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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上帝，我们应该说什么？”他回答说。
“我建议，告诉他十五分钟后您会在值班室。我马上给迪安·腊斯克打电话，我们在值班室与您会合。”
在那以后的几天里，我们通过热线与阿列克谢·柯西金交换了意见。六月十日，由于以色列获得了攻击叙利亚的胜利，形势变得异常紧张。有一次，柯西金实际上在说：“如果你们想要战争，你们会尝到苦果。”当然，那是我们最不想要的。
为什么苏联总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当以色列如此神速地打败了埃及和约旦后，看起来就要移兵威胁大马士革。
为此林登·B·约翰逊总统告诉阿列克谢·柯西金，一旦以色列得到戈兰高地，它就会接受停火。同时，总统同意命令第七舰队靠近叙利亚海岸，以便使苏联明白，对他们在该地区的任何行动，我们都会有所反应。几小时后，以色列和叙利亚接受了停火建议，第七舰队也停止了东移。虽然信息的交换使形势明朗，但这个插曲揭示了在冷战中期，美苏维持全球平衡时的关系是多么微妙。这进一步解释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坚持要在印度支那保持压倒优势的感受，同时也说明了一系列的突发事件使我们无法倾全力于越南。
现在对我来说已十分清楚，印度支那的政策和方案将我们引向了从未料到也并不希望的歧路。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无论是生命的丧失还是政治、社会和经济所受到的破坏——都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想。我们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这失败能否避免？从我们的经验中可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以防止其他人重蹈覆辙？学者们无疑将希望研究并揭示这些问题。这个念头在战争结束后的今天更强烈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一九六七年六月，我决定让我的国际安全事务助理约翰·T·麦克诺顿着手搜集材料以备将来的学术研究。我告诉他要扩大搜集面和相关的文件范围，不要仅限于我们国防部，还要包括政府各部门、中央情报局以及白宫。由于我要求这项工作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因此我对约翰·T·麦克诺顿说我个人将不介入。我指示他说：“告诉你的研究人员，无论后果如何，都不要退缩。”或许是出于曾激励我做这件事的同样冲动，使我说出了上面的话。我从未想过对总统和国务卿提到此事，因为这几乎不是什么秘密。然而，最终却使三十六位参与研究与分析的人员卷入其中。
材料搜集工作开始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一个月后，约翰·T·麦克诺顿悲剧性地在一次空难中丧生。整个搜集工作由莱斯利·H·盖尔布负责。当时莱斯利是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官员，现在他担任了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席。他的工作是收集二十多年以来的备忘录、情况记录、电报以及各部门的报告。几年后，莱斯·H·盖尔布利告诉一位研究人员说：“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打电话，然后说：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要求……我去见很多人，解释这项研究工作，告诉他们我想要下列材料。他们全都说：是的，当然……没有一个人拒绝提供材料。
一九六九年初，莱斯利·H·盖尔布的小组就美国二战后对越南的政策整理了一份七千多页的研究报告。这已远远超出为研究人员收集原始资料的范围。整个工作总起来说有不尽人意的地方，这一方面反映了对刚刚发生的事进行评述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也由于莱斯利·H·盖尔布和他的小组实际上无法接触白宫档案和一些高层政府部门的文件。尽管如此，仍然可以说这项工作完成的异常出色。
它体现了我要求尽可能客观的宗旨，他们几乎搜集了到那时为止与越南有关的所有学术著作，其中包括从各个不同角度所做的分析。
但是，由于有如此多的人卷入越南的事务，这种有助于学术研究的努力却导致了意外的结果。一九七一年，曾为莱斯利·H·盖尔布工作过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向《纽约时报》泄露了这份材料，主编将之命名为《五角大楼文件》并开始节录连载其内容。这使林登·B·约翰逊和尼克松两届政府中的官员们感到十分尴尬。当第一篇节录出现在六月十三日星期天的报纸上时，尼克松总统的司法部立刻动用其属下所有的法律机器阻止其继续发表。
虽然我早已离开了国防部，但我仍发现我被违心地卷入了该事件的幕后活动。六月十四日星期一晚上，《纽约时报》华盛顿分部的主编詹姆斯·B·斯科特·赖斯顿与他的妻子萨莉，同我和玛格丽特在我们家一起进餐，这时，电话铃响了，是找斯科特的。他拿起电话进了书房。几分钟之后他回到餐桌旁手里拿着一张纸说：《纽约时报》的主编和律师起草了一个声明，“非常有礼貌地拒绝了”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停止进一步刊载的要求。然后，他向我们读了手中的草稿，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时报应该继续刊登这些材料。但要在最高法院法令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当然，最高法院最终还是允许《纽约时报》继续报导了。
由于这份材料被披露，所有与越南决策有关的人员都受到了比以往更尖锐的批评和指责。关于我为什么要制造这个事件，各种谣传不径而走。一位观察家甚至声称我是在罗伯特·F·肯尼迪的授意下这样做的，目的是抵毁林登·B·约翰逊总统以便帮助博比·肯尼迪进行一九六八年的总统竞眩这真是荒唐透顶！但是当迪安·腊斯克后来问我为什么没有把搜集材料的事告诉他或总统时，我感到非常后悔，我本应该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
迪安·腊斯克是我所见过的公职人员中最富于献身精神的一位，他对总统以及政府的忠诚表现在各个方面。一九六七年夏天发生的一个插曲仅是其中之一。
一个炎热的下午，迪安·腊斯克打电话给我，问他是否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我告诉他应该是国防部长到国务卿的办公室去。“不，不，”他说：“这是私事。”我说我不在乎是私事还是公事，十五分钟后我会到他的办公室去。
当我进入他的办公室时，他从办公桌里拿出一瓶威士忌喝了一大口，然后说：“我必须辞职。”
“你疯了。”我说，“你在说什么？”
他说他女儿正打算嫁给一个斯坦福大学的黑人同学。他不想让总统担上这么沉重的政治包袱。今天的读者可能很难理解他当时的想法，但对当时的我来讲却十分清楚，他相信由于他是个南方人，又为一位南方总统工作，这样一种婚姻——如果他没能阻止它或者不辞职——将会为他和总统招致广泛的责难。
当我问他是否对总统谈及这件事时，他说没有，他不想给总统添麻烦。
“见鬼！添麻烦。”我说，“如果你辞职才真是给他添麻烦呢！我知道他不会同意你辞职的，如果你不告诉他，我去对他讲。”
迪安·腊斯克告诉了总统，总统的反应正如我预料的那样——祝福了那即将缔结的婚姻——就我所知的范围内，这件婚事对迪安·腊斯克或对总统来说，无论是政治上还是个人方面都绝对没有任何影响。
一九六七年七月上旬，总统要我再去越南考察情况，我携同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和厄尔·G·“巴斯”·惠勒前往越南。在西贡，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和埃尔斯沃思·邦克十分乐观地向我们进行了情况介绍。埃尔斯沃思·邦克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他于四月接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任美国驻越南大使。威廉·威斯特摩兰说：“并不存在相持不下的局面。我们正在缓慢但又稳固地取得胜利。如果我们不断扩大我们的战果，通往成功的步调还会加快。”埃尔斯沃恩·邦克实际上同意了这种分析。他相信战争会取得胜利，但要有一个严格的附加条件（这曾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中心立场）：“最终，他们（越南政府）必须自己赢得胜利。”威廉·威斯特摩兰明显地不同意这个观点，他又提出增派二十万美军部队的要求，我坚决反对。理由就是埃尔斯沃思·邦克所阐述的观念。
战争在缓慢进行，逐渐增加的人员伤亡，和国内不断扩大的意见分歧，使总统感到沮丧和忧虑。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厄尔·G·“巴斯”·惠勒和我从越南返回后，于七月十二日向他汇报我们的考察结果。当谈到一个问题时，总统问道：“难道我们真能赢得这场该死的战争吗？”
我在西贡得到的乐观报告暂时缓解了我长期以来对战事进程产生的怀疑。我告诉总统：“不存在军事上的胶着状态。”
并说，如果我们坚持原定的计划，我们是会赢得胜利的——当然最终结果还要取决于越南政府的表现。但是，我仍然对轰炸的效果保持怀疑。我告诉总统，我还是反对军方扩大战争规模的要求。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又重新唤起，并坚定了我对地面战争也存在的怀疑。
现在，我对轰炸的态度已经公开化，并引起了强烈的争论。当自由主义者和温和派批评林登·B·约翰逊总统没有能够防止战争升级时，两党中的鹰派则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全力支持下，向总统施加压力企图扩大战争。鹰派最担心的是总统、迪安·腊斯克和我的态度。民意测验显示公众情绪正在倒向他们一方。例如，五月中旬，一次哈里斯民意测验的结果是：支持加强军事压力的人与支持撤兵的人相比占微弱多数（百分之四十五比百分之四十一）。
这种日渐增长的鹰派意识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下设的准备和调查小组委员会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该委员会由约翰·斯坦尼斯（密西西比州的民主党人）领导。约翰·斯坦尼斯和他的同事们——斯图尔特·赛明顿（密苏里州的民主党人）、亨利·杰克逊（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人）、霍华德·坎农（内华达州的民主党人）、罗伯特·伯德（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人）、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缅因州的共和党人）、斯特罗姆·瑟蒙德（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人）和杰克·米勒（衣阿华州的共和党人）——在轰炸问题上持强硬路线。几个月以来，他们一直激烈地抨击政府的轰炸计划。六月份，当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了解到，总统接受了我的建议准备保持有限的轰炸后，他们开始准备作战了。他们向最高军事长官和我表明了他们的意图，要求召开听证会。
听证会在八月召开，其目的在于迫使白宫取消对轰炸的限制。当时他们没能如愿。林登·B·约翰逊总统认为这些听证会是一场政治灾难。他后来曾对厄尔·G·“巴斯”·惠勒说：“你的那些将军们在斯坦尼斯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几乎用他们的证词毁了我们，我们在听证会上被谋杀了。”
听证会开始的前一天，总统警告我将会面对非常激烈的场面。我对总统说：“我对此并不担心，因为我确信我们所做的是正确的。”总统看了看我没有再说一句话。毫不奇怪，总统的政治嗅觉比我敏感多了。
听证会于八月九日至八月二十九日之间举行。持续了整整十个漫长的日子，成为我生活中最严峻的插曲之一。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在开场白中明确表示了他的态度：“国会正越来越关注这一问题。即，如果我们只是把美国士兵丢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