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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官员所送的礼物，原来竟是一个小小的红皮面本子，上面用英文和印度尼西亚两国文字印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The Re－pubitc of Indonesia ）护照”的字样。邓丽君当时感到有些意外，但是她并没有任何受宠若惊之感，只是淡淡地一笑。
那位移民局高官说：“邓小姐，我们向您赠予这份礼物的目的，就是衷心地期望您能不断地到我们美丽的雅加达来唱歌，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持这本护照前来！”
“谢谢！”邓丽君彬彬有礼地将那本护照收下了。记得那位印尼官员退出后，她就将那本护照放进她的一只小挎包里，回到香港以后，很快就将这本印尼护照忘在脑后了。因为她自1978年那次演出后再也没有去雅加达，所以也就根本没有用过那本作为国宾礼物的护照。现在，她蓦地记起了那本被她遗忘许久的印尼护照来。
“灵芝姐！”邓丽君双眼豁然一亮，她急忙起身，来到那只装衣物的皮箱前，开启了箱锁，从衣物底下找到了那本护照，捧到麦灵芝面前，问道：“我这里有本印尼的护照。始终也没有用过，不知此次去东京可否派上用场？”
“哦——？”麦灵芝立刻睁大了惊喜的眼睛，她大喜过望地对邓丽君说：“阿丽，我怎么就不知道你有两本护照呢。如果有印尼的护照，这次你就可以两全齐美，互不耽误了！”
邓丽君在兴奋过后又有一丝紧张，她迟疑地说：“只是我根本没有用过，再说当年印尼移民局送给我这本护照时，只是说我可以随时持这张护照到印尼去，并没有说可以持有这张护照随便到世界各国去旅行呀，这样做是否有些不合适呢？”麦灵芝嗔怪地说：“你怎么这样老实呢？既然你已经是印尼护照的长期持有者，为什么不可以随时地利用它？印尼的官员又没有说明你不许用它到其它国家去嘛，有什么可怕？”
邓丽君对麦灵芝历来言听计从，此次听她说得有理，便点点头说：“灵芝姐的意思是，我可以用这张印尼的护照去台湾吗？”
“不不，你去台湾时仍可以使用我为你办的那张护照，”麦灵芝显得精明世故，她在脑中早已将此次邓丽君经台北再赴日本的行程，安排得周密无隙，她说道：“到台北后你可以尽快地拿到那件旗袍，当天傍晚或次日清早，可以使用这张印尼的新护照去东京。这样，你在台北就可以在48个小时之内离境了，到东京后又有时间和乐队进行接触。阿丽，总之你明天尽可以留在香港和何莉莉的那位客人见面，这样一来时间就不太紧张了。”
邓丽君见所有的麻烦都在刹那间迎刃而解，心里自然十分欣慰。当夜在入睡前，她拨通了何莉莉住宅的电话，告诉她说：“承你们夫妇的美意，我明天可以与你们所说的那个人见上一面。不论有缘无线，见见也是无妨的。如果真的有线，那就是命里注定，如无缘，也算没辜负你们夫妇对我的一片美意。莉莉，这样你总该满意了D 巴？”
电话那端，何莉莉非常高兴地笑了。
印尼驻东京使馆否认邓丽君护照的真实性12月15日。香港天气晴朗。
上午9时，一架大型波音747客机从启德机场的跑道上飞上云空，直向台湾岛飞去。
邓丽君坐在靠近机廖的座位上，她的神情显得有些忧郁。邓丽君此时的心境如同蓝天飘浮的白云一样无法安定，她感到她这～生的事业可谓一帆风顺，而姻缘却始终远离她。经过麦灵芝的精心设计，邓丽君好不容易在去日本紧张的日程中挤出一天时间，准备与那位远从南洋专程飞到香港的青年企业家见上一面，可是没有想到这一良好的愿望又落空了。
本来，12日的晚间在何莉莉和她的丈夫正式提到她们将有意成全这桩好姻缘时，邓丽君当时表示无意与那位南洋客见面。何莉莉夫妇也无可奈何，因为她们伉俪非常清楚邓丽君此时的心情很不好，不宜在这种时候强人所难地安排这类见面的事情。13日上午，那位从南洋赶来的青年果然如期地飞到了香港。他抵港后就立刻拨通了何莉莉的电话，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善于应酬局面的何莉莉只好委婉地推说邓丽君已经在当回去日本东京，出席一场领先已有合约的商业性演出。这样，这位南洋客人与邓丽君相见的时间只有向后推迟几天。
不料，当天深夜何莉莉夫妇又突然接到邓丽君在麦灵芝寓所打来的电话。邓丽君突然改变了态度，使何莉莉夫妇既高兴又为难。
“怎么办呢！让我们如何向那位客人改口呢？”何莉莉在接到邓丽君的电话后很踌躇地问丈夫。丈夫沉吟片刻说：“也没有什么，你可以向那位客人如实说明情况，就说邓丽君原来确实定在14日离开香港，但是为了见他一面，情愿推迟一天时间。这样一来，客人会更加重视和珍惜这次见面，无论对邓丽君还是对他都是一桩好事！”
何莉莉马上连夜拨通了那位南洋客在香港深水湾山顶豪宅的电话。这位南洋客的父亲虽然多年在海外经商，但为了来港经商的便利起见，近年来已在深水湾用重金购得豪宅一座。何莉莉原以为她可以在那座宅子里找到他，谁知豪宅的女佣在电话里告诉她说，那位从南洋匆匆赶来的青年公子，仅仅只在深水湾的宅子里停留一上午，下午就到澳门去洽谈商务了。原来那位青年在听说邓丽君需要在日本逗留半个月才能回港，他自知滞留在港无事可做，当天便搭乘轮船到澳门，次日将返回新加坡。
邓丽君得知上述情况后，沉默不语。她又一次感觉到好姻缘离她很远，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魔力在有意无意地捉弄着她。麦灵芝听后则说：“阿丽，何必为这件事不高兴呢？既然不是一段好姻缘，索性就不去理它，不过这样也好，与其匆忙见面还不如不见面的好！”
邓丽君在中午前飞抵了台北桃园机场。她在这里只有8个小时的停留时间。她去瑞故祥高级缝衣店去试穿麦灵芝替她订的那件旗袍，果然很得体。衣服是玫瑰红色，紧身高领，下摆的开叉不高不低，很遂邓丽君的心意。拿好旗袍以后，邓丽君又急如星火地去探望她久别的父母。夜晚7点35分，邓丽君匆匆忙忙地赶到桃园国际机场的候机大厅，她必须在8点乘一架“华航”的班机飞往日本。
入夜，候机厅里灯火辉煌。邓丽君在走进大厅前，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化妆，例如又将那大墨镜戴在鼻梁上，将一顶巴拿马小帽的帽沿故意拉低，大衣的衣领子也高高地竖了起来，可是，邓丽君还是被一些熟悉她的旅客认了出来。
台湾《中国时报》的记者B 君，刚乘一架从汉城飞来的客机抵达桃园机场。在他通过候机厅时意外地发现许多人围着一位戴墨镜的女人在签名。他以职业的敏感猜测到那女子必定是一位名人。
急忙凑近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许久就从新闻媒体中销声匿迹的著名歌星邓丽君。这几乎是林振发在新加坡死后，邓丽君在台北第一次公开的露面。B 君尽管旅途劳顿，但他仍然不肯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采访独家新闻的机会。于是，B 君先是对好相机镜头的焦距，给正在签名的邓丽君拍下一张戴墨镜的照片，然后他近前来向邓丽君提出一系列问题，诸如：林振发死亡的真正原因？林振发死后你是否另有意中人？此次到台北来是否专为探视父母？年内是否还会在台北有大型演出等等。
匆匆忙完了签名的邓丽君，忙不迭地从人群里挤出来。由于登机的时间已经临近，她无意与B 君进行闲聊，只是告诉他说：“我现在很忙，要连夜飞往东京去，后天在那里将有一次演出。”余下的提问，邓丽君均不予回答。可是B 君却是个敬业心极强的新闻记者，他如何肯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使纠缠不休地一步步追来，一路上只是连珠炮般地向跑得喘喘吁吁的邓丽君发问。两人一前一后，很快就来到机场海关的检票口前，当邓丽君从拎袋里拿出那本印度尼西亚的护照时，海关人员惊讶地问道：“邓丽君小姐入了印尼籍吗？”
邓丽君感到手足无措。她无法回答机场海关检查人员对她的善意询问，既不能说是又不能说不是，邓丽君当时完全是出于礼貌，在海关人员向护照上盖章的时候，她漫不经心地“哦”了一声。
然后，她就随手接过护照，拎起装有旗袍的小皮箱，忙不叠地向机场走去了。
B 君怔怔地凝望着邓丽君那已经远去了的背影发呆。他的心里充满了深深的遗憾和失望，因为他与邓丽君在桃园机场的候机厅里相见的时间十分短暂，没有充裕的时间进行采访，但是B 君也很庆幸和满足，因为他方才在邓丽君入关时，在旁边听到了海关人员对邓的一句问话：“邓丽君小姐入了印尼籍吗？”更令B 君感到具有新闻价值的是，他当时不但亲眼见到了邓丽君使用的那本红皮面的印度尼西亚护照，而且还亲耳听到了邓丽君对海关人员的“哦”——一种完全默认的表示。
1979年12月16日清晨，台湾的《中国时报》第三版上角，刊发了记者B 君采写的一条新闻，题目是《歌星邓丽君昨晚由台赴东京，所持护照表明该人已入籍印尼》。
该文的上方配发了一幅邓丽君戴墨镜在候机厅为旅客们签名的新闻照片，从而更增加了这条消息的新闻性。也正是B 君无意中写成的这条仅有数百字的新闻稿，拉开了“假护照事件”的序幕……
当日下午，在台湾“外交部”任职的留美硕士陈之栩，酒足饭饱之余坐在沙发靠背椅上翘起了二郎腿，叼着一只雪茄拿起一张报纸。他突然发现了B 君所写的那条有关邓丽君去日本的新闻，陈之栩的精神顿时一振，只见报上写道：“邓丽君小姐并不像外界所传的那样萎靡颓唐。林振发的不幸粹逝对邓小姐精神上的打击是勿庸置疑的，但是一年多的时间已磨平了她心灵上的创伤，此次邓小姐去日本进行公开演出便是一例。邓小姐依然还像从前那样热情、友好，凡是请她签名留念的陌生旅客，无论尊卑，她一律从命，毫无大明星的架子。……但是在海关邓丽君小姐却以印尼护照过境，由此可见她已名花有主，入籍印度尼西亚，很可能从此在异国定居……”
“啊——？有这样的事？”陈之栩读了这条消息后暗暗地吃了一惊，因为在不久前他还听说邓丽君隐居在香港。为了能趁她刚刚失去爱侣的机会走进邓丽君的生活，家资殷厚的陈之栩，委实挖空心思，百般运用可能与邓丽君接触上的关系，千方百计地企图得到邓丽名的垂青。可是一厢情愿的热恋，很快就遭到了邓丽君的婉拒，令陈之栩万分失望。
但是，陈之栩并不甘心，他认为以自己在台湾的家财势力，只要孜孜以求，锲而不舍，那么迟早有一天他会获得这位歌坛明星的垂青和爱慕。现在报上的这则消息如一枚突然飞来的炸弹，炸得陈之栩晕头转向。如果一切一切都是真的，那么陈之栩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一种无聊的空忙吗？
在狐疑、惶惑、失望与愤恨的复杂情绪折磨下，陈之栩找到了那位发出邓丽君这条消息的B 君。只需三言两语，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