伟大”：“上海人民公社是砸烂了被资产阶级夺了权的旧国家机器产生的、新的地方权力机关。”
“巴黎公社是在炮火连天中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也是这样。”
“上海人民公社比巴黎公社的意义更伟大。”
“宣言”、“通令”—一就绪，红色大幅标语“热烈欢呼上海人民公社即将诞生”已经出现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敲锣打鼓的“报喜”队伍已经上街。
就在这个时候，暗探获得极端重要的情报，急告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有人在跟“上海人民公社”唱对台戏！
唱对台戏的地方。居然也在市委党校里。二十八个造反派组织（其中有好多个是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被张春桥看中，列为“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还有许多个造反派组织被排斥在外。有人把这些遭到排斥的组织——三十二个，召集起来，在市委党校西边二楼的小客厅里开会，宣布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着干！
“大联委”也在开秘密会议，也在商量夺权计划，也在起草夺权宣言和通令。他们要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声称“上海一切权力归新上海人民公社”！
这个“新上海人民公社”的首领是谁？
暗探探明了他的大名——耿金章！
这个耿金章，眼下不只是“二兵团”的“司令”，而且已成为上海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的“首领”。他比“红革会”更有实力，更厉害。
“妈的，又是这个耿金章！”王洪文骂娘了，恨不得一口吞掉桀骜不驯的耿金章，“耿金章简直是‘工总司’里的王明！”
王洪文骂过他是“赫鲁晓夫”，这会儿则骂他是“王明”。在王洪文看来，“赫鲁晓夫”意味着篡权，而“王明”则意味着宗派主义、分裂主义。
耿金章其人
走笔行文至此，该表一表耿金章其人了。笔者与耿金章作过长谈。
说实在的，这个王洪文的死对头，在昆山突然被推选为头头之前，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人。在他成为“二兵团”的“司令”之后，惯于摸人家“底牌”的张春桥，暗中派人查看过他的人事档案。王洪文也派人摸过这位“死对头”的底细，想抓住什么小辫子之类。
耿金章确实贫苦出身，并没有多大的把柄可抓。
一九二五年，耿金章出生在山东曹州。父亲是个贫苦农民。他五岁时死了父亲，八岁时死了母亲。无依无靠的他，跟随着姐姐逃荒到山东宁阳，投靠姨母朱氏。姨母家也很穷，就把八岁的他，送给地主任继正。从此，他在地主家割草放猪，还在村里要过饭。
十九岁的时候，耿金章总算第一次有了正式的职业——成为本县的护窑队队员，又称矿警。无非是站个岗，放个哨。不过，从此他跳出了地主家的火坑，心中有着说不尽的高兴。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扩军备战，到处拉夫征兵。耿金章成为国民党八四师四八三团二连的上等兵。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山东军区部队对山东省会济南发动总攻，歼敌十一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山东保安司令王耀武。
在长长的丢枪弃甲，高举双手的战俘行列中，有一位上等兵耿金章。
毕竟是苦出身，刚刚反水，耿金章马上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投入了战斗，向国民党军队开火。他，成了三五军三一三团四连战土。
在战斗中，耿金章被提升为副班长、班长。一九四九年，耿金章在镰刀铁锤红旗面前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耿金章很快成为政训队分队长、通讯班长、副排长。
只念过小学一年级的他，连天天背在身上的那支枪的“枪”字也不识！当上副排长，没有文化，深感不便。他在部队干部学校学习，从“拨、泼、摸、佛”学起，总算摘掉文盲的帽子，能够看懂报纸了。
一九五七年九月，耿金章复员，被分配到上海中泥造纸厂，当一名打浆工。
不久，他成为这家工厂的民兵连连长。
一九六四年二月，他被提升为副工长。
多年的部队生活。使耿金章具备组织能力。他本是一个很普通的工厂基层干部。在昆山极为偶然被推举为头头，便开始发挥他的组织能力。他当上“二兵团”的“司令”，把这么个偶然在安亭相聚的一批工人组织起来，以至发展成为拥有几十万人的组织。
不过，两年多国民党军队生活，也给他留下烙印：粗鲁，野蛮……一九五九年，厂里有人在黑板报上批评耿金章。耿金章发火了，搧了那人一记耳光。
一九六四年，他与邻居——一位同厂职工发生口角。一气之下，他抡起了板凳……他在厂里，受到了党组织的批评。
“文革”一开始，他写了对厂领导十条意见的大字报，贴在厂里的大礼堂。他的大字报，引起全厂的注意。公司党委副书记赶来看了大字报，认为他的大字报是针对厂里党组织的，有“反党”情绪。
于是，耿金章成了厂里的造反派。
于是，耿金章参加了“工总司”的成立大会。
于是，耿金章参加了安亭事件。
于是，他成为“苏州大队”第二把手。
于是，他成为“二兵团”的“司令”。
从安亭返回上海，“工总司”内部的倾轧，一度使王洪文处于危机之中。王洪文曾逃到耿金章那里。耿金章收留了王洪文，让他在“二兵团”住了几天，直到危机过去，派人派车把王洪文送回“工总司”。
王洪文在“工总司”中坐稳了“司令”交椅，与耿金章反目了。耿金章爱闹独立性，这使王洪文深感头痛。“二兵团”的势力日益鼎盛，“王司令”也就与“耿司令”闹翻了。
王洪文有他的一套“功夫”，耿金章也有自己的一套“妙计”。他俩在上海滩斗法，演出了一幕幕闹剧。令人哭笑不得的，便是一嘲陈曹争夺战“。
自从上海市委被轰倒之后，自从发布“通令”要陈丕显、曹荻秋“随叫随到”、“接受批判”之后，陈丕显、曹荻秋成了上海最忙碌的“演员”。大大小孝各种名目的造反派组织，召开“批判会”，都要去“揪”陈丕显、曹荻秋，“批斗”一番。
一九六七年一月里的一天，一伙造反派“揪”走了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之后，没有“还回原处”。
从此，这几位最忙碌的“演员”，一下子从上海滩上消失了。
王洪文跺脚了，因为“工总司”要召开批判陈、曹大会，没有这几位“演员”，会使大会大大逊色。
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给谁抢走了呢？
王洪文派人暗查。一查，原来是耿金章抢的！
耿金章抢走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密藏在自己的“司令部”——永福路五十号，派了几十个人守卫。
“司令部”毕竟目标大，人多嘴杂，尽管耿金章采取了“保密”措施，消息还是传进了王洪文耳朵里。
“砸‘二兵团’！”王洪文正巴不得有个出师之名，借此干掉耿金章——因为你“二兵团”把陈丕显、曹荻秋“保”起来，那就是“老保”！
耿金章也有自己的暗探。知道目标暴露，迅速转移。
他的手下有商业局的造反派。神不知，鬼不晓，一辆蒙得严严实实的大卡车，装着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在上海的街道左拐右弯，直至确信车后没有“尾巴”，这才径直驶往高外滩不远的四川中路，停在147号门前。那里是商业二局所属上海市禽类蛋品公司，本来是存放家禽以及鸡蛋、鸭蛋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