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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我正在酝酿下面的字句，忽然，有个父亲的病友急急走来，匆匆对我说：“你爷叫我来拿席子。”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卷了父亲床上的竹蔑席子，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叔叔拿走了席子，一点不祥的预感和猜测都没有。
太阳终于在我的望眼欲穿中滚到了头顶，可父亲并未及时回来，我开始焦急不安，我开始心神不定，我开始埋怨父亲。我把作业一推，跑到路边去张望。远远的我看见医务所门口有很多人，独独没有父亲瘦长的身影。我想跑过去问问有没有人看到我父亲，又怕父亲知道了责怪我。
就在我惶恐不安时，一个小女孩颠颠地跑过来，她就是刚才来拿席子的叔叔的女儿，我俩一起钻过医院的香瓜地。她一边跑一边冲我挥手喊：“不好了，你爷打针打昏过去了！”打针打昏了？什么概念？我一点不懂。
小女孩拉过我，我就在她的牵引下一路狂奔，其实是那个小女孩拽着我跑。到了医务所，许多病人一见我就要抱我，我都九岁了，干嘛要抱我？我开始隐隐觉得不妙，我挣脱每一个怀抱，坚决要冲进医务所。要抱我的人改成了拦我，我再也顾不得面子与矜持，我大喊：“爷！爷！”又有人来阻挡我，并说：“你爷在睡觉，一会就出来。”我急得跺脚，粗暴地推开每一个人，从大人的胯间钻进了医务所。我看到了什么？
医务所的病床上躺着一个不知是谁的人，从头到脚蒙在一块白布下。其他一个人都没有。我颤颤地轻轻地叫了一声“爷”，没有人应。我又大喊了一声“爷”，还是没有人应。父亲在哪儿？
有个人进来要拉我走，哄我说带我回去下鸡蛋面吃，我张牙舞爪，拳脚相加，并凶狠地咬了那个人一口，随后“哇”地一声哭出声来。我想只要我一哭，父亲不管躲在哪儿，他都会出来的。但是父亲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我惊惶到了极点！父亲去了哪里？为何不回应我的哭喊？
我到底被大人们弄出了医务所，一路狂哭不休，我不知道父亲去了哪儿，一句招呼都没有，就这么莫名其妙地不见了，我恐惧万分。父亲还说要做鸡蛋面给我吃，难道他忘了？我心底更深的还是恐惧，我不知道父亲出了什么事，竟然连见都不见我了。
我在医务所的外面不顾一切地哭喊着“爷、爷”，我像小无赖一样在抱我的大人怀里扭来扭去，红领巾上糊满了我的鼻涕和泪水，我的鞋子被踢掉了，头发散乱不堪，脸上涕泪纵横，所有这一切，都只因为我见不到我的父亲。我不知道仅仅几个小时，为什么所有希望就成了泡影？所有时光都改变了模样？
让我更为惊诧的是母亲竟然来到了医院，我更惊异于母亲的悲痛与失态。我先是在医务所门口就远远听到一个女人伤心的哭嚎，接着就看到了披头散发的母亲在无数人的包围下一路滚爬着向医务所这边来。我“嗷”地叫了一声，挣脱了抱我的人，跑向母亲。母亲见到我，越发哭得凶了，她死死饱住我，叫了一声：“我苦命的儿啊……”忽然手一松，母亲软软地瘫倒在地。人们就手忙脚乱地将母亲弄到急救室去了。
很多事是多年后才弄清楚的——父亲被打错针药的时候，心里难受，他对和他一道打针的病友说了一句话：“我女儿喜欢吃鸡蛋面，你帮我做一碗……”病友只来得及点了下头，父亲就小便失禁，热血变冷，永远去了。那个病友就是后来抱我要做鸡蛋面给我吃的那个人。后来他真的做了一碗放了葱花的鸡蛋面，但我没吃。那一天，我只来得及悲伤。
母亲是医院里派人到我家，用自行车驮来的，开始没说我父亲已经去了，怕身体不好的母亲受不了这个致命打击，他们只说父亲的病情有了变化。母亲就焦急地赶来了。当时她和许多妇女在生产队的晒场上搓草绳，身上的围裙都没来得及解下。
母亲一路上问个不休：“夕贵不是就要出院了，咋又犯病了呢？”驮她的人就安慰她：“嫂子，没大事，没大事！”
直到到了医院，那人才噙着泪水告诉母亲：“嫂子，你家老赵走了……”母亲一下子从自行车上滚了下来……
母亲来了之后，我才明白父亲是死了。死了，就是永不再见了；永远没有他的呼吸与笑容了；没有他的抚摸与呵护了；没有他在阳光下晃来晃去的瘦长的身影了；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没有父亲可喊了。
父亲死了，莫名其妙地死了。是打针打死的。护士用错了针药。处理的结果是，医院赔了三十块钱，给父亲做了一身“老衣”（死人穿的衣服），就这样了结了。
由于天热，我们在第二天就将父亲接回了家。是晚上。大伯和其他一些亲友用父亲生前睡的竹床抬着父亲，我背着书包走在父亲的前面，一边走一边缓缓地撒“买路钱”，一边迎着夜风默念：“爷，我们带你回家了……”这是大伯他们教我说的，说只有这样念叨，父亲的灵魂才会回家。我仿佛一夜长成，明白了生死，也体验了苦痛。随着夜风和纸钱一同飘落的，是怎么也流不尽的泪水……
父亲回家的第二天即下葬，父亲的棺材是我家屋后的一棵泡桐树打成的。泡桐的材质并不好，用指甲一掐，都会掐出一个印子来，但我家实在无能为力给父亲安置更好的棺木了。这一天家中哭声阵阵，香烟缭绕，父亲躺在门板上，供在堂屋里，脸上盖着黄表纸。我和美华披麻带孝跪在父亲头前，一边朝前来吊孝的亲友磕头，一边往火盆里放纸钱。母亲在房里大声哭着、哀哀喊着：“你怎么这么狠心就走了，丢下两个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的小家伙我怎么养得大？你怎么忍心丢下我一个人走？你不如带我一起走了好啊……”
美英也大声哭着，怀念着父亲的种种好处。几个女人在劝着母亲，要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保重身体，母亲越发悲痛绝望，惨叫一声“这日子叫我怎么过啊”就昏过去了。如此好几次。我静静地跪着，不时看一眼门板上的父亲，我无法像母亲和美英那样大放悲声，我的哀伤在心里，像一颗埋得深深的种子，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生根发芽。
父亲下葬了，就埋在河的那一边，站在我家屋后就可以看见。那个长方形的坑是姐夫和大伯他们几个男人挖的，父亲的棺材被两根绳子吊着徐徐放进了墓坑。
就在往父亲的棺木上填土的那一刻，一直站在大伯身后的我突兀地窜出来，一把揪住大伯的铁锹，哭喊起来：“不要埋爷！不要埋爷！”也许谁也没想到我的突然发作，都愣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如此举动，我只知道，坑内埋下的是我的亲人，是我一生一世亲爱的父亲。我不容许他们将父亲埋在这个永不见天日的土坑内。
我还是被人拉走了，我不知道我撕坏了谁的衣服，咬破了谁的手臂，我像个疯狂的小野猪，又咬又踢。
我的伤痛如此清晰而深刻。我在两个亲友的拉扯下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泥土掩埋了，最后只剩下一个高高隆起的土堆。父亲在里面，我在外面。他在沉睡，我在痛哭。
父亲的去世是我家苦难的起源。
父亲去世后，母亲的体质日益下降，骨瘦如柴。开头几天，她除了流泪就是站在屋后呆呆遥望父亲的坟墓，神思恍惚。我和美华带着黑纱和白花去上学。为了给父亲戴孝，我和美华得穿三年的白鞋子。白鞋子很容易脏，我常常去河边洗鞋，就常常望着父亲的坟墓想心事，想他是否孤独，是否想我。
也许因为父亲曾是公社会计的原故，父亲去世后，生产队很是照顾我家，队里给母亲分了轻松点的活儿，就是搓绳、编草席什么的。我和美华由队里抚养到十八岁。也就是说，我和美华在长大成人前的口粮和学费全由生产队解决了。父亲的去世也使我们得到了村人的莫大同情，村人对我们的歧视开始有所转变，我们一家孤儿寡母就这样勉勉强强、磕磕碰碰地过着日子。
母亲是四十七岁守的寡，母亲对改嫁一向讳莫如深。父亲去世后约一年，就有好心的乡亲来跟她提亲，母亲一律摇头：“我什么指望都没了，只要两个丫头将来有出息。”乡亲好心劝解：“你一个人带孩子太苦，不如找个人帮你一把。”母亲还是摇头：“到哪儿去找个比夕贵更好的人？”
这些话是母亲和好心的乡亲坐在我家的煤油灯下说的，我和美华在灯下做作业，母亲在纳鞋底。堂屋正中的墙上悬挂着父亲的花圈，靠墙的米柜正中放着父亲的灵牌位和遗像，灵牌位上面用墨水写着“先夫赵夕贵之位”。母亲的目光始终看着那儿，拒绝了一个又一个的说亲者。
灾难总是猝不及防地降临。
忽然，有天夜里，东边永龙家的黄狗狂吠不止，一直暴躁地狂叫到我家的墙根底下，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我听到了一阵自行车链条发出的哗哗响声，到我家这边就没了动静。然后窗上就传来阵阵轻叩，“笃笃、笃笃”。我知道母亲醒着，她紧紧搂住我和美华，微微发抖，紧张得像只护雏的老母鸡。
狗吠越来越凶，附近的狗们也遥遥呼应起来，吠成一片。过了一会儿，自行车又响，那狗追着叫远了，不久就归于平静。我在母亲的怀里恐惧地醒着，母亲搂我的手松了一松，一颗水珠落在我的脸上，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哭。
有一天放学回来，我惊恐地发现母亲的眼睛是肿着的，桌子上放着一叠那个年月里罕见的粮票和油票。母亲呆呆地坐在桌旁。我乖顺地喊了一声“妈”，母亲搂过我，一串泪珠又落在我的头上，我惊恐无比，不知又有什么苦痛袭击母亲了。母亲不说，我也不好问。每天临睡前，母亲在大门后插一把菜刀，枕头下也放一把。夜里，自行车的响声和狗吠依然激烈，还有叩窗声。母亲总是紧张地搂着我和美华，一声不吭。
后来就有了那次“匕首事件”。匕首是插在我家木板桌上的，寒光闪闪的一把刀子，直立着插在桌子上。我放学一回家就发现气氛不对，家里有许多人，多是村干部。母亲红着眼睛，见我和美华回来，扑过来搂住就哭：“我死了不要紧，可那个畜生心狠手辣，说得出、做得到，他真要害我两个丫头咋办？”我在母亲的哭声与诉说中惊恐万分，一种巨大的恐惧紧紧笼罩了我小小的心脏。
只听村干部说：“沙玉芳，你让我们怎么保护你呢？总不能派民兵住在你家里吧？你都说他无恶不作了，他真要干了谁，我们怎么吃得消？再说你们毕竟有过婚姻，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怎么插手管你们的事？依我们看，他这次可能也是真心的，是你不给他面子，他才恼羞成怒拿匕首吓唬你，你不要害怕，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杀人偿命，他坐过几次牢，这一点肯定懂。要是他真心待你，倒也是件好事。你就退一步吧！”
母亲不说话，一味地哭。后来村干部们一个一个陆续走了，母亲一直哭到了天黑。我这时不过十岁，也许母亲认为我还不到能够为她分担痛苦的年龄，所以她什么也不跟我说。我悄悄地为无法得知和分担母亲的痛苦而痛苦。但我隐隐听懂了一点事情，那就是，母亲的痛苦和夜晚的叩窗声、桌上的匕首以及大人们嘴里所说的“无恶不作”的那个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