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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纳和巴蒂尔（英国著名电视喜剧拍档，以即兴发挥的幽默节目著名）。然后是接受BBC和另一家电台的采访，然后又上了一个电视节目。有人问我，长出这么长的头发花了多长时间。我告诉他，我只是撒了点仙土。
“她在开玩笑呢，”戴恩看到采访者有些吃惊，就说，“事实上是粪肥。”
戴恩脑子反应很快。就像我告诉他我和琼·柯林斯一起晒日光浴的时候，他说，“她晒化了吗？”
大多数时候，那些采访者并未发现他的幽默感，因为他们总是把注意力放在我和大卫身上。我总是尽力把他们的话题引开，说，“瞧，我们谈的可是音乐。”我不知道戴恩是如何忍受这一切的。他没有抱怨，没有发牢骚。他似乎压根儿就不好表现自我。
事实上我们恰好互补。
接着我们又去了另一间工作室，为该地区的地方电台接几个电话采访，说的话总是“嗨，伙计们，喜欢这首歌吧。那么你们两个是怎么到一起的？”
大约十一点钟，我们又转移到BBC在皮卡迪利的另一间工作室做电话采访，这时，电话响了。乔，戴恩的经理人，正透过工作室的门冲我们做鬼脸。因为工作室是隔音的，我听不到她在说什么。而戴恩正和电话另一端的采访者说着话，没看见她。
我对音效师打了个急着要小便的手势就出来了。乔看上去就像刚吞下一个炮仗。
“你们领先了两千五百张，”她尖叫着。
“什么？”
“尼克刚打了电话来，他刚拿到昨天的销售数字，你们比《斯皮勒》多卖出了两千五百张。”
我正需要有人在我的屁股上踢一脚。我立刻就像要成了一台机器。首先，我给尼克·拉斐尔打电话，想从那家伙嘴里亲耳听到这个消息。是真的，但我们不能高兴得过了头，他说，两千五百张唱片并不是多大的差距，接下来还有五天呢。
如果我认为维京的皮卡迪利已经很不错了的话，和奥耳丹比起来它简直不算什么。六千人在等我们；有屏障把他们挡在后面，还有骑警。事实上这太难以置信了，我突然感到眼睛刺痛，仿佛要哭出来。等候签名的队伍像长蛇一样穿过店堂一直排到店外很远的地方。周围的货架很高，每一次又一批人来到我们面前、看到我们，都会爆发出呼喊声、尖叫声。难以置信。
我们坐在贴满海报的大窗子前的桌子旁。后面的人群没有一点点减少的迹象。孩子们爬上了灯柱，对面公寓的阳台上也挤满了人。
还有人不断地来。
“你能写上‘送给约翰’吗？”
签名，微笑。“你的好了。”
“你能把这个给布鲁克林吗？”（一只玩具刺猬。）
“谢谢你。”签名，微笑，“你的好了。”
“你能在我的上衣上面也签上名好吗？这样我就可以给办公室的每个人看了。”
“你能写上送给佐伊吗？”
我在T恤衫上签名，在“辣妹”专辑上签名，在胳膊上签名。我甚至在一张十英镑的钞票上签名。我们还和大齿缝的孩子、扎着小辫子的双胞胎合影。每当一位母亲告诉我说她的孩子和布鲁克林一般大时，我心中总感到一阵刺痛，布鲁克林正在楼上，我妈妈在照看他。
一个小女孩发现她没钱买磁带了——不知是丢了还是怎么的。她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别担心，”大卫满面笑容地对她说。“你需要多少钱？”
“五十便士。”她含着泪水嗫嚅道。
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些零钱来，给了她一枚两镑的硬币。
我们签了一千五百多张唱片——店里只有这么多。
第二十五章 杂乱无章
从那时起，生活就变成了电话采访、签名、飞机、汽车。
有一半的时间，我不知道身处何方。我只记得那个星期飞机舷窗外或是我乘坐的任何一辆车的烟色玻璃窗外那最让人惊异的日落、火红的天空。星期三《太阳报》的大标题是“拼死一搏”，说我们如何旅行数千英里、不断地签名就是为了得到一个“第一”；还说我绝望到了不得不强迫大卫和我同去的地步。这两者根本没关系。大卫一直在训练，不在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因此只要他能，他总是和我一起去。
当我们三个人同时出现的时候，人们经常很惊讶。但是我们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大部分时候公众根本不知道大卫会到场。
至于旅行数千英里，我只是在以一种老式的方法在做宣传。我本来可以在大卫和我之间制造一些激烈的争吵——这则消息会占据报纸的整个头版。或者和其他什么人发生点什么关系怎么样——正如我知道的某些人的做法？但是我没有。我所做的所有宣传都是通过旅行、真正的努力工作。“辣妹”组合从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你可以说我过时了，但是我感觉这件事就应该这么做。
星期四，我们所有人在巴丁顿站集中，去德文参加无线一台的巡回演出。这是我们从伊维萨岛回来后所有人第一次在一起——我们的伴舞、安迪、约翰尼、卡琳、泰勒和乔——“真步者”家族。我们已经听说我们取得了半周内的第一，但是那不算什么。
泰勒试图在火车上为我做头发——列车员不住地告诉他不要用电插头——戴恩用他那套“阿里奇”式的动作不停地逗我们笑。他那种性格很少有——非常有趣、非常聪明、非常好的一个家伙。和一个男人一起工作而之间又没有两性关系的阻碍真是太好了。戴恩——惟一能让粗呢外衣显得近乎于酷的男人。他很专业，喜爱自己的工作。我可以坐在他边上和他交谈，就像我和我弟弟那样，我感到非常安全，虽然这也许是因为他在13岁时就拿到了空手道黑带的缘故。而泰勒又曾经是学校里的拳击冠军，我们这里很安全。
佩顿是一个老式的海滨度假地，沙滩上的小屋涂上了颜料盒里能找到的各种颜色，有海鸥，远处还有一个露天马戏场的轮子。这是我们第二次参加无线一台的巡回演出。无线一台总是在到处跑。记得我以前每周都听，而且也希望能去他们去的那些城镇。
主持人克里斯·莫伊斯有时非常刻薄。几周前，他采访我和戴恩的时候，碰巧他的父母也在播音室里。反正，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我在话筒里对他说：“现在，不要忘了，克里斯，如果你对我使坏的话，我就告诉你妈妈。”他妈妈很和善，又是拥抱我，又是这样那样。他的妈妈和爸爸还为我买了一束花。
但是，在我们整个宣传活动中，克里斯一直都非常支持我们。我们在佩顿表演前，他对我们进行了短暂的采访。
克里斯对着话筒说：“如果你们都出去买那支单曲，明年我将光着身子做节目。”必须承认这句话没有什么刺激力——叫他“大肚皮”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说到嘴巴大，没有人能胜过我。
比如我说过大卫在床上是一头野兽、如果我拿了第一大卫会围着老特拉福德飞奔，我只是想让整个事情变得有趣一些，那就是我的个性。
我之所以说大卫会围着老特拉福德飞奔可能是因为那天早上《花花公子》出价10，000英镑让我们夫妻拍一张裸体照。事实上，对此我们俩都非常感兴趣，但是我们俩同意我们宁愿分文不取做这件事。我的意思是，只花10，000英镑就想让我都露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如今在《名利场》或是《花花公子》上登一幅裸照确实非常流行。德米·摩尔这么做过，波·德里克（美国著名女演员）和爱拉·麦克佩森（世界超级名模）都这么做过。这些杂志雇用一流的摄影师，比如马里奥·特斯帝诺，都是一些为《时尚》杂志拍照的摄影师。他们可不会说：“啊，快点，小可爱，两腿分开。”但是我听说如今你确实得露出一点点毛。我认为那个大卫干得了，比如腋下的那块。但是最后，我们决定这对我们不合适。
从佩顿出来就像是又回到了“辣妹世界”。保安将车发动起来、车门打开，在“快、快、快”的喊声中，我们一离开舞台就跑进了用作化妆室的房车中，跳进了后座，穿过人群，疾驰而去，保安喊着“关上车窗”。数百名观众还等着要签名。我并没有感觉太糟糕：进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花二十分钟为观众签名了。
在火车到点前我们还有一个小时要打发。因此，一个当地的司机带我们去了一家酒吧，在那儿，我、戴恩和那些伴舞至少可以脱掉我们的太空服。
这是位于金斯克斯维尔的“野兔和猎狗”酒吧。
“我感到衣服穿得有点多了，”当我们从灿烂的阳光下走进光线较暗的有数百年历史的英国酒吧时，我说道。“关于着装有规定吗？”
一群女孩子开始尖叫“哦，我的上帝”。其余那些老主顾吃惊地看着我们，好像我们刚从火星上下来。事实上，即使我们刚从火星上下来，我们的样子也不会比这更奇怪。
但是，我们刚一表示我们很高兴为他们签名时，他们就安静了下来，我们聊了一小会儿。戴恩完全同意我的看法：总是要抽出点时间给孩子们，没有他们我们什么都不是。保安总是想快点把我带到车里去，但是假如小歌迷们一直在等签名，我总是要停下来，无论他们要我签什么，我都给他们签上。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他们给的。
看到孩子或者谈论孩子总是让我想到布鲁克林。我打电话给大卫的妈妈，那天她在照看他。
“嗨，桑德拉，我是维多利亚。布鲁克林一切都好吗？”
我和他不在一起的时候，我可能一天至少要打十次电话。
布鲁克林很好。我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回家。
我决定来点香槟。毕竟工作结束了——新的工作明天才会有。
一位妇女走向我说她的女儿在大学学习传媒学，研究我和大卫。瞧，那有多怪？这个世界真是疯了。
但是出名确实有其有利之处。在火车上，我说服列车员让乘客们都到一等车厢来加入我们。
“你们瞧，”我口齿不清地说道，因为——和往常一样——一杯葡萄酒下肚，我已经有点晃晃悠悠的了，“没有那些伴舞，我们将一事无成，绝对一事无成。”乔找到了一张空白的宣传照，我和戴恩在上面潦草地签上我们的名字，而大卫敬了那个列车员一杯酒。
“这个给你们大家，这个给你们乘务员，我们在这儿要开心，要绝对开心。”
阿里奇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守护神。我们决定开一个派对。戴恩把那支单曲的拷贝放进他的笔记本电脑，我们就开始了。声音效果不是最好，但是谁在乎呢？
“我是不是在克利夫·理查德（英国摇滚乐歌手，风靡歌坛数十年）的音乐会上见过你？”这个问题是问戴恩的，发问者是坐在我们身后的一位相当有礼貌的老妇人，带着她的孙女，感谢上帝，她是一个歌迷。而戴恩不得不承认，是的，这是事实。接着，当那些伴舞在走道上跳起来的时候，我感觉那位老妇人认为我们都疯了。但是这似乎并没有让她担心。
我决定该说几句了，因此我站起身，此时火车正驶过一片乡村，穿过金色的田野，田野里零星堆着一垛垛干草。
“这个星期非常愉快，”我说。“我们不知道星期天将发生什么，但是，即使我们星期天不是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