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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事先已得到了要游行的消息。九月二十日，总统召见我和其他几个人商讨如何处理。我告诉总统我面对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五角大楼没有任何自然屏障，这样一座庞大的建筑——当它在二战中被建成时，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楼——被柏油马路和数英亩草坪环绕着，人们可以从五个方向走近它。
我们决定由配备来福枪的部队围住五角大楼，让士兵们肩并肩地站在环形柏油马路的中间，在他们和示威者之间安置一些武装警察。我们知道，一道防线不可能挡住几千名冲向大楼的暴徒，除非战士们开火，但我们不打算这样做。因此，我、厄尔·G·“巴斯”·惠勒和他的军事指挥官们同意在五角大楼的中心院落内布置增援部队。这里是一大片草坪，午饭时雇员们喜欢坐在草地上晒太阳。如果示威者在部队防线上冲出一道缺口，大楼内的士兵可以冲出来把缺口封住，这样就不会使冲突扩大。我们决定在夜间用直升飞机将这些援军运送到五角大楼的内院。
我告诉总统说：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开枪，而我也不打算下达这种命令。我补充说：我、厄尔·G·“巴斯”·惠勒和代理检察长沃伦·克里斯托弗将在我的办公室和大楼顶层亲自指挥这次行动。
示威的前一天，通过陆军参谋长向所有参与行动的士兵、军官和武装警察发布了一份由陆军副部长戴维·E·麦吉弗特签署的通告，通告清楚地说明了他们的行动准则：为维护国家机关的权威，我们要完成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既要坚持宪法赋予人民的自由集会和表达意愿的权力，又要保护政府部门的财产和日常工作的进行。我们不能容忍触犯法律，我们也同样不能容忍阻碍宪法所授权力的合法使用……过强或过弱的反应我们都应该避免，我们的行为必须坚定但又不失尊严。我们要致力于这样一种行动方式：绝对减少可能的流血和伤亡，减少逮捕人数。在可行的范围内分辨违法者与守法者，用最少的暴力完成保护政府雇员（军职的和文职的）工作和财产的任务。
当我在将近三十年后重读戴维·E·麦吉弗特这些话时，我仍旧不禁为美国军人的职业道德和尽责的作风感到自豪，这些军事指挥员们计划并实施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游行队伍分两个部分，《华盛顿邮报》做了这样的报导：一部分聚在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之间的冥思湖边，这个湖具有独特的建筑风格，因而很受人们的称道与喜爱。在那里聚集了五万多人，他们很有秩序，主要由各院校的学生组成。第二部分集中在五角大楼前。这群人数量较少，据五角大楼报导有两万人左右，它的前列约有三千人，由一些闹事者组成，这些人给反战运动划上了深深的伤痕。
游行队伍的前列的确有很多闹事者，他们使用各种手段企图迫使军队使用武力。一些年轻的女人用他们的前胸去冲撞肩背来福枪笔直站立的士兵，有些甚至解开了她们上衣的纽扣，士兵们没有动。示威者向士兵们投掷泥团、袖标、传单、木棍和石块，士兵们仍站在原地不动。一群示威者想冲破防线，士兵们退守到五角大楼的门前，内院的增援部队冲出来帮助他们挡住了示威者。几个示威者想进入大楼，但立刻被驱赶出来。人群开始逐渐散去，还有几千人逗留到深夜，他们在楼前的地上燃起了火。最后一个示威者直到第二天下午才离去。
《华盛顿邮报》在对示威的报导中曾这样说：“虽然从下午直到深夜都存在着出现暴力冲突的可能，但始终没听到一声枪响，也没有什么严重的伤害见诸报道。”
我在大楼的顶部和其它几个有利的角度注视着整个事态的发展。几年之后一名记者问我当时是否感到害怕。当然，我的确很害怕，一伙失去控制的暴徒是非常危险的，所幸这次事件有惊无险。但我却不得不想到，如果这些示威者更有纪律一些——像甘地那样——他们就会达到封闭五角大楼的目的。他们需要做的只是躺在大楼周围的马路上，那样我们将会发现几乎不可能很快地将他们全部移走，以保持大楼的开放。
林登·B·约翰逊总统继续征询各方面的意见，以便有助于他在战争决策方面作出一些可能需要的改变。他征求了麦乔治·邦迪的意见，在十一月二日他又一次召集“哲人”开会讨论。
麦乔治·邦迪在十月十七日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他的立唱—在以下陈述中可以得到概括：“我认为您的政策像以往一样正确。在这方面的大量材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反映了后来”哲人“小组成员们的一致意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麦乔治·邦迪在同一份备忘录中对总统提出劝告：我不打算过多地倾听那些远离战场，只花费一天时间匆匆浏览一下相关材料的人的话。”
他又补充说：“特别是那些虽然很杰出，但是只了解部分情况的人。”
十一月二日上午，围坐在内阁会议室巨大的办公桌旁的这些人，已不是一九六五年坐在这里的全班人马。那时的“哲人”小组成员曾敦促总统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以阻止越南落入共产主义的掌握之中。保罗·霍夫曼、乔治·基斯塔科夫斯基和阿瑟·拉森被去掉了——众所周知他们反对总统的越南政策，因而未被邀请。鲍勃·洛维特和杰克·麦克洛伊也不在场，他们被邀请了，但未能参加。现在在桌旁的十一人是迪安·艾奇逊、乔治·鲍尔、奥马尔·布雷德利、麦乔治·邦迪、克拉克·克利福德、阿尔特·迪安、杜·狄龙、阿贝·福塔斯、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前国务院官员鲍勃·墨菲和马克斯威尔·泰勒。
当总统宣布会议开始时，他列出了五个问题：一、除了在越南已经做过的，我们还能做什么？
二、关于北越，我们是否应坚持我们的做法？我们是否应在港口布雷，摧毁堤坝，或者我们应全面限制对北越的轰炸？
三、我们是否应对和谈采取被动的政策？我们应该积极寻求和谈，还是应放弃和谈？
四、我们应从越南搬军吗？
五、我国政府应采取什么积极的步骤联合本国人民并更好地与之交流呢？
林登·B·约翰逊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但是以他一贯的玩牌方式，他保留了能够使“哲人”小组成员做出明智和充分解答的关键材料。在前一天，“哲人”小组成员们听取了厄尔·G·“巴斯”·惠勒和乔治·卡弗的简短介绍。这两人是中央情报局的越南问题专家，对战争一贯持乐观态度。除此之外，“哲人”小组成员们没有看到任何书面材料，特别是没有见到海军少将拉罗克颇具说服力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在越南取得军事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更没有看到理直德·赫尔姆斯的分析：即美国从越南撤出所冒的风险是有限的和可行的。
同样令我失望的是，总统也没有向“哲人”小组成员出示前一天我给他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阐明了我对美国在越南所处困境的分析，以及我对如何处理这种两难处境所做的最理智的判断。我在备忘录的附信中，指出了我们面对的严酷现实，我说：“在东南亚继续我们现在的行动是危险的，这将会使我们付出巨大的牺牲并招致美国人民的不满。”同时，我也扼要地提到，我明白对总统来讲，在越南问题上放弃我们传统的做法，改变事态的进程是多么的艰难。但那正是我所建议去做的：“在备忘录中有一个变通的方案（对我们的现行方案而言）。”
我告诉总统：“这份备忘录只代表我的个人观点。”接着我指出，“由于这些观点可能与您的不一致，因此我没有给迪安·腊斯克、沃尔特·罗斯托或厄尔·G·”巴斯“·惠勒看过。您看完后，如果希望我与他们讨论并向您汇报我们的共同建议，我将照办。”我希望总统在研究了我的备忘录后，会让我将它发给我们高级军职和文职助手们进行广泛、深入的分析和讨论。我知道我的建议会引起激烈的争论，也很可能是不明智的，但它们的确提出了我们必须给以解答的问题。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我希望的事并没有发生。
在备忘录的开头，我展望了即将来临的一年。我强调说，我确信：“从美国的公众利益着眼，继续我们目前的战争进程，并不能使我们在一九六八年接近胜利，更不能阻止美国人民日益减少对我们卷入越南的支持。”此外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将“面对增加陆军部队的要求，这就需要招募新兵或征召预备役军人入伍。”其结果自然是使美国一九六八年的伤亡人数成倍增加。我引证了我们所做出的最可靠的分析和估计：“死亡人数大约要增加一万五千人到一万九千人，受伤需要救治的人数将增加三万至四万五千个人。”
我又一次重复了我以前多次提到的对轰炸的看法：它既不能使南方的军事冲突低于现有的水平，也不能挫败北方的战斗意志，我强调说：除非他们确信不会胜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指望用来摧毁北越的意志，这种确信只有他们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准奋长期留在越南以保证南方人民的独立选择时才会产生。但不要期望敌人会比美国公众更早地得出这个结论。由于缓慢的战争进程和对不断升级的担心，美国公众的信心已受到挫折，他们怀疑是否已对所有通往和谈的途径都进行了真诚的探索，而不只是做出寻求和谈的表面姿态。几个月之后，我们将在扩大战争和丧失美国人民对越战的支持两方面都将受到不断增加的压力，同时，要求美国撤军的呼声也会不断高涨。
因此，在我看来，存在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能否坚持在越南的行动，直至达到我们在那里的目标。
我着重指出：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使冲突得到迅速解决的建议——通过扩大地面战争和空中轰炸的规模，除了冒扩大战火的危险外，并不能带来什么合理的希望。因此，我认为唯一切实可行的计划就是，一方面稳固我们在南方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向北越证明，我们对北方的空袭并不会阻碍导致和平解决争端的对话。对此，我提出以下具体步骤：·宣布一个稳定政策。
·在年底前停止轰炸北越以便寻求和谈。
·考察我军地面部队在南越的作战情况，以便减少美国的伤亡。将大部分安全保障的责任转交给南越政权的武装力量，并让他们了解战争的破坏作用。
“哲人”小组成员们无法知道所有正在进行的这一切。因此在缺乏近期资料的情况下，他们对越南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先人之见决定了他们的回答也就是意料中的事了。关于在南方的地面战争，他们看到巨大的进展和改进，因此敦促总统进一步加强目前的计划。关于轰炸北越，除了乔治·鲍尔外，所有的人一致同意应继续进行。关于谈判，十一人里有八人指出，共产党人将永远不会做出让步，一旦敌人意识到他们决不会胜利，他们自然会减少敌意并最终放弃。关于我们是否应该撤退，他们的回答全都是：不。最后，关于怎样联合美国人民，他们的建议是，强调“隧道尽头的光明和希望”，而不是战斗、死亡和危险。
这次会议及其结果代表了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