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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
毛泽东问信后，双眉紧皱，当即在信上批示：“印发”。
七月十七日上午，所有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都收到一份新印的文件，标题是毛泽东加的：《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批判厂彭德怀的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
顿时，庐山上风云翻滚，一片紧张气氛。
毛泽东在讲话中，又一次谈到了海瑞。他说，他仍然提倡海瑞精神。但是，他又作了新的阐述：海瑞有真海瑞、假海瑞，有“左派”海瑞、“右派”海瑞。他提倡的是真海瑞、“左派”海瑞，不是假海瑞，“右派”海瑞。
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
八月十六日，庐山会议终于结束。
当胡乔木下山，回到北京，这才见到吴晗那篇《论海瑞》。胡乔木因为毛泽东在庐山上仍然提倡海瑞精神，觉得吴晗的文章仍可照发。他把毛泽东关于海瑞的新见解转告吴晗。于是，吴晗修改了《论海瑞》，补充了毛泽东关于反对假海瑞的见解。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吴晗的《论海瑞》。吴晗始终以为，他宣传海瑞精神，是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
除了胡乔木找吴晗写宣传海瑞精神的文章之外，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也多次向文艺界提出，要宣传海瑞精神。一时间，全国各报刊、各出版社、各剧团纷纷刊登文章、出版书籍、上演节目，歌颂海瑞、宣传海瑞，形成了“海瑞热”、就连关于海瑞的连环画，一时间也出了十多种。
跟毛泽东跟得最紧的，其实还不是北京，却是上海。毛泽东四月四日上午在上海谈了海瑞的故事之后才十来天，四月十七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便登出该报组织的专稿——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也就是张春桥后来在小轿车上突然向《解放日报》总编魏克明提出质问的这篇文章），比吴晗的《海瑞骂皇帝》早了整整两个月。
就京剧而论，上海也跑在北京前面。一九五九年国庆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上海便推出了许恩言执笔、周信芳主演的《海瑞上疏》。
上海京剧团一马当先，急坏了北京京剧团的那匹“马”——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他在全国政协会上遇见吴晗，便求吴晗写剧本。此后，马连良亲自出“马”，几次三番到北京市政府，敦促吴晗，请他写海瑞剧本。虽然吴晗再三声明不懂京剧，挡不住马连良一片热忱。终于，“上帝”被感动了，吴晗七易其稿，前后花了一年时间，在一九六○年底写出京剧剧本《海瑞》，开始彩排。正巧，吴晗的老朋友蔡希陶出国考察，路过北京。此人虽说是植物学家，身为云南省热带植物研究所所长，却酷爱文学。当年，蔡希陶写过《蒲公英》等短篇小说，受到鲁迅先生的称赞。他听说吴晗在写《海瑞》剧本，便索了一本排印稿。读毕，吴晗征求他的高见，这位植物学家拿起毛笔，在封面上“海瑞”两字之后加了“罢官”两字。蔡希陶道：“你这剧本，不是写海瑞一生，而是写海瑞任江南巡抚之际为民作主，敢怒敢言，直至罢官，不如叫《海瑞罢官》更好！”吴晗抚掌而笑，觉得此言甚是。从此，剧名便改为《海瑞罢官》。
吴晗之冤，冤在何处？姚文元之霸，霸在哪里？只消看一下时间表，便一清二楚：
一、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而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是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怎么可以把《海瑞骂皇帝》说成影射彭德怀上书毛泽东？难道吴晗会“未卜先知”？
二、吴晗的《海瑞罢官》自一九五九年秋酝酿，一九六○年底定稿，而所谓“单干风”、“包产到户”、“翻案风”是在一九六一年才出现，怎么可以说《海瑞罢官》是要人们从中“学习”“退田”和“平冤狱”呢？难道吴晗又“未卜先知”？
如果来一个《韩非子》中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么吴晗倒过来也可以用姚文元笔法批判姚文元。须知，姚文元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的军队无敌的战士》一书中，他曾热情沤歌过彭德怀元帅。
诚如从颂胡风到反胡风，从支持右派到反右派，对于姚文元来说，从赞彭总到批《海瑞罢官》，那是习以为常的“急转弯”。他是“墙头草”。他的笔杆是姓“摇”的……
毛泽东称赞过《海瑞罢官》
批判《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根导火线是怎样点燃起来的呢？
最早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的，是那个自称“给主席作秘书”而又兼着“在文教方面”的“一个流动的哨兵”——江青。
江青原本与吴晗毫无交往。一九八七年五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晗》（王宏志著）一书，披露了一桩鲜为人知的事情：
“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吃狗肉，江青也在场。席间，毛泽东和吴晗谈论历史，谈得很热烈。江青不懂，也凑上来插嘴。吴晗指出她说得不对，江青立即满面怒容，但在毛泽东面前也不好讲什么……”
仇恨的种子，最初是这样埋下来的。用江青的话来说，从此她对吴晗非常“感冒”……她的小心眼儿，她的强烈的报复心理，使她对吴晗横竖看不惯。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晚，江青看了《海瑞罢官》彩排，不以为然。
此后，江青又看了几回。
这个“流动的哨兵”，终于向毛泽东报告：《海瑞罢官》是一出“骂皇帝”的戏，有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应当马上禁演。
毛泽东抽着烟，微微笑着。
他没有正面答复江青的话，却拐了一个弯，说道：“你有空的话，多找几本书看看。”
毛泽东关心起《海瑞罢官》来了。他把主演《海瑞罢官》的京剧名家马连良先生，请进了中南海。
“马先生，你是‘马派’的创始人，‘马首是瞻’哪！”毛泽东一边握着马连良的手，一边非常风趣地说道。
毛泽东也爱看京戏。他跟马连良说起了“马派”的《群英会》、《甘露寺》、《四进士》、《借东风》。毛泽东说：“马先生，你的拿手好戏真不少。听说，你最近又多了一出好戏——《海瑞罢官》。”
马连良见毛泽东喜欢《海瑞罢官》，站了起来，当场唱了几段。
毛泽东听罢，笑道：“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也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京戏，就写成功了！”
听到毛泽东赞扬《海瑞罢官》，马连良高兴得琅琅大笑。
毛泽东设便宴招待马连良。席间笑语欢声，使马连良欣喜不已，站了起来，即席清唱一段。毛泽东一边倾耳聆听，一边用右手按节柏轻轻敲打着桌面。
当夜，马连良便打电话给吴晗，转告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赞语，连声说：“毛主席真是礼贤下士！”
吴晗笑眯着眼。
江青气歪了鼻子。
后来，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上，曾这么说：“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
当江青的讲话录音稿冠以《为人民立新功》的标题，收入《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时，江青删去了一句话，即：“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毛泽东的态度，即使从江青的话中，也得到清楚的印证：他要保护吴晗。
江青所说的“有一天”，是在一九六二年。
吴晗的《朱元璋传》，其实早在解放前就出版了。一九六一年，吴晗对《朱元璋传》作了很大修改，于一九六二年印出油印本，广泛征求意见，然后在一九六四年四月正式出版新版本。江青提及的有人给毛泽东送去吴晗的《朱元璋传》，是征求意见用的油印本。
江青翻看了《朱元璋传》，认为也有“影射”之嫌，因为作者着力于写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做皇帝后如何专制、独裁，看来别有用心，要“出版以后批评”。
毛泽东驳江青说：“我就要看！”
毛泽东真的读了吴晗的《朱元湾传》。书中写及徽州儒生朱升对朱元璋所献之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毛泽东读后，深为赞赏。在“文革”中，毛泽东提出著名的治国方针：“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其实，毛泽东是对朱升当年的献策作了一点修改，发出“最高指示”的。
江青在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就想批《海瑞罢官》，由于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只得作罢。
直到一九六五年春，江青得到柯庆施的支持，通过张春桥结交了姚文元，她这才把“文革”的导火索点燃起来。
康生点出了《海瑞罢官》的“要害”
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共中央政治局不知，中共中央宣传部不知，中共中央华东局不知，而在柯庆施死后，中共上海市委唯有张春桥一人知。
其实，一开始，就连毛泽东也不知道！
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接待外宾时，说了几句至关重要的话：“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可是，江青一次又一次吹嘘着：“批判《海瑞罢官》，是主席亲自过问、亲自组织、亲自发动的！”
毛泽东最初赞赏过《海瑞罢官》，也曾反对过江青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然而，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月，毛泽东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那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从上午九时一直谈到十二时。
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及了前些天发表的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毛泽东说的一段话，后来被用黑体字印在成千上万份报刊上，被作为“最高指示”背诵：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一九八八年三月初，笔者在北京拜访了从秦城监狱获释的关锋。他说，这是他第一回与人谈“文革”。我请他回忆当年毛泽东谈话的情景，关锋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回忆道：
一九六五年四月，毛泽东在长沙时，曾找五个人——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半年之后，毛泽东在杭州，又找这五人谈话。
当时，陈伯达已在杭州，住在大华饭店。关锋和胡、艾、田于十一月中旬飞抵杭州。当时，姚文元的文章刚发表，连关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