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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七日，我们在白宫讨论了上述建议。威廉·威斯特摩兰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强迫”他做如下估计：在美军增加二十万人、增加十万人或保持四十七万人不变的情况下，“完成我们的使命”分别需要多长时间。他最后说分别需要二年、三年和五年时间。会上，总统曾问他：“我们增派军队时敌人不也能增加军队吗？果真如此，何时能了结呢？”
在这次会议上厄尔·G·“巴斯”·惠勒指出：“轰炸行动即将达到这样一个阶段：除港口之外，所有有价值的固定目标都已受到我们的轰炸。”与此相适应，我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的周二午餐会上建议总统不仅要拒绝参谋长们提出的扩大轰炸规模的要求（摧毁剩余的电力设施的要求除外），而且要把轰炸行动局限在北纬二十度线以南地区（河内和海防以南的“柄状狭长区域”，大多数军队和物资经此区域流向南方）。
我理解并同情军方人士对于削弱对敌人的惩罚的潜在担忧，但我的建议依据的是以下几个因素：四月二十七日厄尔·G·“巴斯”·惠勒的发言；我相信用炸弹和水雷封锁港口会产生与苏联直接对抗的巨大危险；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埃德蒙·赖斯和在马来西亚的罗伯特·汤普森爵士均认为霹雳计划加强而不是削弱了河内的意志；在北纬二十度线以北地区美国飞行员每次出击时的伤亡人数是该线以南地区的六倍多；我认为与美国飞行员的重大伤亡相比，我们在该线以北地区给北越造成的损失是得不偿失的赛勒斯·R·万斯、尼古拉斯·卡曾巴赫、理查德·赫尔姆斯、沃尔特·罗斯托和威廉·P·邦迪赞成我的建议，离开政府后仍与总统保持接触的麦乔治·邦迪在五月三日的一份备忘录中也表示支持。
中央情报局的评估也支持这一立场。
我的担忧和怀疑越来越重，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我向总统呈上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引起了广泛争论），表述我的看法。《五角大楼文件汇编》后来说这份备忘录所持的是“激进的”立场，它阐明了我对事态发展趋势的严重怀疑，也使此后的争议变得更加尖锐。由于它非常重要，所以我较为广泛地引用了它。
这份备忘录开篇写道：本备忘录是在找不到极具吸引力的行动策略的情况下写成的。河内很可能已经决定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美国举行大选之前不进行任何谈判。继续奉行我们目前的政策而不进行更大规模的战争改变不了河内的决心，也不能使美国人民满意；增派军队和加强对北越的打击也不可能改变河内的决心，相反可能使我们在东南亚陷得更深，使我们与中国和苏联发生严重对抗（如果不是战争的话）；我们也不愿意屈服。所以，我们必须做出不是十全十美的选择。
我接着讨论了美国的形势：越南战争在本国是不受欢迎的。当战争不断升级——伤亡的美军更多，人们担心战争规模会进一步扩大，国内事务中的秘密越来越多，南越和北越非战斗人员遭受的苦难越来越大时，人们就越来越不欢迎了。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我们是怎样走到目前这一步的，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应该陷得如此之深，虽然他们讲不出理由。所有人都希望战争结束，都期待由总统来结束它。我们要么成功，要么失败。
美国的这种形势使美国政界产生了不耐烦的情绪，却不幸使河内更加有耐心了（人们普遍认为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美国举行大选之前河内是不会放弃的）。
南越的形势：美军与北越军队在南越的“大战”进展顺利。我们在一九六五年避免了军事失败，在一九六六年获得了军事主动权，给敌人造成了严重损失，摧毁了他们的一部分攻击能力……（但是），流入南越的物资仍然十分充足……敌人仍有发动各种规模的进攻的能力。
遗憾的是我们与越共之间的“战争”仍然不太顺利。贪污腐败盛行，政府真正能够控制的地方很小，整个社会在走向衰败……民众仍然漠不关心……民族解放阵线仍然控制着南越的大部分地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安民计划进展顺利。南越军队疲弱、消极、不思进取，在推行安民计划时行动非常迟缓。
北越的形势：河内对谈判所持的态度从未软化和更新过……他们似乎对政治解决办法不感兴趣，决心与扩大冲突的美军周旋到底……没有迹象表明空中轰炸削弱了河内的抵抗意志和其向南越输送必需物资的能力。河内尚未表现出结束大规模战斗和劝告越共钻进丛林的迹象。北越人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他们认为阮高其政权是傀儡政权，他们相信全世界都站在他们一边。美国公众不会有足够的耐力反对他们。因此，虽然他们的政府中或许有某些派别赞成采取其它策略，但他们相信从长远来看，他们比我们强大。
共产党集团的形势：苏联的主要目标似乎仍是避免直接卷入军事冲突，防止越南妨碍苏美关系的其它方面，同时给予河内足够的支持，维持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集团中的名誉。
中国主要忙于进行国内的文化大革命。没有理由怀疑中国会应河内的请求而履行承诺介入冲突。
北京还可能自发地介入进来，如果她认为河内政权已岌岌可危的话。
我接着详细阐述了威廉·威斯特摩兰提出的行动策略的依据和理由：赞成向南越增派军队的人都相信这样做能加快结束战争的进程。他们都不认为增派军队是为了避免失败，没有人认为增派军队是为了按预定计划进行战争，他们都认为如要加速战争进程就需要增加军队。他们的理由是：我们在一九六五年避免了军事失败，在一九六六年掌握了军事上的主动，此后则连续重创敌军，破坏了敌人的一部分攻击能力，削弱了他们对民众的控制力；对敌军主力及其根据地采取更强大的军事行动必将给敌军造成更大损失，对其作战能力和对民众的控制力造成更大的破坏。
这样一来，我们将更容易在南越创造一个可使安民计划生根发芽并蓬勃开展的良好环境；同时，由于我们在南越取得了进展，由于我们给敌军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将迫使河内尽快改变态度，按照合理的条件结束战争。
但是这种做法包含着极大的风险和不良影响，在此必须加以说明：增派二十万军队意味着要征召预备役人员，将使全军增加五十万人。这肯定会在国会引起激烈争论，也将招致来自国内的要求在南越以外地区采取强大行动的不可抗拒的压力。要求“解除对参战军队的束缚”的呼声将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高涨。所要采取的行动将包括更大规模的轰炸，不仅要对原来选定的目标进行连续不断的轰炸，而且要轰炸水闸和堤坝等战略（民用）目标，破坏港口以及苏联和其它国家的船只。与此相关的行动必将是在老挝、柬埔寨甚至北越采取重大的地面行动。如果中国人在越南或朝鲜参战，如果美国的损失非常巨大而常规战争不能达成预期的目的时，肯定会有人建议使用核武器、放射性武器、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
简言之，不断采取升级行动有使战争完全失去控制的危险。我认为必须防止这种危险。我对总统讲道：许多美国人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也许不会容许美国超越一定的界限。世界上的一个超级大国每周杀死或重伤一千名非战斗人员，因一个是非曲直仍在激烈争论中的问题而试图使一个落后的小国家屈服，这的确不是一幅好看的画面。可以想象，这肯定会扭曲美国人民的国民意识和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特别是在给北越造成的损失足以使我们“成功”的情况下。
这一切使我决定坚决反对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要求。我强调指出，必须把越南问题置于整个亚洲的大环境中来考虑。
我所持的一个观点与几年前大不一样：我认为共产党在印度尼西亚的失败和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等事态发展表明，亚洲的形势向对我们有利的方面转化，这样就降低了南越的重要性。我呼吁我们“明确最低目标”，以下述两项原则为基础制订我们的政策：一、我们的责任只是关照南越人民获得自己决定未来的权利。
二、如果南越失去自助之力，则我们的责任即告终止。
因此，我提出了一项存在让步可能的政治军事策略：把轰炸限制在北纬二十度线以南以封锁渗透“渠道”；增派军队数量限定为三万人，此后不再增加；采取更灵活的交涉立场，积极谋求政治解决。
我坦率地阐述了执行这项策略的困难：某些人将坚持认为对北越施加足够的压力必能有所收获，否则我们就是在对方未付任何代价的情况下放弃了手中的一个好筹码。许多人将认为不大量增派军队会延长战争，会有失败的危险，会增如前线美军官兵的伤亡人数。有些人将坚持认为……河内会更加好战并提出更多要求……有些人将指出，美国改变调子将使“许多人逃离”泰国、老挝甚至南越，将威胁到政府的团结和军队的士气，并失去人民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美国总统的名誉将受到严重影响。
但是我认为这个策略所遇到的困难和所谓的风险比其它任何策略都校经过深思熟虑，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并坦率地告诉了林登·B·约翰逊总统：“越南战争正在形成自身的发展势头，必须中止这种势头”；威廉·威斯特摩兰的策略“会给国家带来重大灾难”。
另一方面，我认为我的建议“有诸多优点，是谋求谈判和按照令人满意的条件结束战争的良策，有助于维持我们与苏联的关系，改善我们在国际社会的形象，降低我们与中国和苏联对抗的危险，减少我们的损失”。
沃尔特·罗斯托以克制的笔触描述了人们对我的备忘录的反应，说它在政府内部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感”。
我能够处理好我们面临的问题而让总统少一些痛苦，让战争早一点结束吗？我现在认为我当时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应该做到这一点。现在我很清楚，我的备忘录直接指出了结论：我们应该通过谈判或者直接行动开始从南越撤退。我们当时很有可能按照某些条件撤退，而且这些条件绝不会比六年后我们接受的条件差，美国国家安全遭受的损失也不会有那么大，美国和越南在人员、政治和社会方面付出的代价会小得多。
第十章 疏远和离任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至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我给总统的备忘录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它使政府中本来就已十分尖锐的对立更加白热化。它导致了紧张而苛刻的参议院听证会，使我陷入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对立的僵局，同时引发了参谋长们将全体辞职的传闻。它推进了我与林登·B·约翰逊总统最终分道扬镳的进程，加速了我从五角大楼的离去。
在那个夏天和秋天突发的一系列事件使总统和政府、国防部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们很难将注意力仅仅集中于越南。我们面对的是如山洪般骤然狂泄的一大堆危机和问题。一场中东战争促使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热线首次起用；苏联反弹道导弹计划使东西方之间的核平衡面临倾覆的威胁；希腊和土耳其关于塞浦路斯问题争端的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