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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含义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
继邓拓之后，第二个牺牲者便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由于田家英凭着一股正义之感删去了毛泽东谈话中对姚文元、成本禹文章的评语，激怒了陈伯达和江青。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以陈伯达为组长、以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革”派人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大会上宣布田家英的“滔天大罪”：篡改毛主席著作！
五月二十二日，田家英被停职检查，收走全部文件，并勒令他在二十三日，滚出中南海。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田家英悲愤交集，弃世于中南海。他，年仅四十四岁！他与邓拓之死，仅相隔六天。
第三个直接受害者吴晗。吴晗最惨，一家四口，三条人命死于姚文元的笔下！
批斗。隔离。入狱。一步一步升级，吴晗受尽折磨。他甚至“创造”了挨斗的“最高纪录”——一天之中被拉到八个会场批斗！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八日上午，吴晗的爱妻、历史学家袁震在苦风凄雨中离世。十月十一日，被打得胸积淤血的吴晗惨死于北京狱中，终年六十岁。他的女儿吴小彦受他牵连，挨斗受批，患了精神分裂症。一九七五年秋，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吴小彦因咒骂“四人帮”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自尽——如果她再坚持十多天。她就能听见“四人帮”垮台的喜讯！吴晗一家唯一熬过十年苦难的是儿子吴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考上了清华大学分校。
文网恢恢血泪斑斑
冤狱遍地，惨祸四起。姚文元的秃笔所到之处，泪汪汪，血斑斑。
主演《海瑞罢官》的马连良也受秃笔挞伐，在“文革”的锣鼓刚刚敲响之际便饮恨而亡。
《海瑞上疏》遭到株连。《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被诬为一“骂”一“罢”，南呼北应。主演《海瑞上疏》是“麒派”创始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共产党员周信芳，被打成了反革命，受尽凌辱，在遥夜沉沉中屈死。
一“马”、一“麒”，都是中国京剧精英，全被姚文元秃笔一笔勾销！
由于批驳了姚文元的谬论，上海三位著名学者李平心、周谷城、周予同被打成“上海的三家村”。
著名史学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被姚文元诬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在一九六六年受迫害而死，不过五十三岁。临死前，他还铮铮如是言：“有几个问题是我事先绝对料不到的；第一，历史人物要全盘否定；第二，对清官一棍子打死，这无论如何也不合逻辑；第三，现在忽然从学术讨论完全转到政治斗争。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
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翁独健教授，《南包公——海瑞》作者蒋星煜，《海瑞上疏》编剧许恩言……文网恢恢，他们一个一个被押上批斗台。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所引起的株连，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奇迹”，令人目触心惊！
其一，株连古人：
海瑞死于一五八七年。他是广东琼山县人，死后葬于故乡。万万料想不到，他在地下安眠了三百七十多年，竟被姚文元的文章所骚扰。批判《海瑞罢官》的冲击波，竟冲击了位于天涯海角的海瑞墓。红卫兵们手持铁镐，把海瑞遗骨从古墓中挖出，给那一副白骨戴上高帽子游街！如此株连，恐世上绝无仅有！
虽然海瑞死后数百年不得安宁，然而，人们在这位当年的巡抚大人墓中，除了挖出一副白骨之外，只找到几枚殉葬的铜币，如此而已。海瑞的清廉，给那些狂热的红卫兵滴了几滴清醒剂。
其二，株连众人：
批判《海瑞罢官》而引起的株连之众，也是创“纪录”的，远远超过了封建王朝的所谓“株连九族”。张春桥、姚文元嘱令《文汇报》社不要放过一封投反对票的读者来信。
在《文汇报》刊出马捷的文章之后，迷惑了众多的读者。读者们以为《文汇报》“作风民主”，“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于是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往《文汇报》社。
不料，在“文革”中，张春桥下令，把其中反对姚文元的三干多封读者来信，逐一转到读者所在的工作单位。这三千多位读者遍及全国各省市，蒙受了“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的罪名，受到各种形式的惩罚！其中有多少读者受迫害致死，多少读者被隔离、入狱，多少读者被戴上帽子，已无法统计。
其三，株连无辜：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字狱”之先河。
一时间，由“罢官”引伸到“贬”、“谪”，都被视为“替彭德怀翻案。”
一九六六年四月三日，《贵州日报》发表文章，批判了作家黄秋耘的《鲁亮济摘印》。
《羊城晚报》批判了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
陶渊明曾高歌“归去来兮”，辞职归隐，被视为海瑞的“同党”。于是，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也在劫难逃。
海瑞“抗上”，那个魏征也“抗上”。于是，蒋星煜的《李世民与魏征》遭到乱箭劲射。
由于《海瑞罢官》是大毒草，于是所有写过海瑞生平、海瑞故事以至画过海瑞连环画的作者，全遭讨伐。
著名美术史家、诗人常任使无端被牵入《海瑞罢官》一案，其起因可编入《新天方夜谭》！
吴晗在《海瑞罢官》单行本的序的末尾，写了这么一句致谢的话：“画像（指海瑞画像——引者注）用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的，墨迹（指海瑞墨迹——引者注）中有一份是天津卞慧新同志送的，一份是北京常任快同志送的，并致谢意。”
也就因为这么一句吴晗致谢的话，使这位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图书馆主任成为打手们注意的目标。不过，光是凭常任侠把一份海瑞墨迹送给吴晗这一点而打倒他，就连打手们也觉得还缺了点什么。
天底下竟有这样的巧事、奇事：报上曾登过一篇称赞《海瑞罢官》的文章，署名“常谈”，而常任侠偏巧姓常。打手们便一口咬定，“常谈”是常任侠的化名！
于是乎，常任侠“步步高升”：先是站高台，戴高帽，头衔是“吴晗的帮凶”；不久，提了一级，成为“吴晗的死党”；又过不久，又提一级，成为“彭真的死党”……
常任快教授在忆及这场飞来横祸时，感叹万分。他引述了吴晗在《朱元璋传》中描述朱元璋设置文网的一段话，倒是可借来准确地描绘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网：
“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观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
历史现象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如此逼真、形象地写过明代文网的吴晗，到头来落入“文革”之网，可悲可叹！
第十一章 进入“中央文革”
成了“中央首长”
两“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的发表，使姚文元连升三级，从《解放日报》的编委，一跃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然而，这个把别人的肋骨当作向上爬的阶梯的刀笔吏，还没有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就任，便飞往北京，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十八名成员之一。姚文元第一次成了“京官”。
千万别小看了这个“小组组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个“小组组员”的地位远远高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须知，陈伯达也不过是个“小组长”，江青、张春桥不过“副组长”，如此而已。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文革”开张以来最为重要的中国最高层次的政治会议。姚文元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员，得以列席这一核心会议，这是姚文元平生第一次进入中国政治核心。这次会上，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使刘少奇在党内从第二号人物降为第八位，而林彪取而代之，居于一人之下，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彭罗陆杨”的职务，在这次会上被宣布全部撤消。全会通过了“历史性文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见到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姚文元紧跟，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贴出了一张题为《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炮打，毛泽东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里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反动路线……”
姚文元的大字报，为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加了注释，说明了在当时成为新名词的“炮打司令部”的具体含义。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又上升了一级。中共中央决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样，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王力、关锋、戚本禹，居然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桌旁。三十五岁的姚文元，坐到了毛泽东身边！于是，这个十七年前的高二学生，姚蓬子的儿子，一跃成为“中央首长”，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
姚文元三个字镀上了一层令人眩目的金光。如今，他不再是马捷之辈可以指名道姓“商榷”的了。谁批评姚文元的文章，哪怕是对姚文元说一句稍稍不恭的话，对不起，以下的帽子可以供君“自由选择”：
一曰“炮打中央文革”；
二日“攻击中央首长”；
三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虽然，当时姚文元唯一足以吓人的头衔，不过是那么个“小组成员”。
于是，如同本书开头所写，“于贵父荣”，姚蓬子的胸前别起了儿子所赠的毛泽东像章，一扫过去那种灰溜溜的面孔，一下子挺胸腆肚，神气活现起来。
和张春桥一起发动“一月革命”
往昔，张春桥和姚文元坐在上海，望着北京。如今，他俩坐在北京，望着上海。上海，毕竟是他们惨淡经营多年的“基地”，万万不可因为做了“京官”而丢了上海。
就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私下里庆贺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周年的日子里，从上海传来“特大喜讯”：历史竟有这样的巧合，也就在十一月十日这一天，清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率领两千多名上海工人截车北上，要进京告状，被堵于上海远郊的安亭车站。工人“造反派”切断铁路交通，发生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
十一月十一日深夜，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身份，飞抵上海，处理“安亭事件”。张春桥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司令”王洪文结盟。于是，“三人帮”扩大成为“四人帮”。
当张春桥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返回北京之后，上海又爆发了红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