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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段祺瑞带兵去打汉口的革命党，他忽然带头给清家打来一个电报，说什么兵力单薄，粮草缺乏，劝清家皇上退位。这一来把清朝给交代了，成立了民国，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段祺瑞当上陆军总长，执掌全国兵权。世人称段，“三句话就把清家皇上推倒了。”
张勋复辟，黎元洪避难日本使馆。段祺瑞“再造共和”，继任总理，他亲至日本使馆谒黎，请其复职。黎以此次明令张勋率兵入卫，酿成巨变，应负全责，愧对国人，决心下野。黎通电语极痛切，系出于饶汉祥之手。此君长于骈体。通电之末，有警句云：“岂有辞条之叶再返林柯，附溷之花重登衽席。心肝俱在，面目何施！”
辜鸿鸣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只见一个茶壶倒多个杯里，未见多个茶壶往一个杯里倒水。”
1919年5月9日晨，蔡元培悄然离京赴天津，随即南下上海、杭州。离京前，他曾留下一则《启事》，10日即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出，他写道：“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1921年底，张作霖拥立亲日派的梁士诒组阁，梁与日本密商山东问题，答应用日本借款“赎回”胶济铁路，并同意将该路作为中日“合办”。吴佩孚得知后立即痛骂梁内阁“卖国媚外”，张作霖则公开指责吴佩孚作乱，破坏统一，两派冲突渐趋激烈，指责电报你来我往。其中吴佩孚驰电回击张作霖说：“《大诰》之篇，入于王莽之笔，则为奸说；统一之言，出诸盗匪之口，则为欺世。”
张宗昌能诗，其《笑刘邦》曰：“听说项羽力拔山，吓得刘邦就要窜。不是俺家小张良，奶奶早已回沛县。”其诗中“奶奶”应读作奶奶的，以骂娘的话入诗，真是狗肉将军本色。其二，《俺也写个大风歌》：“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起句妙，足以流传后世；末句开始拽文，估计是经过了文人修改，“吞扶桑”实际上是句当时流行的空话。
陆小曼对徐志摩说：“你不是我的茶壶，你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不能公用。”
张伯苓办南开大学，初期困难重重。在经费的筹措问题上，主要靠个人捐款，但私人有能力捐款者，多不是有社会良好声望之人，如政客曹汝霖、军阀杨以德就给南开捐助很多。学生因此抗议，反对曹、杨为学校董事，认为不能以校董换取捐款，否则有损南开名声，张伯苓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林语堂撰联自说：“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世称其为“幽默大师”，他曾举释迦、基督、孔孟老庄之言来阐释幽默精义，说是“我们人都是有罪的，但我们也都是可以被宽恕的。”
1930年2月，中原大战一触即发。吴稚晖劝冯玉祥放弃干戈，冯亲拟一电报致吴：“南京吴稚晖先生：顷接先生之电，回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数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老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岂不太好看乎？请先生谅之。冯玉祥寒日。“
吴佩孚到北平后，华北局势日趋严重，驻北平国民党高级负责人经常有所更动。从张学良、何应钦、黄郛到宋哲元都按月给他一定的生活费。1933年1月段祺瑞南下时，蒋介石拟派人迎吴南下，因吴表示不愿而止。当时上海商会电箴吴保持晚节，吴有皓电回答说：“生平期关岳文史，春秋内外之义，尤所兢兢。旧京寄迹，殊服异俗之宾，从未一入门庭。”
闻蒋委员长有难，特越窗赴救
邵元冲到广西游玩，见李宗仁、白崇禧，私谈后特到西安见蒋，恰好碰上西安事变。别人住在招待所平安无事，独邵大为恐慌，跳窗出去，被士兵开枪打死。南京报纸说他“闻蒋委员长有难，特越窗赴救，政府待以国葬之礼”。
抗战前，七君子被捕，在法庭上，审判长问王造时：“被告王造时，你们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是不是要推翻现政府呢？”王是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博士，答说：“审判长先生，你把政府跟‘政权’混为一谈了！政府，乃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政权，则是指国家权力，亦即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权力，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保证其实现……审判长先生，你所问的政权推翻某政府，这样的问题就是逻辑混乱，概念错误！”
郭沫若劝周作人离开北平，写“国难声中怀知堂”，说是“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郭说日本人信仰周作人的比较多，假使他“到南边来”，“用不着要他发表什么言论”，就是对日本人的一服‘镇静剂’。
抗战期间，爱国华侨陈嘉庚向重庆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此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并被后人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张季鸾有“新闻奇才”之称，他曾有《杨将军不写九宫格》文，记杨虎城将军因西安事变而遭囚禁中的一段历史：“将军获遣三四年，以生龙活虎之人，在花朝日夕之时，处穷乡僻壤之地，苦闷无聊，可以想见。左右因便进言：何不以习字为功课！习字能养性，得静中之乐也。将军深嘉纳之。于是集白羊之毫，折九宫格子，日书百十字。初患格小字大，字正格斜；积旬日，及稍稍有规矩，颇以自喜。左右有谀之者曰：佳哉，将军几入格矣！将军闻言，忽有所感，则大怒，裂其纸，并墨砚而碎之。左右方惊无所措。将军乃慨然云：我人已在格子里，愁苦不可解，今并我字亦入格耶？我固有罪，我之字无罪也，我何必使字失自由？从此将军不复习字，苦闷无聊，遂一如往昔。”人称“这样的文字，可与《史记》媲美。”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苏青著有《结婚十年》，其为人既不革命也不女权，她要的是妇权——家庭主妇的正当权益。其妇权主义纲领仅将圣人名言句逗移前一字：“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二战中，甘地与英印政府矛盾一度激化，与尼赫鲁等人一同被捕，蒋介石多次呼吁双方和解。由于甘地绝食，生命垂危，蒋致电在美国的宋美龄，要她“面商罗斯福总统，从速设法劝英国政府立即释放甘地先生，以确保联合国为民主、为人类作战之信念。”宋遂及时转告罗斯福，罗告印度总督：“无论如何不能使甘地先生绝食而亡。”印督答称：“如彼欲死，似无办法。”宋美龄插手，使英国政府极为恼火，向外长宋子文抗议，宋答说：“这件事不足为奇，因为蒋夫人是位妇女，说话时会感情重于理智。”
顾维钧的态度非常雍容，从来没有疾言厉色。他对人总不称“你”而称“您”。他说：“在外交上讲话，一定得有礼貌。例如知道对方不会同意自己的意见，而话一定得这样说：”我相信您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吧‘。“
抗战期间，文化界人士聚会重庆。一天，曹立庵陪柳亚子和郭沫若在重庆街头小饮，酒至半酣，柳亚子乘兴对郭沫若说道：“才子居然能革命。”郭一听心领神会，立即含笑回敬一句：“诗人毕竟是英雄。”吟罢两人相视大笑。
抗战结束，中国报纸流行“八年抗战，最后惨胜。”
夏济安与卞之琳是同事，过从甚密，日记中颇多涉及卞、张之恋。如1946年2月1日：“卞在补牙齿，酒后发牢骚云：少年掉牙自己会长，中年脱牙没法长全，少年失恋，容易补缺，中年失恋才真悲伤。张某某之脱离他，对他真是一大打击，痛苦不过偶然表露一下。”
1948年，国民政府自称要结束“训政”，举行所谓“全民大选”。竞选活动激烈，于右任参选，其人书法闻名国内外，连夜赶写了近千幅“为万世开太平”的条幅，准备分赠国大代表，以示亲切和拉拢。记者问他参选有何后盾，于答：“我有条子。”记者大吃一惊，于恒无私产，何来金条？原来是指其赶写的条幅。
20世纪50年代，内地大批胡适。在一座谈会上，与胡适有关系的几位老先生不得不“批判”，沈尹默讲话最妙，他说一次去看胡适，胡正在写文章，但见案头满是打开的书，边看边写，沈说：“这哪里是做学问的样子？”
少数骗子统治多数哑子（1）
民国时，王亚南说：“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今天的中国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
周恩来在外交上显现出极大的天分。有一次，一位美国记者问周恩来：“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马路’呢？”周恩来回答：“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简称叫‘马路’。”美国人又问：“在美国，人们都是抬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都低着头走路？”周恩来答道：“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要低着头。”
20世纪60年代初，章诒和与母亲李健生在莫斯科餐厅吃西餐的时候，遇见聂绀弩，其时餐厅的服务员都神气得很，催她们上菜，带搭不理的，还从眼角看人。聂生气了，对章两人说：“什么叫养尊处优？还用查字典吗？她们的脸就是注解。凡掌管食品的人，都是养尊处优。”在等着上菜的时候，李健生问聂的工作情况。聂说：“眼下的工作单位好极了。”李问：“好在哪儿？”聂回答说：“我都和孤家寡人（指溥仪）在一起了，你说这个单位（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还不好？”
反右后，章伯钧跟储安平聊天，因为“我们都被隔离于社会，想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现象、思想现象已经没有了基本条件。”他跟储说：“我现在只能读读老杜。杜诗的版本我已收集四十多种。看来，‘少读李白，老吟杜甫’很有道理。”接着又说：“我这里搜集了许多版本不错的英国诗集，有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等大家之作。普希金的英文版诗歌也是全的，四卷本，插图也好。你今天拿些去吧，也不必还我。诗可读，也可译。”储安平摇头，说：“英国诗歌的高贵优美之处，在于常伴有一种沉重的悲哀和深谙世道的智力。比如，谁也没有见到汉姆莱特父亲的亡灵，但谁都相信这个丹麦王子的悲哀。从前读来，是受其熏染，现在读来，情何以堪？”
陈寅恪在抗战时写给劳干、陈述的信中说：“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谓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矣。”到了60年代，中共高级干部胡乔木、陶铸拜访陈，陈谈到自己的书稿难于问世，发牢骚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赶紧劝慰道：“出版有期，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