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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情报局同意这种观点，指出：“目前的形势将在未来几周内继续消磨南越人的意志和效率，且足以威胁美国在南越的现行政策和目标的政治基矗”在一片凄风苦雨中，乔治·鲍尔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向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提交了一份长达六十二页的备忘录，对我们现行的越南政策提出异议。就其深度、广度和对传统观念的冲击而言，备忘录与作者同样极为出色。乔治·鲍尔头脑敏锐，才智过人，文笔流畅。乔治·鲍尔是个大西洋主义者，坚信美国与欧洲的关系高于一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德国担任美国战略轰炸调查部成员。五十年代法国在印度支那陷入困境时，他担任过法国政府的顾问。由于他被公认具有强烈的欧洲倾向，所以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对他关于越南问题的观点均有所保留。
乔治·鲍尔一开始即指出：西贡的政治局势已严重恶化，而且，建立一个足以镇压暴动的强大政府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他提出了四种可供选择的政策：一、继续奉行目前的行动方针；二、接管战争；三、对北越进行空袭；四、寻求政治解决。他对四种政策都做了分析。他认为我们的现行政策致使南越在政治和军事上日益虚弱。直接参战将使美国人的生命在丛林和水稻田中遭受重大损失。轰炸北越既不能摧毁其意志，又不能重挫其支援南部越共的能力（他还说空袭无助于加强我们在谈判中的地位，但他第二年初改变了这项判断）。
乔治·鲍尔对“我们可以在空袭的同时控制风险”的论调特别提出了质疑。他尖锐地写道：“一旦骑上虎背，下来就难了。”
只剩下第四种选择了。鉴于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乔治·鲍尔指出“我们应该立即着手研究这个问题。”
他在这两点上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的备忘录没有使我们循着政治解决途径走下去。他认为谈判条件应包括：一、北越保证停止在南部再搞暴动；二、一旦河内停止直接支援南部越共，即在西贡成立一个有能力扫清暴动残余分子的独立政府；三、在以后需要援助的情况下，西贡政府仍然有权要求美国和其它友邦提供援助；四、保证西贡政府的独立性继续不受其它签约国的破坏。
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非常赞同这些目标。但我们都认为，在没有有效手段保证的情况下，主张政治解决就等于在主张无条件撤退。我们根据其对美国全球战略的潜在影响来考虑这种可能性。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河内支持的巴特寮继续在老挝向前推进，苏加诺使印度尼西亚向共产党阵营靠得更近，马来西亚面临着受中国支持的暴动者的巨大压力，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且在继续宣扬暴力革命，克里姆林宫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及其接班人在继续针对西方发表好战声明。考虑到这些威胁，我们认为无条件撤退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乔治·鲍尔同意这个结论。正是这个内在矛盾使他的备忘录出现了缺陷。他正确地指明了我们面临的问题；他正确地考察了我们考虑采取的行动本身具有的风险；他正确地呼吁我们更加重视谈判；他还正确地列出了谈判的目标。但是，他建议的措施能否实现这些目标却不得而知。
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于十一月七日（星期六）与乔治·鲍尔讨论了备忘录。我没有找到当时讨论的笔录，但我相信我们把观点表述清楚了。乔治·鲍尔承认他“尚不成熟的文稿”中存在“明显的缺陷”。他说他意在抛砖引玉，“提出一些能够导致其它解决方案的研究思路”我们没有拓宽研究思路，犯了严重错误。我认为我们四个人都有错，都有责任。乔治·鲍尔的备忘录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最高层全面展开讨论的建议。他得到了我们的尊重——但他本应得到我们更多的尊重。我们当时应该立即和总统讨论备忘录，但是直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乔治·鲍尔通过总统的助手比尔·莫耶斯把备忘录转给总统时，总统才注意到它。我们本应把备忘录还给乔治·鲍尔，让他尽快呈交给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专家进行评估和分析。我们没有反省我们的推论，即他尚未找到实现目标的办法。一九六四年末和一九六五年初，乔治·鲍尔的想法有了改变，趋同于我的立场：向北越施加军事压力后再展开谈判。
看到迪安·腊斯克和我为越南问题费力劳神，麦乔治·邦迪讲了一些令我永远难以忘怀的话。他说，国务卿在寻求利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而作为国防部长的我却在谋求谈判。
这些讽刺言论充分反映出我们当时面临的问题多么令人烦恼。
十月份，阮庆的权威日渐削弱，把权力还给文官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使南越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十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送给我一份备忘录，表示对南越形势颇为担忧。他们提出了加强军事行动的计划，包括美国空军轰炸北越和南越。他们提出这些建议的前提是，美国退出南越或东南亚是绝对不可接受的选择。
参谋长们非常着急，坚决要求我把他们的备忘录尽早呈交总统。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我同厄尔·G·“巴斯”·惠勒讨论了他们的担忧。他说他们大多数人认为，如果总统决定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么我们就得撤出南越。马克斯威尔·泰勒的观点则完全不同。我问他对参谋长们的建议有何评论，他说，那些建议完全脱离了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长期奉行的原则：“越南人在南越是为他们自己而战。”数周之前，威廉·威斯特摩兰来电说：“除非不远的将来在南越能出现一个高效率的政府，美国在南越内外采取军事进攻都不会阻止南越一天天衰败下去。”
由于这些建议严重对立，总统于十一月二日让威廉·P·邦迪牵头建立了一个工作小组，重新研究可供选择的策略。
第二天，林登·B·约翰逊赢得了大选的胜利，在当时来说，他是美国历史上以压倒优势的得票数获胜的人。
工作小组的工作是从零开始的。
工作小组全面考察了各种假设、前提和选择方案，重新评估了我们在南越的立场和在东南亚的目标。考察工作经历四周，得出了一些令人惊讶的结论。由于十二月一日要与总统开会，工作小组起草了一份报告，其部分内容如下：如果我们不采取足以在军事上击败北越甚至共产党中国的军事行动，则我们不能保证非共产党的南越能继续存在下去。这种军事行动有在亚洲导致严重冲突的巨大风险，它不可能仅限于空军和海军的行动，而是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与朝鲜战争规模相当的地面行动，甚至有可能使用核武器。
参谋长们低估了这些风险，认为这些风险“比继续现行政策或撤出东南亚的选择方案更能令人接受”。但是，林登·B·约翰逊总统和我决心规避的正是这些风险。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在随后几年内对我们空袭北越的行动造成了重大影响。
更重要的是，我们想避免核战争的风险。
参谋长们及其僚属在各种场合提到核战争的可能性，并表示可以接受核战争的风险，这使总统和我感到震惊。撇开核打击所引发的道德问题不谈，向拥有核武器的对手首先使用核武器无异于一种自杀行为。我不想夸大参谋长们的观点所包含的风险，但我认为即使是灾难性事件的低风险也应回避。一九六四年我们还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教训。我担心我们国家和全世界今天仍未完全吸取这样的教训（因为这个问题对我们的安全极为重要，我在附录中做了详细阐述）。
十一月十九日，总统得到了进一步的报告。迪安·腊斯克告诉他，工作小组已开始集中研究三种选择方案：一、在一定的基础上谈判解决问题；二、对北越加大军事压力；三、“介于二者之间”的策略是，对北越加强压力的同时，与河内保持联系，如果河内希望如此的话。他向总统保证，我们不会竭力推动任何一种选择方案，所以，总统可以自由地做出他认为对国家最为有利的决定。
十二月一日虽有阳光但天气很冷，地下覆盖着薄薄的一层白雪，这是冬季的第一场雪。到林登·B·约翰逊牧场过感恩节的林登·B·约翰逊总统已经返回，要与他的越南事务高级顾问就工作小组的建议做出决定。从西贡飞来的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副总统赫伯特·汉弗莱的出席说明了会议的重要性。总统再次听到了，关于南越政治形势变幻无常的痛惜之言和失去南越将严重破坏我们的遏制政策的警告之词。
工作小组提出了三种选择方案（“在一定基础上”谈判解决问题的方案没有提出来）：一。在无希望避免失败的情况下继续无限期执行现行政策。
二。对北越至南越的交通线和参谋长们提议的九十四个目标进行猛烈轰炸，迫使河内停止支援南方越共并进行谈判。
三。逐步展开上述轰炸行动，目的相同，但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较校军方人士也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参谋长们偏好第二种方案；马克斯威尔·泰勒希望从第一种方案逐渐演变为第三种方案；威廉·威斯特摩兰希望第一种方案再执行六个月。
会议召开前不久，中央情报局提交了对轰炸效果的评估报告，这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报告附和参谋长们的观点，认为北越的交通运输线和工业基地极易受到空中打击。但中央情报局强调说，由于北越的经济主要依赖农业和高度分散的大量村庄，可以做到自给自足，所以轰炸既不能给北越造成难以克服的经济难题，也不能削弱河内向南方的游击战提供足够人力物力的能力。中央情报局还指出，北越领导人认为西贡政府的垮台指日可待，所以他们可能忍受大规模轰炸而不改变政策。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向总统提出的选择方案显然充满漏洞。我们没有面对几个基本问题：一。如果在约翰·F·肯尼迪总统遇刺之时我们相信南越人自己就可赢得战争（这需要政治稳定），那么是什么因素使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呢？
二。相信“猛烈的”或者“渐近的”轰炸计划将迫使河内停止支援南方越共并进行谈判的基础是什么？
三。假设能够迫使北越进行谈判，美国在谈判中能达到哪些目的？
四。如选择第二和第三种方案，在轰炸进行过程中需要多少美国地面部队去保卫南越的空军基地和防止南越军队的崩溃？
五。每一种方案将使多少美国人伤亡？
六。国会和美国公众将对我们的选择做出怎样的反应？
不用说，林登·B·约翰逊总统颇感沮丧和灰心。他面临的是极难应付的局面。他提出不少问题，谈了不少意见。表露出了他的忧虑和绝望情绪。“我们能做什么？”“为什么不说‘是这样！’”“我们有哪些资源？”“如果他们需要美元，给他们。”“算帐的时候到了。”“如果我高烧一百零四度，我不会打我的邻居。我想首先与他和睦相处……所以当我们让厄尔·G·”巴斯“·惠勒出击时，我们可能受到回击。”
对最后这句话，马克斯威尔·泰勒回答：“我怀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