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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估计不仅使我和总统大为吃惊，也使其它参谋长感到惊讶。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这么想过。
此时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这件事虽然与战争无关，但却说明了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即我们这些为越南而奋斗的人——首先是总统，每天还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其它难题。三月十七日，黑人牧师马钉路德·金和他的追随者获得联邦法院的裁决，允许他们不受干扰和阻挡地从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进军到蒙哥马利，以抗议南部各州剥夺黑人公民选举权的做法。我们得到情报说，他们将受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暴力阻截。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也得到了同样的情报，但他拒绝为进军者提供保护。
我对林登·B·约翰逊总统说，他必须行使三军总司令的权力把亚拉巴马州的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政府的权利之下，使之摆脱“什么也不做”的州长乔治·华莱士的控制。但总统断然拒绝了这项建议。
当我坚持此议时，总统说：“鲍勃，这就是你的错了。你根本不懂政治。因为乔治·华莱士无所事事而造成的任何暴力事件都将激怒大多数亚拉巴马人，他们将在下次选举中抛弃乔治·华莱士，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我和你一样希望乔治·华莱士倒台，”我对他说，“但我不想看到成百上千的人在进军中受伤或死亡。”
林登·B·约翰逊不情愿地听从了我的建议。
从塞尔马到蒙哥马利的历史性进军发生在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到二十四日。沿途部署的联邦军队和警察使暴力事件大为减少，虽然参与进军的维奥拉·柳佐在她的汽车中被枪击身亡了。
进军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九点钟左右，我从五角大楼回到家里，又累又饿，看到大女儿马尔吉在等我。她是从大学回家来与她妈妈和我一同度假期的。看到她我非常高兴。我问她回家的旅途是否愉快。
“噢，爸爸，太可怕了！”她说：“我在公共汽车上颠簸了三十三个小时。”
“你为什么那么做？”我问。
“我参加了马钉路德·金从塞尔马到蒙哥马利的进军。”我立即打电话给林登·B·约翰逊总统说：“总统先生，我知道你对关于把亚拉巴马的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政府权力之下的决定感到十分痛苦。不过，由于你非常喜爱马尔吉，我敢肯定你现在会认识到你做得对，她也参加了这次进军！”
关于越南问题依然存在很深的意见分歧。有些人继续主张轰炸北越。有些人认为解决冲突需要在南越打胜仗。还有人认为我们赢不了这场战争，所以美国必须谋求谈判。把立场变来变去的人进行归类可能会使叙述过于简单化，但是，说我们那届政府未能处理好根本性的问题，并无不妥之处。
一九六五年春季和夏季我们对一再要求增派军队一事的处理就证明了这一点。三月十七日，威廉·威斯特摩兰要求再派一个营海军陆战队保卫岘港的安全。三月十九日，小格兰特·夏普又请求再派一个营。第二天，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他们的计划。由于担心输掉战争，他们迫切要求调一个师的海军陆战队到北方各省和一个师的陆军到中部高原，以发起进攻。一项动用更多军队的决定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四月一日，我们在白宫开会。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对参谋长们的建议是否明智提出质疑。南越人的内心深处存在反美情绪，大量动用美国军队有激发这种情绪的危险。总统接受了我们的判断。他否决了参谋长们的建议，但同意了威廉·威斯特摩兰和小格兰特·夏普提出的增派两个营的请求，更重要的是，他同意海军陆战队的使命由保卫基地安全改为积极参战。虽然我们控制了调用军队的规模，但我们扩大了军队任务的范围。美国地面部队现在要直接参战了。
总统同意调更多美军到南越并改变美军的使命——而不同时加强对北越的空袭，使约翰·A·麦科恩感到忧虑。在第二天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以及在给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的一份备忘录中），约翰·A·麦科恩强烈呼吁扩大轰炸计划，认为目前的计划不会迫使河内改变政策。
我也认为，仅靠目前的轰炸计划，我们不可能迫使越共和北越改变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有一两个除外）也认为轰炸本身不会迫使其改变政策。他们认为，只有同时在南越采取行动使越共和北越人相信他们赢不了，轰炸才会产生效果。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增加美军地面部队以支援日趋衰败的南越军队。
约翰·A·麦科恩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我们能够通过轰炸带来变化。我认为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能搞种族大屠杀，他和其他任何人都未这么提过。
当麦乔治·邦迪就总统四月一日的决定起草发给政府各有关部门的指令时，总统指示他写上如下内容：“应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避免过早公开此事。采取行动时应尽最大可能避免给人们造成政策发生了突然变化的印象……总统希望让公众认为这些调动和变化是渐进的，完全符合现行政策的。”
在以后几天的国会上，迪安·腊克斯、乔治·鲍尔、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都发了言。我们向议员们保证，林登·B·约翰逊总统——用乔治·鲍尔的话来说——“非常愿意与国会就此类行动进行最密切的协商”。但是，这样的声明只能增大政府的信用差距。
在美国的军事行动加强之际，我们仍在考虑政治解决越南战争。三月六日，麦乔治·邦迪向总统报告了前一天晚上与迪安·腊斯克和我讨论的情况：三人中有两人（指他自己和我）认为，越南形势突然好转的可能性依然不大……我们仍在考虑一个实际问题，即我们应该把“谈判”之门开启多大。
这是迪安·腊斯克和鲍勃非常关心的问题。出于不同的理由，他们两人都认为，通过适当的国际渠道表示我们愿意谈判越南问题（按我们自己的条件）是很重要的……但是鲍勃走得更远一些。他认为我们应该想办法召开国际会议进行真正的谈判（我觉得他的意思是，如果形势像他预料的那样严重恶化，我们就需要一张谈判桌）。
麦乔治·邦迪准确地表述了我的想法。当时我认为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进行谈判以结束冲突。三年后我离开五角大楼时仍持此立常四月初，有两个方面提出了谈判的建议。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建议在北越和南越交界地区停火三个月，十七个不结盟国家呼吁“无条件进行谈判”。林登·B·约翰逊总统未理会前者，但在四月七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次重要演说中对后者作出了反应。
他在这次演说中声明，他准备进行无条件谈判。但他同时强调，“我们不会被打败。我们不会厌倦。我们既不会公开撤退，也不会以毫无意义的协议为借口而撤退……我们必须做好应付长期冲突的准备”。为了诱使越共和北越进行和谈，他制定了一次提供十亿美元开发东南亚的计划，他说，这一点“通过合作和积极努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河内很快对演说进行了谴责，并提出“四项”和平条件，它们成为北越在整个冲突过程中的和谈基矗河内建议我们承认越南人民的基本权利，包括在没有外国军队的情况下的生存权利；越南的两个“地区”在重新统一之前不与任何外国结成军事同盟；重新统一问题由两个地区的越南人民自行解决。这几条我们都能接受。但最后一条成为争议焦点，其内容是，“南越的内部事务必须由南越人民按照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方案予以解决”。接受这一条就意味着接受共产党对南越的控制。
与此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美军太平洋总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和我继续每天分析各种情况，因为我们——特别是作为国防部长的我——迫切需要制定一项军事战略及推行这项战略的长期派军计划。
四月六日，中央情报局向林登·B·约翰逊总统报告，河内已派两个营的北越军队进入中部高原，另外一批军队到了岘港附近。对此，参谋长们要求再调两个旅（约八千人）到南越。威廉·威斯特摩兰赞成他们的建议，但马克斯威尔·泰勒不赞成。马克斯威尔·泰勒得知此事后，怒气冲冲地致电华盛顿说，“与我最近在华盛顿时看到的情况相比，这个建议显示他们现在更加愿意介入地面战争”。
随着形势的恶化，总统认为必须采取更多行动，他倾向于批准参谋长们的建议。然而，由于马克斯威尔·泰勒表示担忧，总统叫我前往火奴鲁鲁会见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其他高级官员，讨论调动军队的建议。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日，我们会了面。我们围坐在太平洋司令部一排时钟下的一张大会议桌边，开始讨论轰炸北越的计划。几天之前，马克斯威尔·泰勒在致迪安·腊斯克的电报中表示过他的看法：“任何规模的轰炸……都不会迫使河内取消其行动……如果在南越镇压越共的行动没有实际进展的话。必须得让河内相信越共在这儿赢不了。”
他直接了当地指出，单纯轰炸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当时我就同意这个结论，在我任国防部长的后几年中，我一直持这种看法，我看到、读到和听到的任何事情都未能使我改变观点（后面还将述及）。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两个成员不赞同我的看法（我的立场后来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与会的每一个人——马克斯威尔·泰勒、威廉·威斯特摩兰、厄尔·G·“巴斯”·惠勒、小格兰特·夏普、威廉·P·邦迪和约翰·T·麦克诺顿——均同意，单纯轰炸不是办法。
因而，我们转而讨论在南越能做些什么。大家普遍认为，需要动用更多美军以防止西贡政权垮台。那么需要多少呢？采取何种战略呢？这些方面出现了重大的意见分歧。厄尔·G·“巴斯”·惠勒、小格兰特·夏普和威廉·威斯特摩兰重新提出派遣两个师的要求，加上马克斯威尔·泰勒反对派遣的两个旅，他们还要求派遣后勤供应部队，总人数达到六万人。在马克斯威尔·泰勒的支持下，我反对派遣两个师——如何使用这些军队，没有明确说明。但我同意支持其它要求。这意味着在南越的美军人数将大为增加，由原来的三万三千名增至八万二千名。
我在四月二十一日的内阁会议上向总统呈交了建议书。
我请求他批准立即增调军队，以支援南越抗击共产党的进攻，防止“南越军队或美军遭受重大失败”。我知道，增派军队和赋予军队战斗使命必然会造成更大伤亡，使公众更加关注这场战争。所以，我请求林登·B·约翰逊总统向国会领袖通报“调军计划”和“在越美军使命的变化情况”。
但是总统不想这么做，他说：“我们不打算现在宣布整个计划，而将在适当时机分别公布军队调动情况。”五月初，他向国会提出拨款要求。他说：“这不是一项普通拨款……支持这个要求的每个国会议员实际上是在投票支持我们在南越遏止共产党侵略的行动。”这项议案分别在众议院（列为第408—7号）和参议院（列为第88—3号）获得了通过。
乔治·鲍尔也出席了四月二十一日的会议。关于火奴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