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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五日，中央情报局向总统、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就越南问题提交了一份专门的情报分析。其提供的消息是令人沮丧的：整体而言，南越的形势仍处于极为脆弱的状态之中。尽管，南越在战争中的实力已有所增强，但是，从整个国家来看，越共的压力并未减弱，并继续侵蚀着政府的权力，暗中破坏着美国和越南人的计划，以及打击着南越的士气。还无任何迹象显示，这种趋势已到达“底点，”如果在年底之时，这种衰落的趋势仍不能被阻止的话，南越的反共立场将极有可能无立足之地。
由于并无现成的计划来阻止“衰落的趋势，”几天之后，我们批准那些秘密行动计划继续延长四个月，它们原定于五月三十一日结束。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承认，34A行动计划到此时还未收到像样的效果，但他们认为，该计划还是具有“走向高峰”的潜力。然而，事实证明，在此之后，该计划的实施仍未取得更大的效果，并且，极有可能，它最终也导致了北越在东京湾（即北部湾——译者）做出的重大反应。
面对中央情报局令人沮丧的估价，以及联席会议成员的强烈建议，总统要求国务院和国防部准备一个涉及政治和军事的综合计划，对北越采取逐步升级的行动。结合这个计划，国务院拟定了一项议案，以期得到国会的批准，同意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扩大军事行动。
这正是一个起源，后来它成为了东京湾议案。此举正反映了林登·B·约翰逊总统常常念叨的警戒，即，如果事态的发展迫使我们扩大战争，我们也必须避免杜鲁门总统在朝鲜所犯的错误，即在国会尚未批准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除非它也处于“起飞”之中，否则，国会是绝不会对“紧急着陆”负责的，林登·B·约翰逊说。因此，他执意认为，如果他不得不发动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在印度支那地区的任何重大军事行动，都首先要得到国会的批准。三月二十四日，乔治·鲍尔手下的一个小组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草拟的国会议案，该文件批准总统在南越和老挝政府的要求下，“使用任何手段，包括动用军队”来保卫他们的安全。同一天，我们（不包括总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研究了这个草案。我认为，如果总统决定，在未来的两至三个月中将动用美国作战（而不是训练）部队的话，那么，我们就应立即着手提交这份议案，否则，我们还需等待时机。
尽管局势仍不明朗，但是，我们全都认识到，轰炸北越或派遣美军作战部队进入南越，都将会带来极大的风险。马克斯威尔·泰勒认为，南越政府的崩溃或胜利都不会在短期内出现，因此，在秋季来临之前，美军仍应该按兵不动，而不是扩大行动。三月二十六日，我们与总统进行了会晤，但最终毫无结果。他要求我们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保罗·D·哈金斯的继任者驻越军援司令部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以及费尔特的继任者火奴鲁鲁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海军上将小格兰特·夏普进行会见，讨论未来的事态发展。
威廉·威斯特摩兰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八年，担任了美国军队在越南战区的司令员，在导演的眼里，他的确具有一副标准的将军形象。他举止潇洒、坚毅果断、极为坦率。他毕业于西点军校，二次大战和朝鲜战争期间，他均任作战部队的军官，并是美国军事科学院的前任负责人。威廉·威斯特摩兰既没有巴顿那样的自负，也没有柯蒂斯·E·勒梅的固执，但却分享了他们的坚毅和对国家的忠诚。
火奴鲁鲁会议于六月一日召开，地点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宽大的会议厅里。在以前的场合中，至少某些与会者是充满了信心的，然而，这次则截然不同，几乎每一位到会者均流露出忧郁和担心。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对事态的发展抱有乐观的态度，但是，他的看法极为孤立。
讨论围绕着一份草拟的行动计划而展开，该计划在华盛顿已被拟定，但尚未得到总统、迪安·腊斯克或我的认可。其主要的内容包括：一份提交给国会的议案，与河内的接触和联系，以及一系列逐步增强的军事压迫行动，其顶点是对北越进行有限度的空中袭击（这将尽最大可能由南越的空军来执行）。几天以前，一份《国家情报特别评估报告》已做出结论，这样的计划极有可能导致，河内在支持起义和暴动方面收敛一些，尽管，它同时也强调，河内方面仍有可能一意孤行。
结合这个行动计划，四方面的事情被进行了讨论：无论是向北越发动空袭，还是策划一场军事进攻来打击北越，西贡都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进行准备；鉴于中国人介入的可能性，几个师的美军需要进行部署，以阻止其进攻；美国公众仍未完全相信，东南亚对美国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国会做出适当的决议将会有助于取得双重的效果，既可表现出美国的决心，也可教育那个国家。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所面临的那些基本问题，仍然没有被提出和进行回答。会议结束之时也未对此做出结论。
对于这个草拟的行动计划，我们并未做出决定。
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描述火奴鲁鲁的讨论，这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我们已接近了重大升级的边缘——但却未对其后果或其它的选择做充分的考察——除非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二、由于尚未做出扩大军事行动的决定，政府决定，将向国会提交草拟议案的时间推迟到九月，因为，估计到那时，参议院将会完成公民权议案的审批。以后，批评者们曾指责说，总统在几个月中一直将议案揣在兜里，以等候时机——或者说创造时机——使它“溜”过毫无戒心的国会。这纯属无稽之谈。
我刚从火奴鲁鲁返回，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不包括主席）就向我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他们认为，我们还没有确定出“对东南亚的合理军事目标”，并且，也没有批准“实现该目标的军事行动方针”。他们提出了两条方针：首先应当选择的是，摧毁北越的意志和能力：“次之”的选择是，中止它对南方起义和暴动的支持。然而，他们却没有就任何一条方针提出计划。
当马克斯威尔·泰勒阅读了他们的备忘录后，他指出，这并不是“我们选择方案的准确或完整的表述。”他进而对他们的首选方针表示了反对，它将“极有可能会引起升级的风险。”
随着一九六四年共和党总统竞选运动的白热化，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他应当辞去现职，集中精力去加强他党派中的温和派的实力。对于加强美国驻南越队伍的实力，此时正是一个绝好的良机，首先，需要选派一名尽可能强有力的大使。麦乔治·邦迪、威廉·P·邦迪和我都主动想揽下这个差事，但是，总统选中了马克斯威尔·泰勒，并还委派了U·亚历克斯·约翰逊去协助他。除了以威廉·威斯特摩兰替换保罗·D·哈金斯一事之外，此举也标志着，总统已决心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动，去增加美国对印度支那政策和行动的作用。
在总统决定不派我出任南越大使之后不久，由于一九六四年大选近在眼前，他问我，是否愿意接受他副总统竞选伙伴的提名。新闻界早已推测过此事——例如，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就曾提到了这种可能性。然而，我对林登·B·约翰逊总统非常了解，我知道，如果我表示了同意，他以后或许会再次考虑，并撤回邀请的。总之，我谢绝了他的好意。
但是，总统仍有计划在等着我，八月一日他对我说，在他下一届任期中，他要我担任他“主管内阁事务的首席行政副总统。”
林登·B·约翰逊从未解释过这句话的含义，但他的确常常要求我处理一些防务之外的事务，只要我能够做的话，我总是满足了他的要求。
我拒绝了林登·B·约翰逊作为副总统竞选伙伴提名的请求，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成功的概率极歇—恰恰相反。回首往事，我认为，假如我能有幸来世再生，我将会抓住一切机会去训练自己，争取参加竞眩在一个民主的体制中，解决众人间存在的差异，找到大多数人支持的行动方针，使国家的发展有利于每一位公民的生活，这正是一项最为重要的工作。对于一位政治家来说，这既是对他的挑战，也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在当时，我还缺乏政治家的素养和技艺，我对此了如指掌。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从中央情报局的国家评估委员会收到了另一份评价材料。它提出了一个疑问，总统在几天前也已提到过这个问题，即：南越和老挝的丧失极有可能在东亚引起“多米诺效应”。既不会负参与决策的责任，也没有为以前政策进行辩护的必要，这些政府中最高层、经验最丰富的情报分析专家们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南越和老挝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中，将会极为严重地削弱美国在远东的地位。造成这一结果的特殊原因是，长期以来，美国已经引人注目地公开承担了义务，要阻止共产党人强占这两个国家。失败于此，将对美国的威望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害，并且，在遏制共产主义在其它地区的扩散方面，美国意志的可信度和能力也将受到严重的贬低。我们的敌人将会为此受到鼓励，而在其它国家中，以更大的规模向共产党人靠拢的倾向，将会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
他们继续说道：除了北越会因为实现了国内目标而感受到直接的欢欣鼓舞外，中国的共产党人也会受惠无穷。这不仅使他们早已引人注目的自信心得到了进一步的助长，而且，也使他们作为共产主义世界领袖的威望得到了提高。北京的理论认为，未发达国家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美国是一只虚张声势的纸老虎，地区性的暴动和起义不会导致国际间的大战，可以毫无风险地走向最终的胜利。他们早已将南越视为这些理论的试验场，并大造舆论。相比于苏联比较谨慎的姿态而言，南越和老挝的最后结果，将更为显著地支持了北京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战略立常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结果对世界各地不发达国家出现更为积极的革命运动，将无疑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他们的分析似乎再次证实了我与其他一些人的恐惧——回溯往事时似乎体会不到，但当时的确如此——西方的遏制政策在越南面临着极其严重的风险，而我们则仍然沿着危险边缘滑向深渊。
第五章 东京湾决议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七日）
美国距离在越南宣战最近的一次事件是一九六四年八月的东京湾决议。影响这项决议的客观环境在人们中间引起了激烈争论，并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一九六四年八月之前，美国人民对越南的事态发展极少给予关注，战争似乎极为遥远。东京湾改变了这种状况。就短期而言，美国在东京湾的军舰受到袭击，随之而产生的国会决议带来了美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越战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就长期而言，约翰逊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