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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肱大臣，诛之无赦。其书之金策，藏之宗庙，著于令典。”是后高贵、常道援立，皆不外尊也。
晋愍帝建兴四年，司徒梁芬议追尊之礼。帝既不从，而左仆射索綝等亦称引魏制，以为不可，故追赠吴王为太保而已。元帝太兴二年，有司言琅邪恭王宜称皇考。贺循议云：“礼典之义，子不敢以己爵加其父号。”帝又从之。二汉此典弃矣。
魏明帝有爱女曰淑涉，三月而夭，帝痛之甚，追封谥为平原懿公主，葬于南陵，立庙京师。无前典，非礼也。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辛酉，有司奏：“东平冲王年稚无后，唯殇服五月。虽不殇君，应有主祭，而国是追赠，又无其臣。未详毁灵立庙，为当它祔与不？辄下礼官详议。”太学博士臣徐宏议：“王既无后，追赠无臣，殇服既竟，灵便合毁。《记》曰：‘殇与无后者，从祖祔食。’又曰：‘士大夫不得祔于诸侯，祔于祖之为士大夫者。’按诸侯不得祔于天子，冲王则宜祔诸祖之庙为王者，应祔付长沙景王庙。”诏可。
大明四年丁巳，有司奏：“安陆国土虽建，而奠酹之所，未及营立，四时荐飨，故祔江夏之庙，宣王所生夫人当应祠不？”太学博士傅郁议：“应废祭。”右丞徐爰议：“按《礼》，‘慈母妾母不世祭’。郑玄注：‘以其非正，故传曰子祭孙止。’又云：‘为慈母后者，为祖庶母可也。’注称：‘缘为慈母后之义，父妾无子，亦可命己庶子为之后也。’考寻斯义，父母妾之祭，不必唯子。江夏宣王太子，体自元宰，道戚之胤，遭时不幸，圣上矜悼。降出皇爱，嗣承徽绪，光启大蕃，属国为祖。始王夫人载育明懿，则一国之正，上无所厌，哀敬得申。既未获祔享江夏，又不从祭安陆，即事求情，愚以为宜依祖母有为后之义，谓合列祀于庙。”二议不同，参议以爰议为允。诏可。
大明六年十月丙寅，有司奏：“故晋陵孝王子云未有嗣，安庙后三日，国臣从权制除释，朔望周忌，应还临与不？祭之日，谁为主？”太常丞庾蔚之议：“既葬三日，国臣从权制除释。而灵筵犹存，朔望及期忌，诸臣宜还临哭，变服衣夹，使上卿主祭。王既未有后，又无三年服者，期亲服除之，而国尚存，便宜立庙，为国之始祖。服除之日，神主暂祔食祖庙。诸王不得祖天子，宜祔从祖国庙，还居新庙之室。未有嗣之前，四时飨荐，常使上卿主之。”左丞徐爰参议，以蔚之议为允。诏可。
大明七年正月庚子，有司奏：“故宣贵妃加殊礼，未详应立庙与不？”太学博士虞龢议：“《曲礼》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云：‘舜葬苍梧，三妃未之从。’《昏义》云：‘后之立六宫，有三夫人。’然则三妃即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犹天子之有三公也。按《周礼》，三公八命，诸侯七命。三公既尊于列国诸侯，三妃亦贵于庶邦夫人。据《春秋传》，仲子非鲁惠元嫡，尚得考彼别宫。今贵妃是秩，天之崇班，理应立此新庙。”左丞徐爰议：“宣贵妃既加殊命，礼绝五宫，考之古典，显有成据。庙堂克构，宜选将作大匠。”参详以龢、爰议为允。诏可。
大明七年三月戊戌，有司奏：“新安王服宣贵妃齐衰期，十一月练，十三月缟，十五月禫，心丧三年。未详宣贵妃祔庙，应在何时？入庙之日，当先有祔，但入新庙而已？若在大祥及禫中入庙者，遇四时便得祭不？新安王在心制中，得亲奉祭不？”太学博士虞龢议：“《春秋传》云：‘祔而作主，烝尝禘于庙。’尝为吉祭之名，大祥及禫，未得入庙，应在禫除之后也。新安王心丧之内，若遇时节，便应吉祭于庙，亲奉亦在无嫌。祔之为言，以后亡者祔于先庙也。《小记》云：‘诸侯不得祔于天子。’今贵妃爵视诸侯，居然不得祔于先后。又别考新宫，无所宜祔。且卒哭之后，益无祔理。”左丞徐爰议以：“礼有损益，古今异仪，虽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时之诸侯，皆禫终入庙。且麻衣縓缘，革服于元嘉，苫绖变除，申情于皇宋。况宣贵妃诞育睿蕃，葬加殊礼，灵筵庐位，皆主之哲王，考宫创祀，不得关之朝廷。谓禫除之后，宜亲执奠爵之礼。若有故，三卿行事。贵妃上厌皇姑，下绝列国，无所应祔。”参议，龢议大体与爰不异，宜以爰议为允。诏可。
大明七年十一月癸未，有司奏：“晋陵国刺：孝王庙依庐陵等国例，一岁五祭。二国以三卿主祭。应同有服之例与不？”博士颜僧道议：“《礼记》云：‘所祭者亡服则不祭。’今晋陵王于衡阳小功，宜依二国同废。”太常丞庾蔚之议：“缌不祭者，据主为言也。晋陵虽未有嗣，宜依有嗣致服，依阙祭之限。衡阳为族伯缌麻，则应祭三月。”兼左丞徐爰议：“嗣王未立，将来承胤未知疏近，岂宜空计服属，以亏祭敬。”参议以爰议为允，诏可。
大明八年正月壬辰，有司奏：“故齐敬王子羽将来立后，未详便应作主立庙？为须有后之日？未立庙者，为于何处祭祀？”游击将军徐爰议以为：“国无后，于制除罢。始封之君，宜存继嗣。皇子追赠，则为始祖。臣不殇君，事著前准，岂容虚阙烝尝，以俟有后。谓宜立庙作主，三卿主祭依旧。”通关博议，以爰议为允。令便立庙，庙成作主，依晋陵王近例，先暂祔庐陵孝献王庙。祭竟，神主即还新庙。未立后之前，常使国上卿主祭。
《礼》云：“共工氏之霸九州，其子句龙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周以甲日祭之，用日之始也。“社所以神地之道。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故教人美报焉。家主中溜而国主社，示本也。”故言报本反始。烈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其裔曰柱，佐颛顼为稷官，主农事，周弃系之，法施于人，故祀以为稷。
《礼》：“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故国有二社，而稷亦有二也。汉、魏则有官社，无稷，故常二社一稷也。晋初仍魏，无所增损。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庙，而社稷坛与庙俱徙。乃诏曰：“社实一神，其并二社之礼。”于是车骑司马傅咸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义。天子尊事郊庙，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荐于上帝也。《谷梁传》曰：‘天子亲耕以供粢盛。’亲耕，谓自报，自为立社者，为籍而报也。国以人为本，人以谷为命，故又为百姓立社而祈报焉。事异报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论王社，亦谓春祈籍田，秋而报之也。其论太社，则曰‘王者布下圻内，为百姓立之，谓之太社，不自立之于京师也’。景侯此论，据《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则以置社为人间之社矣。而别论复以太社为人间之社，未晓此旨也。太社，天子为民而祀，故称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风雨。’夫以群姓之众，王者通为立社，故称太社。若夫置社，其数不一，盖以里所为名。《左氏传》盟于清丘之社是也。人间之社，既已不称太矣。若复不立之京都，当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为群姓立七祀。自为立七祀。’言自为者，自为而祀也；为群姓者，为群姓而祀也。太社与七祀，其文正等。说者穷此，因云坟籍但有五祀，无七祀也。按祭五祀，国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礼》所云祭凡小祀，则墨冕之属也。景侯解大厉曰：‘如周杜伯，鬼有所归，乃不为厉。’今云无二社者，称景侯《祭法》不谓无二，则曰口传无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拟议而后为解，而欲以口论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当是思惟景侯之后解，亦未易除也。前被敕，《尚书召诰》：‘社于新邑，唯一太牢，’不立二社之明义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无二，则稷无牲矣。说者则曰，举社以明稷。何独不可举一以明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若有过而除之，不若过而存之。况存之有义，而除之无据乎。《周礼》封人‘掌设社纮’。无稷字。今帝社无稷，盖出于此。然国主社稷，故经传动称社稷。《周礼》，王祭稷则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设纮之无稷字，说者以为略文，从可知也。谓宜仍旧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
时成粲议称：“景侯论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郑氏学。”咸重表以为：“如粲之论，景侯之解文以此坏。《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太社也。’景侯解《诗》，即用此说。《禹贡》‘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为太社，封四方诸侯。各割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复为立京都也。不知此论从何出而与解乖。上违经记明文，下坏景侯之解。臣虽顽蔽，少长学问，不能默已，谨复续上。”刘寔与咸议同。诏曰：“社实一神，而相袭二位，众议不同，何必改作，其使仍旧，一如魏制。”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无疆。乃建太社，保佑万邦。悠悠四海，咸赖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载，王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祝惟辰，景福来造。”《礼》，左宗庙，右社稷，历代遵之，故洛京社稷在庙之右，而江左又然也。吴时宫东门雩门，疑吴社亦在宫东，与其庙同所也。宋仍旧，无所改作。
魏氏三祖皆亲耕籍，此则先农无废享也。其礼无异闻，宜从汉仪。执事告祠以太牢。晋武、哀帝并欲籍田而不遂，仪注亦阙略。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春，亲耕，乃立先农坛于籍田中阡西陌南，高四尺，方二丈。为四出陛，陛广五尺，外加埒。去阡陌各二十丈。车驾未到，司空、大司农率太祝令及众执事质明以一太牢告祠。祭器用祭社稷器。祠毕，班余胙于奉祠者。旧典先农又常列于郊祭云。
汉仪，皇后亲桑东郊苑中。蚕室祭蚕神曰：“苑灒妇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晋武帝太康九年，杨皇后躬桑于西郊，祀先蚕。坛高一丈，方二丈；为四出陛，陛广五尺。在采桑坛东南帷宫之外，去帷宫十丈。皇后未到，太祝令质明以一太牢告祠。谒者一人监祠。毕，彻馔，班余胙于从桑及奉祠者。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礼五岳四渎，咸秩群祀，瘗沈珪璋。六年七月，帝以舟军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沈璧于淮，礼也。
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东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岳，礼也。魏元帝咸熙元年，帝行幸长安，遣使者以璧币礼华山，礼也。晋穆帝升平中，何琦论修五岳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载一巡狩，省时之方，柴燎五岳，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飨报功德。是以灾厉不作，而风雨寒暑以时。降逮三代，年数虽殊，而其礼不易。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著在经记，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及秦、汉都西京，泾、渭长水，虽不在祀典，以近咸阳，故尽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礼，可以阙哉！自永嘉之乱，神州倾覆，兹事替矣。唯灊之天柱，在王略之内，旧台选百石吏卒，以奉其职。中兴之际，未有官守，庐江郡常遣大吏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