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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股土匪，一股驻在山下宁岗茅坪一带，匪首叫袁文才；另一股驻在山上井冈茨坪一带，匪首叫王佐。这两个人虽然山上山下各霸一方，却是拜把子兄弟，有生死之交，一旦有情况，他们山上山下遥相呼应，倒也一直相安无事。
他们主要的生存方式就是“吊羊”，这“羊”是指土豪劣绅，所谓“吊”，就是瞅冷子将他们绑架起来做人质，然后让他们的家人拿钱来赎人。
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失败后的几百名红军，来到宁岗古城一带活动。他早就看好了井冈山这块能进能退、能打能藏的风水宝地，可这两股土匪已经占山为王了，不好强硬抢占，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将他们收编。
后来，毛泽东得知这位袁文才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担任过“宁岗县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毛泽东便派当地党的负责人，一位叫龙超清的同志前去说服。
龙超清回来说：袁这些年吃亏吃怕了，有疑心，他眼下最缺的是枪，只要能给他一批武器，他一定会与红军合作。
毛泽东立时慷慨允诺：给袁文才108支钢枪。
袁文才得枪后大喜，立刻给红军送来600块大洋，还同意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收编了袁文才后，毛泽东又叫袁去做王佐的工作。
王佐这人早先是个本地的裁缝，30来岁年纪，个头不高，长得白白胖胖，两条眉毛浓黑，穿一身直贡缎的黑色短衣，腰间别一支新式驳壳枪，有一身好武艺。有一次十几个敌人把他包围在一个小院里，想吃他的闷鸡。他发现情况不妙时，敌人已经冲了进来。他来不及掏枪，便操起一条板凳，把冲过来的敌人打了个猝不及防，然后手持一根竹竿，“嗖”地一下撞开木窗，落到院里，没等敌人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便又“嗖”地一声撑出了院墙，逃出了敌人的重围。
现在，他知道山下来了一支叫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可不知道是干啥的。袁文才告诉他，红军也是和地主老财作对的，跟他们“劫富济贫”差不多，还告诉他红军给了他108支快枪。
王佐闻听此话吃了一惊。王佐在山上混了这么多年，总共也只搞到60多条枪，而且其中有不少是装火药的土枪，他手下的弟兄，两三个人才能摊到一支枪。红军一下子就敢给他们这么多枪，说明红军不想吃掉他们。
1927年10月24日，王佐和毛泽东在双马石第一次见面。
双马石是井冈山的一大景观，两块天然巨石，一上一下，叠压在一起，瑰奇万分。这里也是上山的五大哨口之一，山高林密，是伏兵的好地方。
王佐害怕红军使诈，悄悄在林中藏了伏兵。会晤时，看到毛泽东身材魁伟，态度亲切，待人和蔼，而且心地坦诚，随身只带了一个卫兵，立刻也就放下心来。
毛泽东长于言辞，说话极有说服力，他向王佐说了一番革命道理，还讲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最后毛泽东豪爽地说：“红军打土豪，同你们‘吊羊’是一回事，都是要革他们的命，造他们的反，你们需要枪，我们给，需要多少，报个数吧！”
毛泽东的这一番话，说得王佐一会儿激情喷涌，一会儿热血澎湃。当让他报数的时候，他迟疑再三不敢吐口，说少了怕失去机会，说多了怕人家不答应。正在迟疑不决的当儿，毛泽东似乎看透了王佐的心事，大度地说：“给你们70支快枪，够不够？”
乖乖，70支，王佐连做梦也没敢想，比他现有的全部家当还要多。王佐忘情地拉住毛泽东的手说：“好兄弟，走，我们上山……”
3天之后， 即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正式上山落营扎寨。井冈山从此便成了中国红军的摇篮，最初的革命圣地。
安顿好部队后，毛泽东就带着部队下山了，去开辟茶陵一带的根据地。改造两支土匪队伍的任务，就交给了何长工同志，让他担任这支部队的党代表。
何长工喝过洋墨水，会讲法、俄等好几国语言，头脑灵活，能言善辩，毛泽东十分看重他，屡屡派遣他去从事重要的联络工作。
何长工知道，王佐的工作做得怎样，是直接关系到红军能否在井冈山上生存的大问题，因此，处事十分慎重。
刚上山时，王佐对他怀有疑心，让他成天呆在小半山的一间草房里，哪里都不让他去。何长工便顺水推舟，故意对什么军务也不管不问，闲来无事的时候，就经常到王佐家中坐坐，向他的母亲、哥哥、妻子讲一些革命道理和社会上的见闻，使他的亲人首先对何代表怀有好感。
接着，何长工发现王佐有三个交心的好朋友：袁文才、刁飞林、李克昌。每逢有什么大事，王佐必定同他们商量。于是何长工很快又和他们混得厮熟，并且取得了他们的信任。这样一来，王佐对何代表就另眼相看，有什么事也开始同何长工商量了。
但何长工知道，王佐的内心深处，对红军还是存有戒心的，生怕红军把他们吃掉。要清除他这种念头，只有帮他打一次大仗，除掉他的心腹大患尹道一才行。
原来，王佐的山大王并不是好当的，当时的地主武装都是他们的对头，最主要的是“四大屠夫” ，这四大屠夫即东、南、西、北的4支地主武装的头子，东为尹道一，南为肖家壁，西为贾少提，北为肖银光。
在这四人当中，为首的是尹道一，他的势力最大，枪最多，战斗力也最强，他本人还是井冈山七县民团的总指挥，更是王佐的死敌。王佐与他打过多次交道，但屡屡遭败，连王佐的侄女也被尹道一所杀。因此，王佐对他恨之入骨，无奈自己文治武功兵力枪械都不如人家，他只好把这口恶气强压在心底。
何长工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觉得消灭尹道一不但可以打击地主武装的嚣张气焰，壮大红军的声势，还可以清除掉王佐心头的恶气，取得王佐的信任，是个一石数鸟的好计策。
何长工把这个想法给毛泽东讲述后，立刻得到了支持，并让红军28团配合行动。
当何长工心里有了底，把这事与王佐谈开时，王佐先是十分激动，继而又有些畏惧，毕竟多次作战，他都败在尹道一的手里，他怕这次重蹈覆辙。
何长工笑着说：“王司令，是不是怕他们人多枪多，打他们不过啊？”何代表一语说中了王佐的心事，王佐只是嘿嘿干笑。
何长工说：“其实尹道一并不可怕，他打仗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一旦打胜，就穷追不舍。咱就从这里赢他，这回用兵，你听我的，你同他一照面、只管掉头就跑，把他们引进旗锣坳就行了，剩下的事情不用你管，我保证提着尹道一的头去见你……”
王佐一听大喜，连声说：“一接火就跑，这太容易了，跑是咱的本钱，就照你说的办。”
第二天，王佐和李克昌带领一小队精干弟兄，跑到尹道一驻防的掌山进行骚扰，惹得尹道一动怒，带兵来打时，他们也不交战，调头就跑。
这尹道一从未把王佐等土匪放在眼里，见王佐兵不多，火力也不猛，便放胆带兵猛追过来。天亮的时候，王佐一伙从旗锣坳跑了过去。尹道一的兵跑累了，便在坳里休息，生火做饭。
何长工一看机会来了，便瞄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砰”地一声将他打倒在地，这是发起攻击的信号，顿时山坳里枪声大作，军号激昂，红军如神兵天降，从密林里、山坡上冲了出来。
尹道一不愧是民团的总指挥，他立刻指挥士兵利用土坎作掩护，架起两挺机枪，向着冲击而来的红军疯狂扫射。
王佐过了山坳并未跑远，立刻折回来看红军怎样收拾这些仇敌，当看到尹道一的机枪嘟嘟嘟地响个不停时，不禁也心惊胆战，心底暗自庆幸这回没有与他亲自交手，否则身边的弟兄即便不死光，也剩不下几个。
就在这时，只见火光一闪，“轰”地一声巨响，其中的一名机枪手顿时飞上了天，另一名机枪手见苗头不对，正要往回跑，又是“轰”地一声，爆炒如豆的机枪声顿时哑了。
王佐看得目瞪口呆，这是什么家伙，这么厉害，居然能把人炸得飞上了天？事后他才知道，这种武器叫迫击炮，在炮里面，这是威力最小的小炮。大家伙一炮就能把一个山头轰平。
战斗仅20分钟就胜利结束了，这一仗消灭民团200多人，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
打扫战场的时候，何长工找到尹道一的尸体，让人把他的头割下来，交给了刁飞林。
王佐知道红军打了胜仗，并十分惊叹大炮的厉害，但又不知道这一仗是不是打死了尹道一。
刁飞林将那个装人头的包袱扔到王佐的面前。
王佐打开包袱仔细一看，那颗血肉模糊的人头果然是尹道一的，顿时拍着手解气地大叫：“着，就是这个贼子，你害死了多少百姓啊！做尽了恶，想不到你也有今天……”
这一夜，山寨灯火通明，大摆酒筵，如同过年一般。席间，王佐频频举杯，不时伸出拇指夸赞何代表说：“毛委员派来的人就是有办法，你们那些炮太厉害了，一炮就把他们轰上了天，尹道一是什么东西，他们怎么是红军的对手……”
其实，这个小小的伏击战，在红军的眼里实在算不了什么，每一个指挥员都会打。可是落在王佐的眼里，便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思想上也起了巨大变化，认为红军里能人多，力量大，跟着红军走才是长久之计。
打完尹道一后，王佐有心想加入红军，于是借扩编的名义，与袁文才的部队合并，正式宣布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1师第2团。王佐和袁文才原本是铁下心来跟着红军走了，没想到，由于形势的变故改变了他们的念头。
1928年6月初，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一段话，使他们对党的信任发生了危机。在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写道：“对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使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
当时，在传达党的六大精神时，毛泽东认为这段话与井冈山的情况不符，故没有讲。可袁文才这个鬼精灵发现有什么东西瞒着他，便千方百计弄到了一份六大决议案的原件，当他看到这一段时，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从此便有了开小差的念头。
六大文件传达后，这种“左”的思想影响了一些人，因此，大家对王、袁二人另眼相看，持有戒心，最终导致矛盾的激化。
2月14日， 王佐和袁文才率部队去捉拿土豪罗克绍。罗家有一个30多人的小兵工厂，能造土枪、子弹，王佐早就想把它夺过来了。
由于情况摸得准， 清晨5时，他们在罗的姘妇家把罗抓获，还抓了十七八个兵工厂的工人。押回新城以后，王佐便给罗松了绑，还设宴为他压惊。原来袁想把罗拉过来为己用，让他到长沙一带去弄些钢铁和洋硝等造枪的原料。
消息传进了湘赣特委书记朱昌楷的耳中，作为地方官，他本来对王佐、袁文才等就印象极坏， 得知这个消息，便连夜赶往红5军军部，向彭德怀报告，朱还特别提及，六大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