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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春桥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返回北京之后，上海又爆发了红卫兵发动的震撼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
在“安亭事件”和“《解放日报》事件”冲击之下，以陈丕显、首获秋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已摇摇欲坠。
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和“上海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不过，光靠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还不行。要摧毁中共上海市委，必须在后院放火，内应外合才能成功。
十一月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十二月十二日，一次又一次，姚文元给徐景贤挂长途电话“策反”。正在为陈丕显、曹获秋草拟“检查”稿的徐景贤“反戈一击”了。这个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带领写作班于十二月十三日宣布“造反”。秀才们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喊出了特有的“造反宣言”：“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和姚文元看出时机成熟，双双飞抵上海。这一回，他俩以“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亲人”出现在上海滩，万夫莫敌，不可一世。
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发动了著名的“一月革命”，于二月七日宣告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发出“一号通令”，声称：“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任副主任，把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大权一把抓了过来。从此。张春桥、姚文元统治上海达九年之久，直至他们垮台。
在“一月革命”的日子里，姚文元忙着“接见”群众代表，起草“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审定“临时委员会”委员名单，眼睛布满红丝，眼皮也浮肿起来。
二月九日上午，姚文元居然忙里偷闲，在上海林村演出了精彩的一幕……
这天，正值农历正月初一，一辆乌亮的小轿车停在林村弄堂口。
从车上下来的“首长”，一身崭新的军装。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在邻居们众目睽睽之下，大摇大摆走向老家。
哦，儿子姚文元来向老子姚蓬子拜年来了！
“到底是做了大官，坐了小汽车来拜年。”邻居们议论纷纷。
向来邋遢的姚蓬子，一身笔挺呢中山装，胸前自然不忘戴那闪闪发亮的金像章，在家门口恭候儿子一家的光临。
姚蓬子哈哈大笑着。虽然儿子进屋之后，随即关上了大门，那笑声还透过门缝，在外面回荡着……
过去了，过去了，反胡风时那口口声声“与父亲划清界限”的日子；
过去了，过去了，姚蓬子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日子；
过去了，过去了，姚蓬子被抄家、同修文被勒令每天在里弄里扫马路的日子；
过去了，过去了，在姚蓬子的笑声中这一切不快都过去了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张姚
令人不解的事发生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后，尽管《文汇报》套红刊登整版消息，而《人民日报》不吭一声！
春节刚刚过去，毛泽东电召张春桥、姚文元速去北京。
农历正月初四——二月十二日，张春桥和姚文元飞抵北京，立即奔赴中南海。
张春桥的衣袋里，放着关于“一月革命”和“上海人民公社”的汇报提纲。他和姚文元的脸上，都荡漾着春风——他们在上海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毛泽东一定会翘起大拇指。
当他们向毛泽东问候新春好的时候，毛泽东眉间的竖纹没有展开，这意味着不是个好兆头。
张春桥和姚文元刚刚坐定，张春桥还没来得及掏出汇报提纲，毛泽东就发话了：“上海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为什么不跟我打一声招呼？”
并不是因为屋里的暖气开得太大，并不是因为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军装里面还穿着厚厚的毛线衣——他们出的不是热汗，而是冷汗。
以下是当时秘书记录下来的毛泽东的原话，句句都是“最高指示”：
“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系列的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
“现在出了个问题，各省、市都想叫人民公社，与上海一样。有的地方已经这么叫了。如果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
“这样下去，就发生了改变政体、国家体制问题，国号问题。是否要改为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改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这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要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
经毛泽东连珠炮似的提出一系列问题，张春桥和姚文元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张春桥在解决“安亭事件”的时候，来了个先斩后奏，擅自做主在工人造反派提出的五项条件上签字。
后来，他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这么一来，壮了张春桥的胆，这一回又来了个“先斩后奏”。一月初，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相继被造反派夺权。八日，毛泽东肯定《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于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跟上海各造反派组织密商夺取上海市委、市人委大权。
就在这时，康生抢先一步。一月十九日，这个山东老乡在人民大会党召见了自己的儿子，要他转告山东的王效禹：“不但要考虑青岛夺权问题，还要考虑山东省的夺权问题。”
一月二十二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在康生的“直接关怀”下宣告成立。
一月二十五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告诞生，《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予以支持。
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委员会”通电全国，宣告建立。《人民日报》为之庆贺，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
不能再落后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急于在上海也“宣告”一下。可是，向来喜欢“震撼”全国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不甘于跟着别人叫“革命造反委员会”、“红色革命造反者夺权委员会”之类。上海有人提议叫“政治联络总站”，他们也以为缺乏新意。
有了！到底是秀才，姚文元从毛泽东的一句话中，得到了灵感：一九六六年，毛泽东曾称赞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不言而喻，毛泽东很喜欢“公社”这字眼。一九五八年，当“人民公社”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第一个发出“人民公社好”欢呼声的便是毛泽东……
“就叫‘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立即赞同姚文元的意见。
他们觉得，“上海人民公社”这名字非同凡响，有着“首创”意义，富有“革命”色彩：既象征着接过了巴黎公社的神圣大旗，又符合毛泽东的“北京公社宣言”的含义，真是天底下再也找不出比这更合适的名字了！
不料，毛泽东给张春桥、姚文元两颗发热的脑袋泼了一盆冷水。
毛泽东神情严肃，继续说道：
“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党放在哪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哪里？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总不能代替党吧？还有，什么人叫社员？农村里地主、富农不能当社员，那么上海人民公社什么人能当社员，什么人不能当社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毛泽东的一连串问话，问得张春桥和姚文元哑口无言。思想深邃的毛泽东，纵论古今中外，从理论上谈透了这个问题：
“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
“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据我看，现在也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
“再一个是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
“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上却跟英国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
“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的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是国王，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还是西哈努克好一点。
“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一个好一些？看起来还是尼泊尔王国比印度好一点。
“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天王，唐高宗（也就是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你看名称变来变去，能说明什么呢？
“我看，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
“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词。我们看来好象校长低得多，总统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的。
“所以，名称不易改得太多。在中国历史上，最喜欢改名字的人要算是王莽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统统改了，就象现在有人不喜欢”长“字一样。王莽还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就象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王莽改了那么多地名，连自己都记不得了，闹糊涂了。王莽皇帝下诏书就困难了，不得不把老地名写在诏书里。这么一来，使公文来往变得非常麻烦……”
毛泽东边说边笑起来。张春桥却没有笑，他的脑袋里乱糟糟的，盘旋着一个巨大的问号：“主席是不是把我看成那个篡政的王莽？”这么一想，张春桥的内衣被冷汗湿透了，冰凉地紧贴在嶙峋的脊梁骨上。
毛泽东并没有觉察到张春桥的脸色变白，却还在那里阐述自己的思想：
“再如，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其实，不光是巴黎公社、苏维埃，就连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
“我看，我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都改名了。原来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都不动了。国务院还叫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必改名字。”
“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不要叫公社了吧。是不是叫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好！”
“大学里的，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因为这是十六条所规定的。”
“革命委员会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有革命干部的代表，有军队的代表，有革命群众的代表……”
听到这里，姚文元赶紧问：“主席，我们上海怎么办？”
毛泽东思索了一下，扳着手指头道：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