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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总统的电报之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权衡了利弊，次日他说，他反对我们的前往。他担心我们的越南之行将会给吴庭艳一个信号，即我们已经决定“原谅和忘记”往事，这无疑是对改变其政府所做出的努力泼上了“凉水”。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认为，他主张采用一张冷冰冰的面孔，并认为，此举已经开始奏效，而我们的前往将会破坏已有的成果。
为了配合他的意图，我向总统提议，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将在夏威夷而不是在西贡会见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罗·D·哈金斯。然而，正像麦乔治·邦迪向迪安·腊斯克说的，“总统认为，你务必要留心此事（即，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应该去现场视察问题），查看此事的落实。”那天下午，约翰·F·肯尼迪在另一份发给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电报中解释说：“我完全可以理解你对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和马克斯威尔·泰勒之行所指出的问题，然而，与此同时，这次出访对我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我相信，在兼顾你的担心上，我们会找到一致的方法……在任何一次对吴庭艳的拜访中，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将只会就目前危机所导致的军事后果做真实客观的通报。”
九月二十三日，总统签署了一份文字的指示给我，其内容如下：将我们对你为何出访南越的理解落实在文字上，这或许是会很有用处的。我之所以将你派往那里，这是因为，想对击败越共的军事和准军事行动的作用，做出尽可能准确的现场估价。目前的方案是在马克斯威尔·泰勒上将出访后提出的，并在你的密切监督下得到了执行和发展，至少到最近为止，它已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成果。自从五月份以来，南越出现的事件目前已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它们既与目前是否能成功地反对越共有关，并且，除非这个国家的政局出现重大的改进，它们也与日后这方面的成功与否有着重大的关系。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背景中，目前，我急需你对形势做出估价。如果你的判断和结论是并不乐观的，那么，我期望，你能就南越政府所应采取的行动，以及我们的政府在敦促南越政府行动上所应采取的步骤提供你的意见。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已经全力投入到支持这一使命的行列中（！），并且，你们两者之间观点的密切交换，将为我提供可靠的依据。显而易见，所有的政治局势和军事及准军事方面的努力，相互之间都以各种形式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你对军事和准军事问题进行估价的这次使命中，我期望，你能就相关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进行充分的协商。此外，我还希望你能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携起手来，共同对我们向南越提供援助的全部手段和方式进行逐一考察，以便为我们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更为准确的依据。
我打算交给你一封我写给吴庭艳总统的私人信件。你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应对此事进行探讨，如果，在你们将讨论的结果告诉我后，我仍做出结论：这封信是必要的，那么，大使就应在一个会见的时机中，将之转交给吴庭艳总统。
按照我的看法，南越各地斗争进展的情况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在这次任务中，你应当尽可能花费最多的时间，对西贡和战场上的情况进行彻底的视察。
当他将这些指示交给我时，总统补充道，他认为，我有必要与吴庭艳会见两次，并且，如果根据我和马克斯威尔·泰勒的判断，改革和变化对于赢得战争是必不可少的措施，那么，我就应该以这一结论对他施加强大的压力。
约翰·F·肯尼迪将此信视为一种对我的指导，也将它作为一份文件，以便于我能出示给他人并说：“这是总统希望做的事情。”然而，华盛顿的那些反吴庭艳活动者们仍在进行重新展开反驳的行动。背着麦乔治·邦迪和我，在阅读了总统给我的指示后，小罗杰·希尔斯曼给小亨利·卡伯特·洛奇送去了一份信，其中写道：尊敬的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我借迈克尔·福里斯特尔的安全之手传送这一信息。
……我感觉到，改变原有看法、赞成我们观点（即，必须用军事政变除掉吴庭艳）的人数，正在与日俱增。只要你和我们分别在西贡和国务院坚持我们的主张，其他人也会站到我们一边的。就像迈克尔·福里斯特尔将告诉你的那样，一群坚定的伙伴正在这里远远地支持着你……约翰·F·肯尼迪总统给我的文字指示和小罗杰·希尔斯曼通过后门渠道给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信，标志我们政府为期一个月的犹豫不决已经结束，在这一期间，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日益恶化的重要问题，迫切地需要我们做出决定性的行动。在认可反对吴庭艳的政变之前，我们在面对越南的根本问题上，缺乏足够的勇气，最终导致了他的垮台，然而，在他被撤换之后，我们仍然忽视了这些问题的解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过失：·我应当对一些基本的问题进行强制性的考察、思考和辩论。例如，与吴庭艳在一起，我们能够赢得胜利吗？如果不能，那么，能否以一位与我们合作更好的人来取代他的角色呢？如果答案仍是否定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与吴庭儒和法国一起合作，实现中立化的目标呢？或者，站在其它的角度上看问题，即南越的政治危机已使美国失去了在此呆下去的可能性，从而选择撤离呢？
·马克斯威尔·泰勒没有对那些不断传来的报告中的分歧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这些分歧表现了人们对南越军事形势的进展——或不足——有不同的看法。
·迪安·腊斯克——最无私的人物之一，全力以赴地为美国工作着——失误于对国务院的严格管理，以及对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监督。他也未坚决地参与总统召开的会议。
·而总统——我对他的责备最少，因为，他必须处理一大堆别的问题，范围包括从公民权利的纷争到就“禁止核试验条约”获得国会的批准——的失误则在于，没有将美国政府中的各个派系捏和在一起，使他们能够齐心协力。面对这一弊端重重的环境，他的优柔寡断持续了太长的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政府内还无发生此事的话，那么在新闻界，对中立化和撤离的赞成和反对却早已引起了辩论。
一九六三年的夏天和秋天，报刊专栏作者沃尔特·李普曼和詹姆斯·赖斯顿提出了应当考虑中立化的建议，然而，新闻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却反对这两种选择，在六十年代早期，他从南越向《纽约时报》发回消息，并激烈地抨击政府的政策。一九六五年他是这样写的：就目前越南的基本选择而言，其情况与一九六一年他们面临的事情完全相同；它们并无不同之处，并不能提起人们的兴趣，同样犹如一个可怕的噩梦。
首先，大量的言论已谈到了一个中立化越南的可能性，然而，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中立化当然并不是天方夜谭，瑞士、奥地利、印度，或者说甚至老挝，都已实现了这一目标——这些国家利用这种方式声称：在冷战期间，它们既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战场，也不愿加入交战的任何一方。越南迈向中立的第一步，将是撤离国内所有的美国军事力量，以及中止美国的军事援助；这将造成一片真空，致使共产党人，即南方唯一真正有组织的力量，从容地占据这个国家——或许为六个月的时间，也可能需要两年。他们会在不遭任何抵抗的情况下长驱直入，并且，如果河内愿意向我们和南越提出中立化的方案，那将成为美国挽回面子的唯一途径。
那么撤离的说法又如何呢？在越南做出过奉献的美国人中，几乎无人会对此想法感到兴趣。这一观点也意味着，那些将身家性命已完全托付给美国的越南人，将要在共产党人的统治下遭受前所未有的痛苦。而此时，我们这些为数极少的幸运者却凭借着蓝皮的护照，毫无危险地远走高飞了。一个本应生活得更好的民族，将沦陷于一种单调、毫无生气、受到控制的社会生活中。撤离也意味着，美国在整个世界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而共产党人对其它东南业国家的压力，则大大加强了。最后，撤离还将意味着，全世界与西方为敌的势力将倍受鼓舞，他们也会效仿越南的做法，尝试进行暴动的滋味。正像一九五○年我们对朝鲜的承诺，曾经阻止了共产党人公开地跨越边境，在越南取得反对共产党人的胜利，也会对阻止所谓的解放战争起到非凡的作用。
公正而言，在当时的新闻记者中，戴维·哈伯斯塔姆的这番鹰派的言论，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观点。
九月二十五日，这是我启程去西贡的前夕，CBS的报道人哈里·里森纳问我，南越人是否“可以在我们的援助下……在战场上赢得战争，而在西贡输掉它？”我回答说：目前要做出估价是非常困难的。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几周里，政府的行动一直在针对不稳定的局势。完全可能，他们已经疏远了重要的因素——人民，而且，除非政府和人民能齐心合力地与越共战斗，否则越共是绝不会被击败的。
我继续说道：必须认识到，这是一场南越人的战争，这是至关重要的。战争的胜利与否将取决于他们自己。我们可以提供顾问和援助，但是，只有他们才是最后结果的承担者，而目前还有待于观察的是，他们将如何进行这场战争。
实践证明，这番话语的确起到了预言的作用。
在前往西贡的途中，我提醒同行的成员们注意此行的目的：对南越反对越共的军力进行考察，并对其是否获胜的前景做出估价。如果前景并不乐观，我们就必须问到这样的问题，即南越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而美国又怎样能使南越做出那些行动？
我对他们说，按照我的想法，在我们能够提出建议之前，我们必须回答某些特殊的问题：·如何解释那些报告中军事进展和政治稳定性之间矛盾的地方？何种说法是正确的？
·学生、军队、政府人员和普通民众对吴庭艳的反对，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这种对抗在继续加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