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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为社会主义革命，为保卫毛泽东思想，为共产主义事业，敢想、敢闯、敢做、敢革命！”
这篇末一席豪言壮语，意味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日已近在眼前了。
挖“后台”——彭真
今非昔比，与半年前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大不相同：五月十日下午，当天的《文汇报》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散发，翌日送来的《人民日报》上，已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红旗》杂志也在第七期全文转载。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刊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迅速转载，充分显示了姚文元的“权威性”。
形势急转。就在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的第六天——五月十六日，大火烧到所谓“三家村”的“后台”，也就是姚文元文章篇末所点的“指使”、“支持”那“三家村”的人，即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彭真。
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个通知因为在五月十六日通过，所以后来被称为“五·一六通知”。这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历史学家们已经确认：《五·一六通知》的通过，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开始，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下台止，历时十年零五个月，故称“十年内乱”，亦称“十年浩劫”。
《五·一六通知》批判了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提出一系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
《五·一六通知》中的精髓，是这样一段在“文革”中人人都熟知的名言：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就在《五·一六通知》通过之后，隔了一天，林彪在五月十八日上午，面对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作了那次大念“政变经”的著名讲话。林彪摊牌了，诬陷彭真联合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搞政变，一手泡制了大冤案——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都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为候补书记。罗瑞卿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如果说，攻廖沫沙、批吴晗、揪邓拓是“文革”的序幕，那么清除“彭罗陆杨，：则是”文革“开幕第一仗。从挖”三家村“的后台，抓出了彭真，由彭真牵连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姚文元为揭开”文革“序幕，立下了”汗马功劳“。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把“三家村”和“彭罗陆杨”联系在一起，清楚地说明了“文革”的序幕为什么会从对“三家村”开刀开始：
“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注：罗瑞卿个子高，人称”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作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
林彪捏紧了拳头，提高了嗓门，拖长了声调，说道：
“我们同他们斗，但内部要团结，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们这些家伙的共同点，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邓拓、吴晗、廖沫沙等等都是这样，材料太多了。”
就这样，“彭罗陆杨”被打成“三家村”的“黑后台”，七个人的名字用一根“黑线”串了起来。哦，“围城打援”是第四步棋，而如今的“挖后台”是第五步棋。
就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发表半个月——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人在康生妻子曹轶欧的“辅导”下，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六月一日下午，康生把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内容，打电话告知正在武汉的毛泽东。毛泽东同意当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全国震惊。六月三日，中共北京市委改组，李雪峰任新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向中共北京市委连发三炮，此时终于从组织上摧垮了原中共北京市委。“文化大革命”从北京推向全国，大字报风起云涌，揪“走资派”之声响彻云霄。
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被视为“彭罗陆杨”的“黑后台”的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遭到“炮打”，使“文革”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江青兴奋不已，在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她这样评价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历史功绩”：“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从“挖”吴晗，进而“挖”那“三家村”、“挖”那“中共北京市委”、“挖”那“彭陆罗杨”。“挖”那“刘邓司令部”，姚文元为“文革”立了“头功”。
亿万人民咒骂姚文元为“棍子”，而江青却封之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江青甚至如此看重姚文元。她曾当众说过：“我死了，让文元当主帅！”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用秃笔蘸着吴晗的鲜血写成的……
“海瑞热”的来历
“我不懂戏，也不大看戏。特别是京戏，虽然住在北京多年，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却一次也没有看过。这些年来，看戏的机会比较多了，但是总会有这个缘故，那个缘故，不能不放过机会。以此，可以说，对京戏是个道地的外行。有人笑话我文化水平低，我也欣然同意，恰恰是这样一个人，不但写了戏，而且还写的是京戏，岂不大可奇怪也乎！
“说奇怪，确是奇怪。……”
吴晗为《海瑞罢官》写的序，一开头就这么谈起了“奇怪”的事情。
一个不懂京剧、不看京剧的历史学教授吴晗，怎么会“破门而出”写起京剧剧本《海瑞罢官》呢？
仔细追溯吴晗写作《海瑞罢官》的缘由和过程，彻底刷去了姚文元泼在吴晗身上的倾盆污水……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
白天开会，晚上余兴。毛泽东是湖南人，爱看湘剧。听说上海在演出湘剧《生死牌》，便在四月二日晚观看了此剧。剧末，明朝江南巡抚、素有“南包公”之称的海瑞上场，引起了毛泽东的莫大兴趣。
毛泽东嘱咐坐在身边的秘书田家英道：“你刚从四川农村蹲点回来，很累。不过，我有小事一桩，要你去办：你明天去借一下《明史》，我想看一看《海瑞传》。”
四月三日晚，毛泽东没去看戏，也没跳交际舞，在灯下细细读着《海瑞传》，几乎入迷了。
四月四日上午，毛泽东在会上谈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时，说起了海瑞的故事：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海瑞说嘉靖皇帝的“嘉靖”，是“家家皆净”。海瑞给嘉靖皇帝上疏，也写了这样的话。这当然触怒了嘉靖皇帝，把他关进了监狱。有一天，看监的老头忽然拿了酒菜给他吃，他吃完了，觉得有点蹊跷。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嘉靖皇帝死了。海瑞大哭，悲恸不已，以致把吃进去的酒菜都吐出来了。
毛泽东讲完海瑞的故事，意味深长地说：尽管海瑞骂了皇帝，但是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我们应当提倡海瑞这样一片忠诚而又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
毛泽东希望各级干部在整顿工作中，要学习海瑞，发扬海瑞精神。
胡乔木觉得毛泽东的这些话很重要，考虑到吴晗是著名明史专家，早在清华大学时吴晗便把《明实录》读完，做了大量明史卡片，此后以研究明史而享盛誉，于是，便向吴晗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请他为《人民日报》写一篇介绍海瑞的文章。
于是，就在毛泽东讲话之后的两个多月——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登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署名“刘勉之”，亦即吴晗。这篇文章，贯穿了毛泽东上海讲话的精神。
七月初，吴晗又写了《沧海瑞》一文，送交胡乔木。此时，正值胡乔木出差，吴晗的《论海瑞》手稿就压在胡乔木那里了。
胡乔木上哪儿去了呢？
赤日炎炎，七月流火。中共中央委员们聚首清凉世界——江西庐山，在那里举行八届八中全会，亦即著名的“庐山会议”。
毛泽东在七月一日刚上庐山时，心境是宽松、愉快的，欣然命笔，写下了“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七律《登庐山》。
上山不到半个月，一封意外的信，使毛泽东的心绪顿时变得极不愉快，原定二十天结束的庐山会议竟延宕至历时一个半月才结束。
那是七月十三日早晨，一个壮实的中年人朝庐山向毛泽东住所走来，说有事找主席一谈。警卫员说，主席刚睡。中年人走了。当晚，他在庐山上草成一信，于十四日晨又亲自送往毛泽东住所。
此人便是毛泽东的多年战友、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和正担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彭德怀。
“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彭德怀的心，一开头便这样声明。他怀着一颗赤诚的心，直言苦谏。他在信中直截了当地指出：
“一、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
“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
毛泽东问信后，双眉紧皱，当即在信上批示：“印发”。
七月十七日上午，所有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都收到一份新印的文件，标题是毛泽东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