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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原则，所以我写傅雷，写傅聪，写马思聪，写殷承宗，写戴厚英，写罗隆基，写王造时，写陶勇，写常溪萍，写彭加木……也正因为这样，我写了长篇文学传记《姚文元传》。
一般来说，无人问津的“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的人物，大都有点棘手。这些人物常常处于禁区之中，或属“敏感人物”。我倒觉得，惟其棘手，惟其敏感，才有写头。得之不易，倍感珍贵。
传记文学是历史和文学的交叉。尊重史实是传记文学的铁的原则。真即真，假即假，善即善，恶即恶，美即美，丑即丑。这种写作，如同戴着枷锁跳舞，绝不可象写小说那般浮想联翩。这种近乎“残酷”的创作原则，我却能够适应。因为我原本是自然科学统帅麾下的小兵，受过正统的自然科学训练，懂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写人物传记，为了核对一件史实，有时几乎要跑断腿；在我看来，如同当年在光谱仪旁，为了测得一个数据，要摄谱、冲片、对谱、测黑度……事实是科学的最高法庭，也是传记文学的生命线。
传记文学具备史料和文学的双重价值。其前提就是尊重史实。不然，那只是小说了。
写人物传记，倘若传主健在，能够面对你的录音话筒滔滔不绝地回首往事，那样的采访是很省力的。《姚文元传》一书的艰难，不在于写，而在于采访。不是“七分跑，三分写”，几乎成了“九分跑，一分写”了。因为姚蓬子已死，而姚文元关在北京秦城监狱，无法面对面采访，只有依靠“迂回包抄”了。
当年深受“四人帮”迫害、以致被投入秘密监狱多年的葛正慧先生，给了我以很大的帮助。他指点道：“文献是由文与献组成的。文，即档案，史书，是死的材料；献，即口碑，是活的材料。你要从两个方面着手。特别要注意‘献’。因为‘文’总在那里，一、二百年以后的作家要写，也可以利用‘文’。如同姚雪垠写《李自成》那样。‘献’却要抓紧。一旦重要的当事人死了，‘献’也就没有了。”我听从他的指点，从“文”、“献”两个方面开始采访。
“文”，对于姚氏父子来说，包括两大类：一是作品，因为姚氏父子皆为作家；二是档案。
查阅作品是顺手的。我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图书馆，从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期刊、报纸上，查阅、摘录、复制了姚蓬子的诗、小说以及翻译作品。特别重要的是查到了他的《脱离共产党宣言》全文。此外，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报刊上查到的姚蓬子诗集《银铃》的广告以及一九三五年四月《社会新闻》第十一卷三期上姚蓬子“主编《大江日报》副刊”及其长篇小说《十年间》所登广告，都很有参考价值，并为进一步查阅提供了重要线索。我还查到老舍于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发表于重庆《新民报》上的散文《姚蓬子先生的砚石》，可以说，他把姚莲子写活了！此外，查阅一九八○年四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特辑》及夏衍《懒寻旧梦录》，了解不少关于姚蓬子在“左联”期间的活动情况。姚蓬子是潘汉年介绍入党的，我查阅了有关潘汉年的《零落成泥香如故》等书。另外，查阅了许多文史资料选集，以求从中查出与姚蓬子有着密切关系的徐恩曾、费侠等中统特务头子身世。
姚文元的文章，远比姚蓬子多，查起来倒并不太费事。因为姚文元的文章，大都收入他的集子，而且我的写作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向我提供了姚文元的全部文章的复印件！当我提着五大卷、好几公斤的复印件回家，象打了大胜仗似的——这下子节省了大量的逐篇查阅文章的时问。我光是把复印件读一遍，就花费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
在“文革”期问，姚文元发表了大量讲话。我在有关部门协助下，查阅了十几辑当时群众组织印的《中央首长讲话集》，查阅了众多的“文革”传单和小报。另外，在一九七七年和一九八一年初，全国两度掀起批判“四人帮”高潮，我复印了当时各报批判姚文元的大量的文章；还查阅了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月八日、十二月十日、十二月十九日特别法庭四次审判姚文元时的现场记录。我用照相机翻拍了姚文元的各种社会活动照片，也查阅了海外姚文元的一些报道。
追寻姚氏父子的档案，颇为艰难。尤其是姚蓬子的档案材料，在“文革”中列为“防扩散材料”，属于“核心机密”。我为了盖一个某机关的公章，办好查阅手续，往返奔波多次，这才获得最后的许可，从两个重要部门调阅姚蓬子档案。不料，令人大失所望，其中一份档案中剩下卡片，另一份档案的牛皮纸口袋里，只装着当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定烧毁姚蓬子档案的一纸公文以及留存备考的姚蓬子档案目录（原件均已销毁）。当然，那份目录多少还有一些参考价值。令我吃惊的是，就连姚蓬子家所在处的派出所里，也查不到按规定应永久保存的户籍卡——只是因为那上面记载着一九五五年姚蓬子曾被公安部逮捕，生怕影响姚文元的“光辉”，在“文革”中被列为“防扩散材料”而销毁！
天无绝人之路。在一个很不显眼的档案室里，我为写另一部人物传记查找材料，无意中，在一个公文卷里，发现一批姚蓬子材料！我的眼前顿时一亮，立即细细翻阅。征得主管人员同意，我全部复印这一卷姚蓬子档案。
相对来说，查找姚文元档案，倒还方便一些。他亲笔填写的履历表，成为我排定姚文元年谱的依据。
一边查“文”一边找“献”。我东奔西跑，采访知情者。我发觉，“献”往往比“文”更重要。
知情者一般分三类：一种是他什们的直系亲属或有牵连的人，最难采访。他们往往最知情，却不愿详谈。总是谈一些尽人皆知的事。在这样的人那里，我常常只能核对一些事实。慢慢熟悉之后，也能了解不少珍贵史料。
另一种是受迫害者，能够很热情、很尽力地给予帮助。
还有一种是无牵连者，一般知情不深，愿说。从他们那里可以了解一些背景材料。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姚文元的入党介绍人、支部书记、支委聚首，与我交谈。他们认为大家一起回忆，可以互相启发，互相校正。那是一个星期天，几位老同志都应邀赶来。他们留下了珍贵的回忆。这些回忆又生动、又详细，远不是档案上的记载所能比拟的。他们的大力支持，使我深为感动。我把那天的录音磁带，作为重要史料保存。
上海新闻界的老前辈们，也给以可贵的支持。有几位“老总”，与姚文元长期共事，以至是多年的邻居。如《解放日报》原总编王维的翔实的回忆，同样是很重要的史料。
一些老作家、老诗人，回忆了半个世纪前的姚蓬子的往事。施蛰存谈笑风生，讲起姚蓬子种种为人之态。王若望的回忆中，谈及很重要的一件事，即张春桥与姚文元在五十年代是怎样开始勾结的。王若望所讲的情况鲜为人知，又是他亲自经手的，是第一手的材料。
为了弄清“杂家”事件始末，我拜访了深受“姚棍子”迫害的罗竹风；为了弄清“德彪西论战”的前前后后，贺绿汀对我谈了他与姚文元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查明《评新编历史后〈海瑞罢官〉》的出笼经过，《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有关负责同志谈及了许多内幕…·
上海某大学的许多老师，目击了姚蓬子在“文革”中的“精彩”表演；里弄干部们了解姚蓬子与姚文元之间的来来往往；姚文元曾工作过的几个单位的同事，也颇知情。我一一前往请教，采访。
我终于找到当年的“姚蓬子专案组”组长、成员，找到审查过姚蓬子的公安人员，还找到“作家书屋”当年的店员……
我曾笑称我的写作近乎“外调”，简直成了“专案组”一般。我细细研读了当年关于调查姚氏父子历史情况的中共中央文件。我的采访，几乎不放过文件中提到过的线索，不论这些知情人在上海还是在外地。
我从那张留存在姚蓬子档案中的目录上，注意到一个原中统局负责人的名字。几经周折，我找到了他。他已是九十五岁的老人，却有着惊人的记忆。他谈了徐恩曾的身世，谈了费侠的叛变经过，谈了《扶轮日报》是怎么办起来的，谈了姚蓬子的叛变情况……他的这些“献”，很多是“文”中从未见过。
姚蓬子在南京的情况，当然，丁玲是最了解的。在一九八五年夏，我去北京。经过再三考虑，我觉得必须采访她。她当时很忙，但她告诉我，已经写了回忆录，内中详细谈及姚蓬子。为了节省她的时间，凡是她的回忆录中已经谈到的事，她就不重复了……我一直期待着读到她的回忆录。我终于读到了她用生命的最后岁月写成的《魍魉世界——南京国居回忆》，她用她的笔，为后人勾画了当年姚蓬子的可耻形象。
传记文学的大厦，必须建立在掌握大量可靠史料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事实的地基上，我经过反复“外调”，才进入写作阶段。
姚氏父子的身世，其实也就是一部中国当代史的缩影。这样的人物，有深度，有跨度，需要作者能够有相当的驾驭史料的能力。我不得不去读许多有关的史著，在弥补自己的不足。最使我感到困惑的是，如何准确。如实地掌握笔下的分寸。尽管姚氏父子都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在写作时仍需要持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态度。就拿姚蓬子来说，在被捕、叛变之前，他是左翼作家中的一员，他的作品确实具有进步的倾向……当然，在他反水之后，那就完全成了敌人营垒中的一员。不过，他的内心之中，也充满深深的矛盾，他是在极度的隐痛中过着他的“文化掮客”生涯。没有一个叛徒，是真正幸福的。
传记文学与小说一样，同样需要着力刻画人物的性格。不过，小说属“合成材料”，作者可以随意塑造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传记文学却属“天然材料”，必须依据人物的本来性格加以刻画，比起小说来，“自由度”要小得多。在写《姚氏父子》时，我以为写姚蓬子要比写姚文元容易，原因便在于姚蓬子本来就是个性格鲜明的人，他的喜欢炫耀、不甘寂寞，他的马虎之中透着精明，他的吝啬刻薄，他的不修边幅，构成了他的生动形象。相对来说，书中对姚文元的性格的刻画要差一些，他不如姚篷子那般鲜明。
姚文元道路，是一条政治投机之路。“反胡风”、“反右”和“文革”，姚文元充分表现了他的政治投机的手腕，来了个“三级跳”。把这个人物的本质写透了，把“无产阶级金棍子”的“成长历程”写出来，实际上就是对建国以来几次重大的“左”的失误的分析与批判。姚文元在“反胡风”中，本来处境狼狈，因为姚蓬子受胡风一案牵连，被公安部拘捕审查，姚文元也因与胡风的来往受到组织审查，而且审查小组负责人之一便是他当时的恋爱对象金英。他差一点连女友都告吹！他随机应变，投奔张春桥，接二连三地在张春桥任社长兼总编的《解放日报》上抛出一系列批胡风的文章，他由此不仅保全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