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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此事“对外保密”，姚文元却多次骑着自行车在夜间来到林村，求教于父亲姚蓬子。姚蓬子正闲得无聊，自然尽力为儿子翻查海瑞资料——虽然开初姚蓬子曾数落过儿子“多管闲事”、“海瑞有啥批头”，但是听儿子透露了此事的“来头”之后，姚蓬子立即“急转弯”了。
就在“女客人”又坐上一节空荡荡的软卧车厢北去不久，柯庆施南下广州疗养。他在一九六四年春发现肺癌，作过切除手术。
三月二十三日，柯庆施来到成都，跟朱德、贺龙一起住在某招待所。
四月五日，正值清明节，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宴请朱德、贺龙、柯庆施。
柯庆施吃得较多。临睡前，又吃了花生米。当夜，腹部剧痛——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虽然成都医生全力抢救，上海医生坐专机赶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带来名医从北京赶到，也未能奏效。
四月九日傍晚，柯庆施病逝于成都。
江青闻讯，大为震惊——她失去了一位得力的支持者。从此，张春桥成了她在上海的支柱。
四月二十六日，张春桥陪同江青看了上海京剧团的《智取威虎山》。江青三次提及了何庆施之死。她反反复复说道：“上海是一个战略重地。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
明里搞样板戏，暗中批《海瑞罢官》。姚文元的写作，仍处于“绝密”状态。写了一稿又一稿，为了保密，不能在长途电话中交换意见。借着讨论样板戏，江青和张春桥南来北往，一时间是那样的频繁。在四月二十七日“接头”之后：
五月二十九日，张春桥在北京露面，跟江青“谈《奇袭白虎团》的修改加工问题”；
六月七日，江青在上海看京剧《海港》；
六月十一日，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里，和张春桥一起接见《海港》剧组；
六月二十四日，江青和张春桥一起接见《智取威虎山》剧组；
惯于吹嘘的江青，后来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当着那么多老帅、将军的面（陈毅也坐在下面），居然大言不惭地说起了批判《海瑞罢官》的如此“光荣而艰难”的“历程：
“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
江青的逻辑是令人奇怪的：明明是自己在玩弄阴谋，不可告人，才“对外保密”，却故弄玄虚，仿佛在搞“地下工作”！
“火力侦察”
一辆小轿车驶出上海康平路的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大门，沿着淮海中路，朝外滩飞奔。
车上坐着四位乘客：张春桥，姚文元，《解放日报》社总编魏克明，副总编王维。
张春桥绷着脸，不发一言。
姚文元虎着脸，一本正经。
魏克明前几年开过刀，身体瘦弱，显得疲惫。
王维虽然爱聊天，此刻见众人不语，也沉默着。
张春桥吞云吐雾，车里弥漫着浓烈的烟味。一片寂静，唯有发动机在轰鸣。
两位“老总”（总编）应召而至康平路，只听张春桥说有重要急件要送《解放日报》社排印。要求是“绝对保密，不许排错一个标点”、“老总”并不知道要排印什么绝密文件。不过，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出马，足见那文件非同一般。
王维猜想，这文件一定是姚文元花半年多时间写的。要不，他为什么坐在车上？
突然，张春桥打破了沉默，冷不丁地问道：“老魏，你们《解放日报》为什么登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和《海瑞的故事》？”
魏克明猝然不知所答，一时竟讲不出话来。
王维也为之一怔：张春桥为什么突然提及了海瑞？
到了《解放日报》社的印刷厂，经过专门挑选的排字工人已在那里恭候了。
姚文元从拎包里拿出一卷厚厚的手稿。两位“老总”掠了一眼文章的标题，不由得一惊：《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哦，怪不得刚才张春桥在车上问起了《解放日报》上关于海瑞的文章！
两位“老总”亲自向排字工人交代了纪律和要求。
第二天，《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大字排印本，便送到了张春桥、姚文元手中。十六开本，用上等道林纸精印，确实做到了连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印错。
张春桥从抽斗里拿出一张早已拟好的名单，交给秘书。名单上方天头，有张春桥用铅笔写的批示：“每人一份，即送。”
两天之后，名单上的人物全都应约而来。来者大都白发苍苍，皆为史学教授、专家及文艺界知名人士。
张春桥笑容可掬，在门口迎候，极尽谦卑之态。
会议准时开始。张春桥首先致词：今天，诸位专家、教授光临，不胜荣幸，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只是‘征求意见稿’。所谓‘征求意见稿’，也就是供征求意见之用，还很不成熟。请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进一步修改。“
张春桥仿佛成了谦谦君子！为了使与会者畅所欲言，姚文元“回避”了。
教授、专家们真的以为是征求意见，也就直言不讳，几乎异口同声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些学富五车之士，成了张春桥的网中鱼。
两位记录员刷刷地记满了一页又一页横格纸。任凭专家、学者们指着鼻子骂，张春桥依然保持一张微笑的脸。
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教授慷慨直言：“吴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一个好人。他解放前是一个勇敢的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民主战士，解放后忠诚地跟着党走，深得毛主席的信任，怎么能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把学术问题硬跟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岂不是陷人于罪？”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培南指出：“对海瑞也应一分为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本来有点顾虑，看到
大家都“畅所欲言”，也就对“清官”问题直抒己见，批判了姚文元的“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谬论。
与会者反映最为强烈的，便是把海瑞跟“要人民公社退田”之类“挂钩”，生拉硬扯……
张春桥满脸堆笑送走学者们之后，手里拿着厚厚的会议记录，对姚文元说：“‘火力侦察’非常成功！”
也就在大字本排印出来之后，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陈丕显、魏文伯、首获秋，才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据姚文元自称，已是第九稿了！
不过，张春桥的说法，与姚文元略有出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张春桥在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谈话时，说及写作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的经过：
“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同上海市委无关。从一稿到六稿，就是我同姚文元两人搞的。第七稿才送给市委。当时主要是为了搞好市委内部关系，也为了我不搞个人突出，谦虚。
“其实，《评（海瑞罢官）》的思想是主席的，具体的是江青同志指导我们搞的。
“至于《评”三家村“》，我一手经手的，与姚文元一起搞，最后的稿子才送市委……”
“歪批《三国》”
就在“火力侦察”之后的几天——十一月十日，上海莫有财饭店里，人们手中拿着当天的《文汇报》，宴会成了讨论会。
这天，吴晗的老朋友、中山大学的梁方伸从北京路过上海回广州。上海史学界人士聚会于莫有财饭店，为梁方仲洗尘。
非常凑巧，这天的《文汇报》刊出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了席间中心话题。因为参加宴会的好多位教授，都曾出席前几天张春桥主持的“征求意见会”。
“真是岂有此理，一字不改！你一字不改，开什么‘征求意见会’？”
“强词夺理，歪批《三国》！”
“胡闹！”
饭店里一片斥责之声。
梁方仲没有看过大字本，匆匆阅毕《文汇报》，失色道：“这下子，辰伯兄（即吴晗）要吃苦头了！前天，我们在北京握别时，他还喜笑盈盈，一点也不知道大祸即将临头，真是‘自古经纶足是非，阴谋最忌夺天机’！”
“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途穷天地窄，世乱生死微！”
“避席畏闻文字狱！”
“无罪无辜，谗口嚣嚣！”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的诗句，道出古往今来的真理！”
……
岂止是莫有财饭店里众书生议论纷纷，怒火中烧；凡是这天的《文汇报》所到之处，唾骂之声四起。
姚文元挨骂活该，《文汇报》无端蒙尘：就在见报的前一天——十一月九日，张春桥突然召见《文汇报》总编陈虞孙，交给一册大字本，指定明日全文见报。当陈虞孙接过大字本之际，尚不知要登的是什么文章——诚如那天张春桥、姚文元去《解放日报》排印大字本之际，魏克明、王维不知姚文元的拎包里装的是什么稿子。大字本在《解放日报》排印，而公开发表却在《文汇报》，曾使许多报人费解：《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姚文元的文章既然“来头不小”，为什么不在《解放日报》刊出？
张春桥看中《文汇报》，恰恰是因为这张报纸历来有着“民间报纸”色彩，“便于展开讨论”！
“《文汇报》是一张民间的报纸，发扬民意是我们神圣的责任。……有话大家来说，有事大家商量，不论男女老少，人人可以投稿。”早在解放之前，《文汇报》便用这样的办报宗旨取信于读者。
在一九五七年那不平常的春天，《文汇报》又以“资产阶级方向”闻名于全国。
正因为这样，江青和柯庆施组织的那篇《“有鬼无害”论》，便选择了《文汇报》发表。这一次，江青和张春桥又一次看中了《文汇报》。虽然这时的《文汇报》早已不是什么“民间报纸”，但是它毕竟在知识分子中拥有广泛的影响。
十一月十二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这对《解放日报》来说，几乎是破例的：历来是《文汇报》转载《解放日报》的文章，而颠倒过来的转载唯有这一次。张春桥处心积虑，每走一步棋都别出心裁，玩弄权术是他的专长。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揭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幕的“历史性著作”。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无一不反复“学习”过这篇“鸿文”。然而，岁月的流逝毕竟会模糊人们的记忆，何况年轻的一代很少有机会从尘封多年的报纸上翻阅此文。原文过于冗长，无法全文照录。现摘录此文的一头一尾，也算是“录以备考”。
摘录此文的开头一段，便于今日的读者了解一些背景材料；摘录此文的末尾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