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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提纲》的最重要的精神，便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中共中央在二月十二日同意《二月提纲》，并向全党转发。
《二月提纲》的倾向性是不言而喻的。
就在“五人小组”开会的前一天——二月二日，在上海锦江饭店，也是五个人，在召开另一个会议。从二日开至二十日，花了十八天。
会议的主角，便是那位上海的“女客人”。她刚从苏州来。在苏州，她跟正住在那里的林彪、叶群作了一笔重要的政治交易。林彪“委托”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当她来到上海，林彪已指令总政治部派出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等人从北京飞抵上海。
她提议采取“看电影、批黑线”的方式来开会。张春桥虽不是会议的正式成员，却不时出现在锦江饭店里，三天两头参加座谈。
就这样，经过“个别交谈八次，集体座谈四次，看电影三十多部，看戏三次”，写出了会议纪要。这个纪要，实际上是她讲，别人记而已。记录经张春桥动手修改，又经陈伯达修改，成了那份《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人们简称《纪要》。
《纪要》与《二月提纲》针锋相对。它的主题是：“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由于得到林彪的支持，毛泽东的同意，《纪要》战胜了《二月提纲》。
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向全党批转《纪要》。
紧接着，四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评了《二月提纲》，决定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建立新的。”文化革命小组“——亦即在”文革“中大出风头的那个”中央文革小组“。
对于姚文元来说，进入“中央文革”，是他的发迹史上关键性的“跃进”。不过，据关锋回忆，在“中央文革小组”最初的名单上，并没有姚文元……
一九六六年四月，最初拟定的“中央文革小组”名单如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王任重、江青、刘志坚、张春桥，组员陈亚丁、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
后来，删去了陈亚丁、吴冷西，加上了谢镗忠、尹达。这时，依然没有姚文元。
“中央文革”在上海锦江饭店开会。
江青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
组长陈伯达沉思了一下，说道：“恐怕不合适吧。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很容易叫人抓住‘中央文革’的辫子！”
关锋愕然——他直到这时，才知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留下很深的印象。
江青一听“老夫子”的话，生气了，说道：“我请示一下主席，由主席决定。”
每逢这样关键的时候，江青总是要用“主席”来作为王牌打出去。
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刚开始，江青便宣布：“昨天我跟主席说了，主席同意了。”
既然是主席同意了，谁还敢反对？于是，姚文元进入了“中央文革”。
至于江青是否向毛泽东报告过。是否得到毛泽东的同意，那就不得而知了。
姚文元为江青出了大力，“第一夫人”也就为之力荐。
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向全党通告正式成立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陶铸，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全组正式成员十四人。后来，又补充四人，即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央文革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从此，张春桥和姚文元从上海调往北京，与江青结帮——在此之前，江青与张春桥在“京剧革命”中开始勾结，而在批判《海瑞罢官》中，姚文元加入了江、张联盟。
对于姚文元来说，他靠批胡风崭露头角，靠《录以备考》成为“新星”，靠批《海瑞罢官》步入政界。一句话，此人是靠“大批判”起家，是靠踩着别人的脑袋往上爬的。
就在张春桥忙着为江青张罗《纪要》的时候，姚文元销踪匿迹。他，另负重命——打掉吴晗的“援军”……
瞄准邓拓
在姚文元的书桌上，《海瑞罢官》剧本以及明史已被撂在一边，代之以邓拓写的《燕山夜话》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写的《三家村札记》。“金棍子”要从打吴晗转向打邓拓和廖沫沙了。
说实在的，姚文元本来对邓拓颇为敬佩，对《燕山夜话》深为赞赏。
一九六二年，姚文元曾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写过这么一封信：
编辑同志：
准备把自己这三年来写的杂文、短论，选其在当前现实意义、思想意义较大（即能鼓舞情绪、提高认识的），编一本类似《燕山夜话》那样的杂文集，并取一个有趣而有意义的名字（如《蟹的杂感》），想把它寄给你们，不知你们是否接受这样的稿件？
致
敬礼
姚文元5月30日
这封信清楚地表明：“邓拓北呼，姚文元南应。他要步《燕山夜话》的后尘，出版”上海版“的《燕山夜话》。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如今，姚文元“反戈一击”，把《燕山夜话》当作“大批判”的箭靶了。就连张春桥也是如此。当年，当邓拓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之时，张春桥任副总编辑，曾一起共事。如今，为了顺应“阶级”的需要，全然不顾这些了。
又一番“对外保密”。经过几次修改，经过江青、张春桥动笔斧定，由江青把大字本送到毛泽东手中。
标题：《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署名：姚文元。
毛泽东阅毕，拿起铅笔，思索了一下。他觉得标题过于冗长，便写上《评“三家村》四个字，而把原先的标题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删去。
于是，江青便吹嘘了：“经过主席亲笔改定……”
江青和张春桥第三次看中《文汇报》，决定在上海发表。
作为“军师”，张春桥选择了“最佳时机”——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在《文汇报》上抛出姚文元的长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确实是“最佳时机”：
因为五月四日至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策会议：
因为五月八日，江青化名“高炬”，在《解放军报》上登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指明“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江青还点明：“《前线》、《北京日报》长期以来，为吴晗等人打掩护，现在突然‘积极’起来，……他们不过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这样，江青就借“围城打援”，从吴晗身上“扩大战果”，把矛头指向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进而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刊《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直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
隔了一天，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在上海见报了。姚文元的文章，是按照江青的调子，从批判《海瑞罢官》打开缺口，“扩大战果”，成为轰击中共北京市委的第三发重磅炮弹：第一发俞铭磺的《“有鬼无害”论》轰击廖沫沙，第二发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轰击吴晗，如今第三发轰击邓拓及整个中共北京市委。这三发重磅炮弹都是从上海“基地”起飞，都是以《文汇报》为炮口。
“四人帮”其实最初是“三人帮”：以江青为核心，以张春桥为“军师”，以姚文元为“棍子”。那时候，“造反司令”王洪文还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办公室里逍遥，他连做梦也想不到口后会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会成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亲密战友”……
姚文元的长文刊出的当天下午，五百份《文汇报》由上海空运抵京（那时的《文汇报》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一辆小轿车已等候在机场。转眼之间，便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议上散发，开会者人手一份。
姚文元的文章，气势汹汹，再也不披什么“学术讨论”、“百家争鸣”的外前，“金棍子”打下之处，顿时血迹斑斑，动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旦还是“彻头彻尾”的。
大抵是某种巧合，在中国古文中，“笔”与“刀”常常连在一起。替人写作，曰“捉刀”。办理文书的小官，曰“刀笔吏”。……古时刀笔相连，那是因为古时以竹为纸，笔在竹简上写字，误写之处即用刀刮去，刀相当于今日之橡皮。然而，姚文元却成了江青手下的“刀笔吏”，其笔如刀，笔能杀人！
《评“三家村”》一文，充满杀气，血光照人：
“人们都还记得，在《海瑞罢官》批判刚开始时，邓拓是装作正确的姿态出现的。在经过一翻紧张的筹划策略之后，邓拓化名向阳生，写了一篇名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的长文章，在《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发表。这是一篇以‘批判’吴晗为姿态为吴晗救命的文章，是彻头彻尾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大登邓拓‘批判’吴晗的文章，这难道只是什么‘丧失警惕’么？这难道是什么‘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么？不，完全不是，他们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他们对党人和民进行‘阶级斗争’是抓得很紧的。……
“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诬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
姚文元危言耸听，把邓拓、吴晗、廖沫沙打成了反革命集团：
“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个时期所写的大批向党进攻的文章并不是各不相关的‘单干’，而是从‘三家村’的合伙公司里抛出来的，有指挥、有计划，异常鲜明地相互配合着。吴晗是一位急先锋，廖沫沙紧紧跟上，而三将之中真正的‘主将’，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则是邓拓。”
篇末，姚文元声嘶力竭，唱着高调，不可一世：
“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在原则问题上，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为社会主义革命，为保卫毛泽东思想，为共产主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