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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杰十几岁时,很想买一个照相机,就问服侍他的太监需用多少钱。太监现出了鄙夷的神情对他说,“您是一位当爷的,打听这个干什么?您若是都知道了,奴才们还怎能托福?!”溥杰听了不但深觉失言,而且是失了“当爷”的体统。
阎锡山曾被袁世凯召见三次,有人问他袁是什么样子,阎说:“我……我没有看见,我只看见他的靴子。”表现得极其懦弱驯服,连袁世凯都被感动了,于是他这个辛亥革命的都督,居然被留了下来。
孙岳是明末宰相孙承宗的后裔,常对人说他是天生的革命党,不反清做什么。孙家是高阳世族,孙岳在北方革命党中也是有名的,故袁世凯背叛革命后,袁的爪牙四处捉他。一天,孙突然光临何遂处,青衣毡帽,乡下佬打扮,神色慌张。何遂问他何以如此狼狈,他说:“家乡呆不住了,袁世凯要杀我。”何劝说:“这里有的是关中豪杰,你不用怕。”孙不安心,在华山下找了一间土房子,去做隐士了。
陈家鼐兄弟都爱吹牛皮、出风头,他们头上都长着癞子,尤以家鼐为最,一些人都叫他陈癞子。1912年他毛遂自荐,冒充上海某报的驻汉通讯员。他开头第一次专电云:“陈家鼐某日抵汉,与黄克强同车出游,沿途观者数万人。”报社的编辑照原文把它披露在报上,只在括弧中加一注云:“看你的癞子。”阅者大笑。
黎元洪、段祺瑞交恶,黎大感耻辱,曾说:“昔受项城屈辱,今又见侮于段。总统是婆婆,不是小媳妇。婆婆可少管事,但不耐媳妇命令一切。”而段祺瑞、徐树铮等毫不把黎放在眼里。韩玉辰为政学系干事,此时兼任黎府秘书,常与黎左右争论府院关系,孙武、哈汉章常拍案骂段、徐,韩说:“曹操不是骂得死的。”
民国初,北大人才济济,名教授有二马三沈之号:马裕藻及弟马衡为二马,三沈指吴兴沈氏三兄弟士远、尹默、兼士。沈士远在北大预科讲授“中国国学概况”,其第一篇是《庄子·天下篇》,因兼总务科长,经常请假,一年未能讲完这一篇,年年如此,故学生戏称为“沈天下”。
民国初,陈介石老先生在北大讲中国哲学,每周九小时,讲了一学期,才到周公。学生问何时可以讲完,他说:“说完就完,说不完就不完。”
马叙伦被送到法国医院诊治,政府派了一位曾任省长的要员前往慰问并致歉意。坐在病榻旁的马教授的老母说:“这孩子是我的独子,政府几乎要他的命,请问这是什么道理?”要员回答说:“老伯母请放心,小侄略知相法,我看这位老弟的相貌,红光焕发,前途必有一步大运。老伯母福寿无疆,只管放心就是。至于这些无知士兵无法无天,政府至感抱歉。老伯母,小侄向您道歉。”老太太居然被哄得安静下来,病房其他人也差点笑出声来。
孙中山与陈炯明交恶后,汪精卫、邹鲁请托吴稚晖向孙进言,宽恕陈炯明的罪过,允许他带兵打仗,立功自新。孙愤怒地说:“陈炯明谋叛,要杀我;什么人都可宽恕,独有陈炯明不恕。”吴稚晖就跪下去求情:“先生不答应,我就不起来。”孙中山只好说:“快些起来,我为你恕了他,但是要他写一张悔过书,则百事可了。”
中国没有讨论爱情的资格
1923年,北大教授谭红丧妻两月后即与其妻妹陈淑君联姻,与陈有口头上婚约的沈某在报上痛斥两人。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发表文章为谭陈辩护,并提出爱情四项原则:“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有如朋友,离散在所难免。”张竞生的高论遭到普遍非议。人们认为爱情至高无上,爱情不容比较,爱情应具有永续性,夫妻不是朋友之一种。也有人主张终止这场讨论,因为“中国没有讨论的资格”。
黄侃有名士怪癖。他住在朋友的屋子里,住得不舒服的时候,想搬家了,就在糊着墙纸的白壁上挥笔写道:“此屋有鬼不可住。”
“狗肉将军”张宗昌有三不知:不知钱有多少,军队多少,老婆有多少?他在山东时,适逢天旱,百姓吁请求雨。张素不信此,然不能不举行故事,因命于龙王庙设坛念经,彼将亲往祷告,民间闻之,皆大欢喜。届期,张果至龙王庙,但既不拈香,亦不祷告,直奔龙王庙前,手批神像之颊,厉声骂道:“操你妹子,你不下雨,害得山东老百姓好苦呀!”骂完就走,但一天过去,仍没有下雨,张就命炮兵团在济南千佛山列过山炮十九尊,实弹向天空轰击,结果倾盆大雨,骤然而降。
叶德辉性情古怪,他藏书甚富,不轻易示人,在书橱上贴有“老婆不借书不借”的字条。但他对性问题有想法,校刻了不少有关性问题的旧书,像《素女经》、《交欢大乐赋》、《杂事秘辛》等都翻印过。潘光旦评说,叶翻印的书还有“几分科学的价值”。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夫妇从欧洲经由莫斯科回到上海,蒋介石对他表示了热忱的欢迎,并动员了麾下大批军政委员,反复游说汪精卫,要他留在上海“赞助清党”,切莫去武汉。其中吴稚晖甚至当场向汪精卫跪下,求其留在上海,汪躲避不及逃上楼梯,口中则连连叫道:“稚老,您乃老前辈,这样子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吴佩孚失势后,曾到甘肃一带活动,当地人多有捧场者,是以吴等受尽优待。当其过天水时,受到马廷贤的欢迎。在天水期间,马的部下、各县士绅以及地方人士等往谒甚众。吴对来宾只谈论诗文和四书五经,不谈政治。当时曾有人问:“听说蒋委员长要请大帅到南京去,大帅去吗?”吴只回答:“鸟兽不可与同群。”不再言其他。
何键曾把“铲共”、“清乡”作为湖南省的中心任务,他把全省划为二十二个团防区,各区设指挥一人,大都以县长兼任,并以清乡反共的成绩作为考核县长的主要标准。他说:“当县长就要不怕杀人,婆婆妈妈当什么县长!任用县长就要看这一条。”
何键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提倡尊孔读经。他经常到机关、学校、部队演说,认为“学生必须研究孔子经义……正其思想”,规定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读经。
1929年夏,山东曲阜孔氏族人控告山东二师,二师当时演出《子见南子》话剧,孔氏族人以为二师校长宋还吾违反行政院通过的“尊孔”案侮辱了孔子,要求严办。在其背后大力支持的是孔祥熙,他对人说:“侮辱我们的祖宗,是可忍孰不可忍?”教育部派员去调查时,一县府职员问:“宋校长会不会杀头?”
人皆玳瑁,我独乌龟
成舍我办报对记者管理很严,他每天亲自比较报纸版面的优劣,树立几个“假想敌”,如以北京晨报和天津大公报作目标,摘记自己有什么特点,人家有什么占先,凡认为落后于人的,属于外地的即用函电责询驻外记者。1947年某日,南京特派记者所发专电报道某地发现大乌龟的一条新闻,即据以刊布,次日另外几家报纸所报道的不是乌龟而是玳瑁。成当时很恼火,立即发致南京一电,内有“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之语,员工见此电稿者莫不失笑。
开明书店常受“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刁难,宋云彬回忆,有两件事开明应付得相当好。一是沈端先(即夏衍)译的高尔基的《母亲》被禁售,他们把“沈端先”改为“孙光瑞”,《母亲》改为《母》,仍然继续印行。一是郭沫若的《离骚今译》,里面有“党史人之偷乐”一句,审查官认为是暗骂国民党,不给通过。章锡琛就质问他们:“是不是战国时代已经有了国民党?”问得他们哑口无言,只好通过。
胡适在中国公学做校长时,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初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中国来先是找他,因他有事,介绍去找陈独秀。所以后来陈变成了共产党,而他却不是。此话传开后,有学生贴出壁报批驳他说:“若当初找到你,你也变不了共产党。”
白崇禧:有匪有我,无匪无我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对江西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督促白崇禧派兵参加。白对人说:“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机会。”他的部队给红军帮了不少忙,有一次红军写下一路“有劳桂军远送”的标语,“表扬”白军只跟不打的“好意”。气得蒋介石说:“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
1935年,杜重远的新生周刊因一篇涉及“对日本天皇不敬”的文章而引起中日外交活动,国民政府接受了日本总领事的要求,由上海法院奉旨审判杜重远。吴铁城怕杜不出庭,事先向杜大拍胸脯:“只要你出庭,一切都易解决,万事有我负责;不然的话,引起日军干涉,问题更严重。”杜出庭受审,即被扣押。这时吴铁城又转口对杜说:“你在外面有危险,在这里(指监狱)既自由又安全。”
高长虹到延安后不久,周扬请其到“鲁艺”作报告,各系学生一听高长虹的大名,莫不踊跃前来。在周扬作了开场白后,高长虹看了看“周围的如花笑容,满天星星一般的眼睛”,大声说道:“艺术就是暴动!艺术就是起义!”他说完看看周围,又看了看大家,不言语了。周扬笑了笑,请高再多讲讲,高长虹把原话重复了一遍,又戛然而止。一位诗人因此将高长虹称为“高起义。”
1941年,在日本的推动下,“蒙疆政府”派李守信偕同总务部长关口保(日本人)赴青岛与南京汪精卫政府代表周佛海签订蒙宁协议书。德王对汪精卫居于他之上统辖“蒙疆”表示不满。他说:“今天日本人忘了他们许下的帮助蒙古建国的诺言,反而叫我当汪精卫的儿子,我可以做日本的儿子,但不能做它儿子的儿子。”
抗战结束,国民政府将对汉奸进行审判清算。大汉奸褚民谊忽然从苏州监狱内上书蒋介石,说他愿意献出他珍藏多年的宝物,要求赎罪。蒋为慎重起见,特把这件事交与军统办理,经毛人凤指派第二处处长叶翔之和沈醉一同去苏州找褚民谊,由他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叶沈两人到南京他一个亲戚家中去取宝物。沈醉迫不及待,问究竟是何宝物,褚民谊极端神秘地不肯先说,只再三叮嘱务必认真妥慎办理,因不仅关系到他的生命与前途,而且认为这是国家不可或缺的宝物。沈醉等人取出一看,原来是孙中山的一副肝脏。因孙先生患肝癌逝世后,医生把他的肝脏切开后用玻璃片密封起来,这件东西不知怎样落到褚民谊手中。结果国民党许多元老对他盗窃孙先生肝脏据为己有,还想以此赎身,极为愤慨,最后仍决定把褚枪决。
抗战胜利后,梁鸿志被关押在楚园,大家都认为他必死无疑。同牢的孙曜东更认为梁已死到临头,因为有人告诉他:“你看梁鸿志,长着一对‘猪眼’,这种人相书上说过,头要‘过铁’”,即是要被杀头。孙深信不疑,而不知“猪眼”何谓。十年后他受潘汉年、杨帆冤案牵连再次入狱,进而发配到安徽的茅岭农场养猪,方才明白“猪眼”是怎么回事,原来猪眼看人是用眼角从下往上“斜挑”着看,与梁鸿志看人情志神似。
抗战胜利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