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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里，姚文元赶紧问：“主席，我们上海怎么办？”
毛泽东思索了一下，扳着手指头道：
“我看，有三种办法。
“第一种是不改名字。不过，这么一来，全国只有你们一家叫‘公社’，那不是很孤立吗？而且，又不能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登，全国都要叫‘公社’，否则人家有意见，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
“第二种是全国都改，那么就要发生刚才提到的问题，要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旗号，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第三个办法是上海改一下，和全国一致。”
这时，张春桥才明白了《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他连声对毛泽东说：“改，改，我们一定照主席的意见改！”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张春桥和姚文元面面相觑。张春桥下意识地摸了摸帽上的红五角星，犹如摸了摸乌纱帽，虽说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总算乌纱帽还在。
回到中央文革，张春桥的一身冷汗刚干，徐景贤从上海打来的长途电话，又使他出了一身冷汗：由于《人民日报》迟迟不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被上海的群众看成中央不承认“上海人民公社”。上海民心浮动、“炮轰张春桥大会”已经准备就绪，将有上万人参加这一大会……
火烧眉毛。张春桥和姚文元不敢在北京久留，在二月十八日匆匆飞回上海。
二月二十三日，挂在上海外滩的巨大的“上海人民公社”牌子终于取下来了，换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招牌。
《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诞生的消息。张春桥和姚文元这才松了一口气。不过，他俩原先想抢旗帜，使上海成为全国第一个“夺权样板”。这时，却落了个第四名；继贵州和黑龙江之后，“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也已在《人民日报》上亮相了！
虽说如此，由于张春桥和姚文元回上海后吹嘘“在一个星期中主席接见了三次”，由于《人民日报》总算承认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个“炮轰张春桥大会”被张春桥借用“最高指示”镇住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化险为夷，总算没有在这场政治风浪中翻船。
与王、关、戚并驾齐驱
象穿梭似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来来回回，往返于上海和北京之间。
他们不能放掉上海，因为上海是他们的老巢，是“基地”；
他们不能丢掉北京，因为不在北京称雄，无法夺得中央大权。
“炮轰张春桥”的浪潮象地火在上海滩下运行，不时喷射出火光，震颤着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根基；
北京，大搏斗在持续，江青时时需要她的“军师”和“棍子”，而张春桥和姚文元也时时需要“第一夫人”的提携，觊觎着中南海、新华门里的交椅。
上海，北京；北京，上海。张春桥和姚文元几乎要买京沪之间的“飞机月票”了。
就在上海的“一月革命”闹得地覆天翻之际，北京也大风大浪，大起大落：
“中南地区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派”开进北京。江青和康生正在为打倒王任重而筹划于密室，闻讯大喜，当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
顿时，“打倒王任重”的大字标语铺天盖地，贴满京都。
于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刷掉了一个书记。
紧接着，江青顺风助澜，大声疾呼：“王任重的后台是谁？是陶铸！他是刘邓的新的代表人物！”
顿时，“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大字标语，又刷满北京的大街小巷。
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下台了。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被打倒了。
中共中央书记处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升了一级。
一九六七年二月，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二月逆流”。
在反“二月逆流”的大轰大嗡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被刷掉了好几个，政治局陷于瘫痪。
姚文元兴高采烈，居然“诗兴”大发，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
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斗争已经取得胜利，群众起来了，很高兴。感而赋诗一首。
贺反‘二月逆流’胜利
画皮恶魔现原形，
红日喷薄夜气沉。
敢横冷眼驱白虎，
岂畏热血洒黄尘！
雄文四卷擎天柱，
人民七亿镇地金。
大海自有飞龙起，
跳梁小丑岂足论。
兆文
三月二十六日
字里行间，姚文元咬牙切齿之声可闻。
中共党史上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现象：“中央文革小组”取政治局而代之！
可是，翻遍“中国共产党党章”，找不到“中央文革小组”这样的机构！
“中央文革碰头会”，成了中国的政治核心，成了最高决策中心！
直到这时，还叫“中央文革小组”，还只不过是个“小组”，而它已成了至高无上的“小组”。这倒被毛泽东说中了：“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
随着这个“小组”一步步登天，“小组”不是越来越大，反而越来越小：
顾问陶铸被打倒了，只剩下康生；
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被打倒了，只剩下江青、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等也被打倒了，只剩下四枝秃笔——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
这个“小组”成了名副其实的“小组”，加上组长陈伯达，全组不过八个人而已。
当然，这八个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成员。“小组”之下的办事机构、办事人员却随着“中央文革小组”的鼎盛而不断扩大、增加。
这时候姚文元的头衔，依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然而，这个“组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实质上已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了。
四位“秀才”并列为“组员”，姚文元与王、关、戚并驾齐驱。
王力、关锋、戚本禹跟姚文元一样，都是从墨水瓶里爬出来的“大人物”，都是把棍子当作撑竿跃入“中央文革小组”。
中国的王力有两个。一个王力乃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翻译家、语言学家，潜心于学术研究，“龙虫并雕，著作等身”，是一位德高望重、造诣甚深的学者。在“文革”中，此王力自然在劫难逃，被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大黑牌批斗。
“中央文革”的王力，则是另一个。此王力是江苏淮安县人，比姚文元大九岁。他年轻时便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东北军里从事秘密工作。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调往山东《大众日报》，担任记者。不久，出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而当时的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党委书记便是康生。
解放后，王力在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长。六十年代初，调往越南，做民兵工作的顾问。回国之后，升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一九六五年九月，为了纪念抗日胜利二十周年，中央决定以林彪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由康生定稿，而执笔者便是王力。从此，王力得到林彪、康生的赏识。王力写《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之际，正是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时。一个依靠康生接近了林彪，一个依仗张春桥接近了江青，他们的“登龙术”何等相似。
关锋原名周玉峰，号秀山，比姚文元大十二岁，是四位“秀才”中最年长的一个。一九一九年七月，他生于山东北部与河北交界的庆云县，他的杂文曾常用“庆云”为笔名。一九三三年，他在庆云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担任中共乐县县委书记。一九三九年起改名关锋。一九四四年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一九四七年任山东回民师范学校校长。一九五○年任中共山东分局理论教育处处长。一九五二年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一九五五年担任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校长为夏征农。一九五六年，调来北京，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与艾思奇、胡绳等共事。对于关锋来说，这一调动，从地方进入了中央。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红旗》杂志创刊，关锋调入《红旗》，编辑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内刊。不久，成为《红旗》编委，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据关锋自云，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短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提及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哲学史，受到毛泽东的注意。从此，得到毛泽东的垂青。关锋喜欢写杂文，一九六二年起，以笔名庆云（也有用“何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许多杂文。有人把关锋杂文送到毛泽东那里，说他反毛泽东思想。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毛泽东看后说：“这点杂文有什么了不起，何明的文章我早看过，还不错。”于是，关锋被保护过关。作为“左派”，关锋如同姚文元一样，也曾写过许多“棍子”文章；还曾与成本禹联名写过诬陷彭德怀的信，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提出“要彻底清除这个隐患”，以致彭德怀被撤回北京，惨遭揪斗。
戚本禹是山东威海市人，比姚文元小一岁，是四个“秀才”中最年轻的一个。跟姚文元一样，是个高中毕业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工作。一九六二年，中南海发生“八司马案件”。挨整的八个“司马”，都是年轻干部，其中之一便是成本禹。有一次，毛泽东在散步时，偶然遇见成本禹。戚本禹向毛泽东诉说了“八司马”之冤。毛泽东令回家英细查。不久，毛泽东为“八司马”平反，戚本禹便成了中南海受人注意的人物。
戚本禹向来喜欢历史，业余钻研历史，写出关于李秀成之死的文章，向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发起挑战，在《光明日报》上展开论战。毛泽东看后，赞扬了戚本禹。于是，戚本禹调入《红旗》杂志社，担任历史组编辑，后来成为历史组组长。
在田家英遭贬、自杀之后，戚本禹取而代之，一度成为毛泽东、江青的秘书，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虽然“王、关、戚”依次，戚排在最末，实际上戚当时最接近毛泽东，手中的实权远远超过王与关。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他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对刘少奇开了猛烈的一炮。刘少奇曾风闻戚本禹要就影片《清宫秘史》发难，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给毛泽东写信，阐述自己对于影片《清宫秘史》的看法，戚仍执意发表那篇文章。就在成本禹文章发表的当天，刘少奇看毕，气愤地对家人说道：“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戚本禹的文章，成为公开声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信号弹。
这四支笔杆，各有各的登龙术：王力替林彪捉刀，关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