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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隧道尽头的光明和希望”，而不是战斗、死亡和危险。
这次会议及其结果代表了美国确立对外政策时的集体智慧。这些在各个领域里最有经验的领导人，曾花费了过去二十年的时间成功地应付了冷战的挑战和危机。如果他们的感觉仍停留在取得的成功之上，再加上埃尔斯沃思·邦克和威廉·威斯特摩兰不断报告越南战事的进展，又怎么能够指望总统挣脱他们已定形的思路之网，去面对我几天前摆在他面前的令人不快的事实和选择呢？
我从未就我的备忘录得到总统的答复。
很久以后我才得知总统送给迪安·腊斯克一份我的备忘录的副本，想了解一下他的反应，同时告诉他不要给任何人看。总统还让沃尔特·罗斯托在略去作者姓名的情况下，将备忘录的内容透露给尼古拉斯·卡曾巴赫、马克斯威尔·泰勒、威廉·威斯特摩兰、埃尔斯沃思·邦克、克拉克·克利福德和阿贝·福塔斯，并让他们进行评论。
直到着手进行这本书的准备工作时，我才了解到这些情况，并知道了他们的反应。尼古拉斯·卡曾巴赫代表了一个极端，他几乎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另一个极端是阿贝·福塔斯，他认为，备忘录的作者或许过多地目睹了反战示威游行。
“该分析和建议”，他写道：几乎完全依赖于对美国公众舆论的评价，以及从该评价所产生的结果中得出的否定性假设。我根本不同意这个观点……我想不出比它所建议的方案更糟糕的东西了……无疑它将会在这个国家引起撤军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对它实际上是什么给予充分的估计，这是走向撤退进程的第一步。根据我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对国内反战情绪进行安抚，而只是对它的放任和回避（这种回避也是应该的）。这是给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上扩大影响的一剂补药，是我们在亚洲多米诺骨牌前的全面撤退。
克拉克·克利福德也不喜欢这个备忘录。他写道：“我不同意备忘录中提出的建议……我相信，该方案提供的行动步骤将会妨碍而非推动争端的解决。”对于我停止轰炸的建议，他说道：“我无法理解这个逻辑。”他主张，“稳定在这里的确切解释就是：在放弃和沮丧的观念支配下，去寻找我们走出冲突的道路，而在这个冲突中我们丧失了我们的意志和决心。”他最后说：“总统和他周围所有的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要求，这种结束应以达到我们的目的为前提，我们的目的是：挫败中国和苏联支持下的北越对南越的侵犯。
总统并未征求麦乔治·邦迪对备忘录的意见。麦乔治·邦迪交给总统一份内阁会议讨论概要，他提请总统进行一次高水平的考察，以便“能够确立某种逐渐降低费用的模式，从而使战争坚持五至十年。我认为，这个时间是在越南的大部分最明智官员们预言过的”。“如果有一件事比其它的事都更清楚”，他写道：“那就是我们根本不打算以现在这种战争速度持续那样长的时间”。
为什么林登·B·约翰逊总统没有努力使人们对这个如此尖锐、并明显地分裂了他的最高顾问班子的问题进行全面、公开的辩论？或许他的失败就植根于他意识到越南问题是很难处理的，不存在什么满意的解决方法——也没有办法使他的顾问班子保持一致，或许，他曾清楚地看到改变战争方向的决定权就在他自己手中——但这是一个他不能让自己做出的决定。
我十一月一日的备忘录只完成了一件事：使两个互相热爱、互相尊重的人——林登·B·约翰逊和我——之间的矛盾达到了爆发的顶点。几星期之后，林登·B·约翰逊总统通知我被选为世界银行总裁，我在一个很平常的日子里离开了国防部。
我不知道在这一天是感到心灰意冷还是激愤，或许二者都有。
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对发展中国家很感兴趣。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我在蒙特利尔举行的美国报业编辑学会的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引起很多争论的讲话，其中谈到这个问题。我说：“在我们中间有一种倾向，认为我们的国家安全问题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当一个国家的发展达到某阶段时，它便不能再简单地依靠购置更多的军事武器为自己买到安全。我们现在就已处于这样一个阶段。我相信，国防支出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可形成两条上升的曲线，在到达某一点之前，两条曲线同步上升，之后，曲线平行延伸甚至可能下降。我曾判断美国到一九六六年会达到曲线的平坦处，我相信我们现在已到达了这一点。
我告诉编辑们，与增加军费相比，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那些真正需要并要求我们帮助的国家，但提供帮助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他们愿意并能够自助。”我提到，穷国与富国之间已经很危险的距离仍在扩大，在一些国家中财富正在制造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并经常导致国家间的冲突。总之，我相信，我们应通过把更多的美元从军费中转到对外援助上来，以便获得国家安全。
在战争年代，人们大概不会指望听到一位国防部长说出这种话。这次讲话遭到国会中鹰派的猛烈抨击，给总统（他对此并无明确态度）带来很大的烦恼。但这反映了我的思想信念。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在一九六七年春天给乔治·伍兹那样的答复。当时，刚吃过午饭，他告诉我，他作为世界银行总裁的五年任期即将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结束，他希望我能够接替他的位置。我表示了强烈的兴趣，但同时告诉他，我曾告诉所有向我提供工作职位的人——其中包括一个华尔衔的合伙人在一九六七年向我提出了每年二百五十万美元薪水的一个职位——如果总统想让我留在现在的位置上，我将不考虑其它建议。
当时，我曾把与乔治·伍兹的谈话告诉了总统。总统一直没再和我提起过这件事。直到九月或十月，总统突然问起这件事有什么新的进展。我告诉他，我仍对乔治·伍兹的建议感兴趣，但只要总统需要，我会留在国防部。
“你应该得到这个政府中任何你想要的，”总统说，“我的责任是帮助你，你可以得到在我权限之内的任何东西。”
“人们对总统负有责任，而非相反。”我回答说。这件事就这样搁置下来。
十一月八日乔治·伍兹来拜访我，我们一起乘车到白宫，我要在那里参加一个午餐会。乔治·伍兹说，银行的新总裁很快就将被选出，他想告诉乔·福勒——财政部长和美国银行行长，他负责提名——我就是他提出的候选人，但直到几年后，乔治·伍兹才告诉我总统和乔·福勒做了什么。在向世界银行董事会提出我的名字之前，乔·福勒去征求总统的意见，乔治·伍兹说他自己想做世界银行的总裁，因此他告诉总统，按照惯例要提出三个名字。总统用他特有的方式回答“好吧！那三个名字是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
十一月二十七日，伦敦《金融时报》登载了我被提名的传闻。两天之后，乔治·伍兹和世界银行的五名董事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提出了这一要求，我接受了。第二天，林登·B·约翰逊总统宣布我将离开五角大楼去世界银行。
最大的讽刺是我不知道总统自己是否确切地意识到：为什么我们会分手？这种分离是怎样发生的？他知道我对政府和他都是忠诚的。正如我曾说过的，我感觉得到他对我怀有同样强烈的感情，尽管我们在越南问题上有重大分歧，他一定没想过我会辞职。我相信，我没有这样做使他感到宽慰。
那么，为什么我要离任？并不是因为我生病了，虽然报纸报道了这样的传闻。总统曾对他的助手说担心我会自杀，就像杜鲁门的第一任国防部长詹姆斯·V·福雷斯特尔那样。
从那时起，大家似乎都认为我已心力交瘁，而我并没有如此。
我的确感到有压力，我与美国总统不和，我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我异常紧张，但我并没有接受治疗。除了偶尔吃几片安眠药片外，我没有服用任何其它药物，也从没想到过自杀。
事实是，我得出了结论，并直截了当地告诉总统，在越南的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可能使我们达到目标，因此，我们应该通过谈判寻求一个比较接近的政治目标。林登·B·约翰逊总统不准备接受这个事实。对我们双方来讲，情况越来越清楚，我不会改变我的判断，他也不会放弃他的看法，因此，必须做出某种决定。
很多朋友在当时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都说我做错了，他们认为我应该辞职，以表示对总统政策的抗议。在这里，我要解释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做。总统（除副总统以外）是政府行政机构中唯一的民选官员。他指定每一位内阁成员，内阁成员除总统外没有自己的选民，因此，内阁成员对人民负有责任，内阁成员的权威和责任来自总统。但是，也存在这样的事实，即由于内阁成员经常在公众中露面，有些内阁成员会形成独立于总统之外的权力。
从某个角度来讲，我拥有了这样的权力，一些人说，我应该通过辞职来使用这个权力，向总统的越南政策挑战，为那些寻求改变这一政策的人带个头。
我认为，那将有违我对总统所负的责任和我拥护宪法的誓言。
我永远不会忘记迪安·艾奇逊告诉我的事。迪安·艾奇逊说，三十年代初他在罗斯福任职期内做财政部副部长。当时，他发现自己无法接受总统的金融政策，因此他默默地辞职了。罗斯福曾对他说，他是他所知的唯一一位按宪法规定辞职的官员，我决不会忘记这个教训。
简单地说，尽管我与林登·B·约翰逊在越南问题上有巨大的分歧，我仍旧忠实于政府，忠实于他。我感觉到，他对我抱有同样强烈的感情。此外，直到我离开的那一天，我仍旧相信我可以影响他的决定，因此，我认为我有责任留在我的岗位上。
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到三个月后我离开五角大楼的这段日子里，危机接踵而至。北越部队攻打远在南越西北角的溪山海军基地；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在朝鲜半岛附近的公海上北朝鲜扣押了美国情报船普韦布洛号；一星期之后，越共对美国驻西贡的大使馆进行了爆炸和进攻，发动了血腥的“春节攻势”。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我进行了关于越南的最后一次公务活动。出于经济、政治和道德的考虑，我拒绝了威廉·威斯特摩兰重新提出的增加二十万军队的要求。我的继任者克拉克·克利福德后来批准了这一申请。
我离任的时间正在临近，我给总统写了下面这封信：亲爱的总统先生：我找不到适当的词句表达此刻我内心的情感，五十一个月前，您要我在您的内阁中任职。在我一生中从没有任何时期曾带给我这样多的矛盾和斗争，也从未伴随有这么多的满足。斗争将永无尽期，且不断增强。而若没有您在每一步都给予我全力的支持，我的满足将会很少。
任何人都会为自己能在这届政府中任职而感到骄傲。它在人权、健康以及教育等领域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一百多年的疏忽自然不会在一夜之间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