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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和姚文元一唱一和，亦步亦趋，一搭一档，形行影随。真的，江青的那句话，是出自内心的：“我死了，让文元当主帅！”
一次又一次的接见，留下了数以百计的姚文元讲话记录。以上只是其中的一次。虽说是“管窥一斑”，倒也可见全豹之貌。
三个多月之后——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刊载姚文元的“大作”《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
从此，“文化大革命”揭开新的一页：成千上万名工人穿着蓝色劳动布工作服，挂着“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红袖章，步入“上层建筑”，去“领导一切”。
这一回，不再是“评”，不再是“批”，姚文元的笔杆已成为中共中央的喉舌。他已成为毛泽东的代言者，威风显赫，每一个标点符号都震动着中国！
尽管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篇文章的单行本免费地发给每一个公职人员，但为了显示他今日的眩目光彩，姚文元还是不忘当年整过他的中共上海卢湾区委。喜欢写长句的他，在一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上题词：“赠给现在仍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轨道上的卢湾区委的同志们并向你们问好！姚文元。”
姚蓬子之死
一辆浑身雪白、漆着红色“十”字的救护车，在上海延安中路呼啸着前进。
救护车停在林村那长长的甬道前。
两位救护人员持担架奔向姚家。
当姚蓬子那肥胖的身躯占满那狭窄的担架时，已有许多人闻讯赶来。
本来只需要两个人抬的担架，四周围了好多“造反派”战士。七手八脚，抬着姚蓬子前进。
担架通过长长的甬道时，又有好几位“造反派”战士前来助一臂之力。眼看担架就要拾到救护车跟前，由于人手太多，失去了平衡，砰的一声，姚蓬子横着身子，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最先着地是他的右颊，顿时摔得紫中带青，鲜血流了出来。
那几位“造反派”顿时傻眼了。
姚蓬子妻子周修文大声嚷嚷：“还没进医院，就给你们掉个半死。你们等着瞧！你们不想想掉的是谁？！”
救护车在急驶。周修文在车上还咬牙切齿，骂声不绝。
姚蓬子被送进了上海胸科医院。他，得了肺癌。
几天前，夜深人静之际，一个戴着大口罩的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林村，从裤袋里拿出钥匙，熟练地打开房门。
此人已是坐上红旗牌轿车的“中央首长”，这时甘受委曲，骑着旧自行车悄然回家，看望病重的父亲。在他身后十多米，一个身强力壮的警卫员也骑着一辆自行车，警惕的目光扫视着子夜时分寥落的行人……
就在姚蓬子住进上海胸科医院病房的第二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派来一个瘦长脸的家伙，在林村象幽灵一样晃来荡去。他用“阶级斗争”的眼睛审视一切，用“阶级斗争”的嗅觉辨别一切。
他暗中调查了那几个“积极”得过了头的“造反派”，查档案，查三代，查“文革”中的表现。他还拜访了离姚家不远的那位江青心腹、后来当上“文化部长”的于会泳——本来住在那里的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教授，自从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李教授受迫害而自杀身亡，于会泳便抢占了她的那套舒适的公寓住宅。
过了半个多月，那张瘦长的马脸才在林村消失。他，实在查不出“存心陷害”姚蓬子的“阶级敌人”。不过，那几位“造反派”战士已察觉幽灵的存在，吓得魂不附体，后悔当初拍马屁拍在了马脚上……
收音机里播送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就连幼儿园里的孩子也必须洗耳恭听。姚蓬子在胸科医院单间病房里听着广播，枯黄的脸上泛着笑容。他本来期望儿子成为一个作家，不料这么有出息。想当初，当儿子神秘地要他帮助查《明史》的时候，就连他也觉得批什么《海瑞罢官》纯属多管闲事，如今他方知儿子确实“先知先觉”，青胜于蓝。
一九六九年初，姚蓬子病入膏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派人前往看望、慰问。姚文元派来专人，在床前聆听姚蓬子对后事的吩咐。姚文元正在北京忙着为林彪起草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无法分身……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七日，肺癌终于结束了姚蓬子的一生。
一辆大卡车在苍茫的夜色中驶往林村，停在弄堂口。一批穿军服的人搬走了姚蓬子众多的藏书，运往上海康平路姚文元的家……
周修文也坐上卡车，搬了过去。
几天之后，周修文回林村取点衣服，见到了邻居。她跟姚蓬子是一路货。别人还没问，她就先吹了起来：“哎哟哟，康平路那里真好，连东西都不用自己买。你只要开一张单子，过一会儿，有人就会替你买好，给你送来！”
刚说完，她忽地收起了笑脸，摇头了：“哎哟哟，那里就是有一点不好——前前后后，都有警卫员站岗。这么一来，你们就没办法来看我了。那个地方，‘外头的人’是进不去的！”
她啼嘘一番，抬着头、挺着胸，一副“革命妈妈”的标准姿势，开步走了。
邻居们望着她的背影，有点糊涂起来；她刚才说的康平路“有一点不好”，究竟真的“不好”，还是“好”的“不好”呢？
不过，姚蓬子死后，姚文元考虑到自己的“前途”，决定不开追悼会，以免太招惹别人的注意。虽说周修文对此曾有些不满，无奈儿子毕竟已是“中央首长”，到底“站得高，看得远。”于是，姚蓬子的遗体被悄然送进火葬场，不声不响地在世界上消失，结束了他的错综复杂、曾“红”曾“黑”的一生……
第十二章 “舆论总管”
取陈伯达而代之
就在姚蓬子死后不久，一九六九年四月，姚文元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央首长”。
大红标语刷满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喧闹的锣鼓声和震天的口号声响成一片：“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会议发布的第一号新闻公报上，那“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的排名顺序、方式，是中共党史上破天荒的。看得出，是“秀才”经过一番精心安排才“创作”出来的。把一百七十六名主席团成员的姓名分为四组，唯有第四组才是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名，颇为令人寻味：
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于会泳……魏秉奎等一百五十二人按姓氏笔划为序排名。
这张名单用潜台词清楚地表明：三十八岁的姚文元，已成为中国的第八号人物，成为前二十四名首脑人物中最年轻的一个。
众多的外国记者一看到这张名单，就纷纷报道：“以批判《海瑞罢官》而进入政坛的姚文元，已成为中共九大最值得注意的年轻人。”
林彪在政治报告中，提及了姚文元的“历史性功绩”：
“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姚文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文革小组”结束了取代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而临时执政的局面，它的五名成员中的两名——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另三名成员——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和组员姚文元均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从此，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姚文元，结束了北京与上海之间的穿梭生涯。虽然他仍身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但他的立足点已转入北京，在北京遥控着上海的一切。他的全家迁往北京。一家五口，住了六十多间房子，比起当年姚蓬子的林村小楼阔多了！
从此，姚文元不再是一名投稿者，不再是一家地方报纸的编委，而是成了陈伯达的副手，掌管全国的舆论大权。
一年之后，姚文元的地位又“向上浮动”了“一级”。
那是一九七○年盛暑，中共中央委员们再度聚首江西庐山。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庐山会议”，亦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这一次的“庐山会议”，又是风云翻滚：副统帅林彪抢班夺权，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跟毛泽东展开激烈的斗争。陈伯达成为林彪的马前卒，在会上抛出坚持设国家主席、支持林彪的“第二号简报”。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了陈伯达。于是，林彪虽未倒台，全党已开始“批陈整风”运动，陈伯达受到了审查。
陈伯达垮了，姚文元晋升为全国舆论总管。
从此，姚文元手中的笔，非同凡响，具备了“多功能”：
他的笔，成了指挥棒。他用笔指挥着全国所有的报刊，从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到各省、市报刊，总编们的眼睛无时无刻都要盯着姚文元手中的指挥棒，照棒行事，不可稍有违怠，不能奏出一个越轨的音符。
他的笔，成了权杖。大大小小“写作组”，从了学雷、罗思鼎、石一歌到后来的梁效、池恒、初澜、唐晓文……全都归顺于姚文元麾下。他是这支无耻文人大军的统帅。人们冷笑着，讽之为：“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其实，梁效听命于姚文元。
他的笔，还成了魔杖。他的笔伸到哪里，可以使哪里燃起一场“革命大火”，也可以使那里的反抗的火焰立时浇灭。他的笔能使“造反英雄”青云直上，他的笔也能使“走资派”人头落地。
舆论一律，一律舆论。说一不可道二，指鹿不可曰马。在姚文元主宰中国笔政的年月里，报刊变得清一色，说同样的话，唱同样的调。话，说得空空洞洞；调，唱得难以入耳。
江青的“文艺革命”取得“辉煌”成果是：“八亿人口看八个‘样板戏’。”姚文元成为舆论总管的“辉煌”成就是：“读者‘看报看题，看书看皮’！”
沉闷的空气笼罩着中国大地。万马齐暗，思想被锁上镣铐，言论处处受到审查。在十九世纪，当欧洲盛行舆论专制之时，一个名叫沙飞的作家曾辛辣地讽刺道：“只有做梦时无审查，只有打鼾时无警察。”如果把这句妙语移来形容姚文元统治下的中国文坛，真是象“定做衣服”一般贴切。
“左”眼看画
做了“京官”，回上海就象走“娘家”似的。不过，他在上海说的每一句话，都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他走到哪里，都有人拿着小本本，不断记下他的“指标。”
他呢？也拿腔做势，对这发“指示”，对那也发“指示”。
我从一大堆档案中，找到一九七○年春节前——一月二十日，张春桥、姚文元“视察”上海百货一店时的“指示”。那是张、姚当年趾高气扬的真实记录，现照录于下：
（在玻璃、搪瓷部）
姚文元：这些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