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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在最困难的时候，曼德拉的来信给她以鼓舞和力量。这些来信语言细腻，感情真挚，既有深深的眷恋，又有深刻的启迪。有时，曼德拉还教她怎样对付可恶的当局，难怪温妮认为曼德拉完全可以成为一名“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和一名作家。1980年5月，温妮·曼德拉因在布兰德福特家中让人留宿而被指控违反禁令，此案后被推迟审理。在一封来信中，曼德拉告诫温妮，为对付此案，她需要“比好运气还要多得多的东西”，因为这一案件对所有受到牵连的人都关系重大。他从律师的角度告诉温妮高度警惕，因为“不管实际的指控多么微不足道，法庭总要毫不例外地把对你的审判弄得非同寻常”。他深信，只有那些坚韧不拔、诚心诚意和深诸此行的朋友们的技巧才能化险为夷。最后，他深情地写道：
希望你能告诉我开庭的日期和最后结果。与此同时，我将思念着你，特别是当你接到命令要走上被告席，并且要听取那些可以预料的和意料之外的政府方面的证词时，我坚定地支持你。我深知，你受尽磨难是由于你对孩子们和我以及对我们的大家庭的热爱和忠诚。这是一种与日俱增的爱和忠诚。随着你的到来，这种爱情和忠贞一次比一次更强有力地震撼着我。
在布兰德福特的日子里，温妮通过办托儿所、卫生站、自助小组、编织小组等社会福利组织，不仅结识了一大批黑人朋友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而且也逐渐改变了一些白人居民对她的看法，德瓦尔一家就是一例。德瓦尔是阿非里卡人，是布兰德福特镇惟一的一位辩护律师。温妮受她的律师的推荐，决定去找他作为自己的法律代理人。当温妮第一次在他的事务所拜访他时，他紧张得把握在手里的笔掉到地板上。从职业道德上说，他不得不接受这种委托。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无数次地竭尽全力把温妮从监牢里弄出来，又多次出庭为温妮辩护。为此，他遭到司法部长吉米·克鲁格的训斥：“为什么不让她找一位犹太人律师？到底是什么魔鬼迫使你去给那个女人辩护的？”为此，他被从白人圈子里赶了出来，几乎所有的白人都同他断绝了来往。
德瓦尔的妻子阿黛丽则更富人情味。第一次见面，她就对温妮很热情：“在这样一个地方，你一定孤独得要命。欢迎你随时到我家来坐。我想你一定喜欢读些书吧。”随后，她又赶紧准备了热汤热饭，让温妮和孩子带回家去，因为她们当时刚到，连做饭的地方都没有。温妮后来回忆说：“白人的布兰德福特，那是我第一次受到富有人情味的待遇。像这样待人接物的，她是第一位。”很快，她的女儿索尼娅又和津荠成了好朋友。两位不同肤色的小女孩互相谈着自己的学校，自己的生活和朋友。
两年后，温妮决定不再委托德瓦尔先生办案，而由自己直接同约翰内斯堡打交道。然而，她对德瓦尔一家在那样的环境中为她分忧解难是深怀敬意的：“德瓦尔一家是非常勇敢的。”曼德拉也深深认识到这一点，他在给温妮的信中要求温妮向德瓦尔先生表示感谢：“你必须给他写封正式的感谢信。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孤立的居民区受理我们的案子，德瓦尔先生表现出了相当的勇气。有的人就他应当如何对待我们进行挑拨和煽动就是一个明证。他同我们家的联系突出地表明他和他的妻子一家人有着执着的信念和坚强的性格。”而德瓦尔在与温妮的交往中也逐渐认识到，像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应该坐牢，《自由宪章》鼓吹的正是各个种族和民族的平等和睦相处。
还有的阿非里卡人为了帮助曼德拉夫人而献出了生命。科利斯·海廷是曼德拉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他在威尔科姆当医生。他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在经济上援助温妮一家，并从10月份起开始为温妮办理为他工作的许可证。他准备于1979年3月1日正式雇用曼德拉夫人为他工作。自从他访问了温妮在布兰德福特的住所后，他就被人跟踪，但他毫不畏惧。依然为许可证的正式批准奔忙。3月亚日，他又来到布兰德福特询问许可证事宜。晚上8点，在离温妮住所约6公里处，他的车子神秘地翻了，他当场死去。很明显，凶手在谋杀成功后逃走了。温妮对他的被害极其悲伤。她说：“在某种意义上，他教给我一种更深刻的爱。这种爱曾经是表面的和观念上的，而现在对和我们完全站在一起的那些人来说，却是真切而诚挚的。”
南非当局的倒行逆施不仅使一般的白人公民在觉醒，同时也使这个体制内的行刑者感到内疚心虚。曼德拉夫人曾收到一个年轻的南非白人警察的信，他曾卷入了对1976年索韦托暴动的镇压。他在信中很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政治形势的看法。他写道：“你很难想象，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被迫向同龄孩子开枪——只因为他们的皮肤是另一种颜色——意味着什么。你可以相信，虽然我接到了‘瞄准射击’的命令，但我总能设法让枪口对着天空的方向。我没有放过一枪。”他承认，他的父母不会理解他的做法，如果知道了真相，一定会把他杀死。他到布兰德福特来拜访了曼德拉夫人几次，但总是提心吊胆。他走的时候还拿走了纳尔逊写的《斗争就是我的生命》。同时，原国家安全局的头目亨德里克·波尔也说了实话，他在约翰内斯堡的《星期日快报》上披露，曼德拉根本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根本就不应该判处终身监禁。
温妮在流放地的生活十分单调，但她仍然想尽办法充实自己。生活中有喜有悲，有合有离。津荠在布兰德福特与母亲住了两年后，决定去读书。温妮感到更孤独了。她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在过去的两年里，由于有津荠和我在一起，痛苦的压力得到了某种缓和；可是现在她走了……我第一次感到了我的小西伯利亚生活是什么滋味。死一般的寂寞。灰色的、火柴盒式的木头房子凄凉地、呆呆地瞪着你，像往在里面的居民一样，毫无生气。”现在，惟一的安慰就是去罗本岛探视曼德拉了。孤独使她的脾气变坏了，同时也开始喝酒。每天，她孑然一身，等待着探视日的到来。
然而，有关她往来于布兰德福特和罗本岛之间必须遵守的规定极其复杂，审批手续也非常严格。出发的时间有具体规定；在离开布兰德福特之前和回来后必须到警察所报告；起飞的机场和机号是规定的；在开普敦时必须向那里的警察所报告；从机场到住地必须选择最短路线；必须自己与罗本岛监狱官员就探访作出安排；探视结束后必须尽快直接返回在布兰德福特黑人镇的住所。每次探视之前，温妮总是要在半个月之前提出申请，然后经布兰德福特地方法官批准，才能匆匆忙忙地作准备。
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在国际上掀起了一个“释放曼德拉”的运动，这一运动很快影响了南非的国内政治，使南非政权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第二十二章 “释放曼德拉”
·“给我父亲自由！”
·全世界的关心：欧洲市长的联名、法国人的请愿、荷兰国会的要求、英国市长的游行、美国议员的决议、“尼赫鲁奖”、“西蒙·波利瓦尔奖”……
·与英国公主竞争
·波尔斯摩尔监狱
·新瓶装旧酒：三院制议会
·温妮获准可以进行“接触性探视”
·图图大主教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戴希教授访问曼德拉，曼德拉提出谈判三原则
80年代初津巴布韦正式独立。这样，继安哥拉、莫桑比克在70年代中期独立以后，南非的周边国家已全部独立。然而，南非白人政权仍像一只被逼人绝境的疯狗，在国际上公然违抗联合国通过的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最权威的方案435号决议，死死揪住纳米比亚不放，在国内加强各种种族立法，力图将索韦托暴动后又一次兴起的黑人解放运动镇压下去。
但是，世界不会按南非政权的意愿而存在，人民是不可能屈从这一头种族主义怪兽的狂吠的。流亡国外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宣布1980年为“行动年”，并庆祝《自由宪章》发表25周年。同时，在南非国内，也掀起了一场要求释放曼德拉的群众运动。年初，在比勒陀利亚城郊，3名刚潜回国的民族之矛游击战士，在一家银行劫持了两名人质，要求释放曼德拉，事件以流血告终。3月初，黑人报纸《星期日邮报》以“释放曼德拉”为标题发出强烈呼吁。随后，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发起教会的签名运动，要求政府释放曼德拉和所有的政治犯。
津荠·曼德拉高呼着“给我父亲自由”的口号加入了这—席卷整个南非的浪潮。她在一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白人学生举行的聚会上发表演说，用铁的事实谴责了南非白人政权犯下的种族主义罪行，以一名“索韦托一代”的身份，要求政府采取释放曼德拉的明智选择。她在发言中指出：
可想而知，就个人来说，我所受的苦难比任何黑人孩子都要多，我经历了无数恐怖的折磨。我看到我的父母牺牲了所有的物质利益，为正义、荣誉和人类尊严而战斗。我知道，他们为事业而放弃了一切。我知道，有成千上万的父母亲也在这样做。他们为自由而奋斗。但是我也看到，他们的牺牲所要换取的自由却远远没有实现……我目睹了我们的人民斗志昂扬、奋勇向前的历程。在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再容忍的时候，我看到了索韦托愤怒火山的总爆发。
1980年3月23日，索韦托的5000名群众集会纪念沙佩维尔惨案20周年。会上，群众响应莫特拉纳医生的倡议，要求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南非教会理事会的声明也提出，“要想避免如同津巴布韦人民过去所受的无辜的牺牲与折磨，条件只能有一个，即给予曼德拉和其他被监禁或被流亡国外的黑人领导人参与重建统一南非社会的权利。”各种报刊、各界人士和各种族的青年学生都汇入了这一强大的请愿洪流。
这一运动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同时也受到世界正义力量的支持。国际上的响应可以说是很强烈的：
1981年：在法国，17000人签名的请愿书送到巴黎的南非大使馆，要求释放曼德拉；
1982年：在非洲，非洲统一组织呼吁释放曼德拉；
在欧洲，1400个欧洲城市的市长联名要求释放曼德拉；
到8月份，53个国家的2000名市长在请愿书上签名。
1983年：在荷兰，荷兰国会要求荷兰政府敦促南非政府释放曼德拉和所有政治犯；
在英国，78名议会议员要求释放曼德拉；
在荷兰，荷兰政府照会南非政府，要求释放曼德拉并准备为曼德拉提供政治避难。
1984年：在英国，享有盛名的“特别AKA”流行歌曲演唱团发行了一盘题为“释放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