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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明确地对柯庆施、张春桥说：“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
张春桥原原本本向姚文元转达了“女客人”的话。姚文元不断地思索着：“基地”意味着什么？
四月，乍暖还寒的北京。在新侨饭店的会议室里，终于打破了沉默，开始了一场大战前的前哨战。
中宣部在那里召开文艺工作会议。
弥漫在会议室里的烟雾，仿佛不是出自一根根香烟，而是出自炮口的硝烟。
两军对立。气氛显得那么紧张。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放炮了。
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开火了。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也一梭子一梭子射击着。
他们齐轰“大写十三年”。他们尖锐地指出，“大写十三年”这个口号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妨害文艺创作，不符合党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所谓“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是错误的。
张春桥“后发制人”。等到排炮过去，这才站了起来，慷慨激昂地为“大写十三年”辩解。他，一条又一条，不厌其详地列举“大写十三年”的“好处”。不多不少，正好十条！他终于在这关键时刻，甩出了他跟姚文元搜索枯肠凑成的《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
虽然张春桥振振有词，却处于“光荣的孤立”之中。他深切地意识到，中宣部不买他的帐。要想让周扬、林默涵等俯首听命，谈何容易。
当张春桥回到上海，马上向柯庆施汇报了在新侨饭店遭到的“围攻”。姚文元在侧，聚精会神地听着。
“等着瞧！”何庆施青筋怒张，用手拍着桌子——这向来是他激怒时的习惯动作。
几个月之后——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柯庆施的一份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亦即后来被人们称为“两个批示”中的一个，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依据。
在“文革”中，毛泽东的这段批示成为“最高指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产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就在毛泽东的批示之后十多天，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开张了。柯庆施和张春桥在会上响亮地再一次喊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这一回，柯庆施、张春桥的腰杆挺得笔直。因为毛泽东的批示说“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而柯庆施、张春桥立即在上海推出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喊出“大写十三年”，实实在在一副“左”派面孔了。
姚文元立即“紧跟”。他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分别在《收获》和《红旗》杂志发表两篇长文，贯彻了柯庆施、张春桥的意图：
《反映最新最美的生活，创造最新最美的图画——关于现代剧若干问题的研究》；
《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长——谈话剧（年青的一代）》。
后来，在“文革”中，张春桥当着红卫兵的面，是这样谈及的：“一九六三年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是与京剧革命相呼应的。那次汇演，是在柯庆施同志的领导下、江青同志的关怀下举行的。”
江青则说：“我们应该永远纪念柯庆施同志。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上的。上海，多亏有了他，才抓起了话剧汇演和京剧革命……”
第九章 评《海瑞罢官》
江青南下物色“棍子”
一九六五年春节刚过，北京下了一场纷纷扬扬的春雪。
冒着黑烟的火车头，拖着长长的绿色列车，在漫天皆白的银色世界中急急南行。
车厢里达到了“过饱和”状态。处于一年一度的客运高峰之中的列车，连过道里都象筷子笼一般站满了旅客。
紧靠火车头的第一节软卧车厢里，门客紧闭，所有的玻璃窗上都挂着白色窗帘。室内温度按照“指标”，保持二十七摄氏度。整节软卧车厢，只住着一位旅客和她的几个随从。
那唯一的旅客，便是上海的“女客人”。
她，一次又一次到上海“基地”去，从不坐飞机。她生怕会从天下突然摔下来。她总是坐“公务车”来来往往，每一次都要独占一节软卧车厢。
她斜靠在舒软的床上，顺手从手提包里掏出一九六一年第一期的《北京文艺》，又一次看了起来。她细细捉摸着上面登着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剧本，作者为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教授。
她，一年多以后，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中，透露了这次上海之行的经过：
“首先，我要向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说说我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有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这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那是在一九六三年，在柯庆施、江青的组织下，五月六日的《文汇报》，发表了梁壁辉（即俞铭璜）的长文《“有鬼无害”论》，猛烈评击了昆曲《李慧娘》。《李慧娘》编剧为孟超，剧本发表于一九六一年第七、八期的《剧本》杂志。上演之后，廖沫沙（署笔名繁星）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报》上，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一文，热烈赞扬昆曲《李慧娘》。江青求助于柯庆施，发表了批驳“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打响了“大批判”的第一炮。
江青的第二炮，目标便是眼下放在茶条几上的那本《北京文艺》。她不由得记起那不愉快的一幕……
早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她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就认为问题严重。不久，在跟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时，她提到了要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部长们竟充耳不闻，仿佛没有听见似的！
她向来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看准了《海瑞罢官》，那就绝不会轻轻放过。
当然，遗憾的是，她只能靠嘴巴进行“批判”。她必须物色“笔杆子”作为她的刀笔吏，替她捉刀。
起初，她想在北京就近找“笔杆子”。她想及了一九五四年的风云人物——那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两个“小人物”。一九六四年秋，她找了其中的一个。出乎意料，他竟没有答应。
于是，她又求助上海。如她后来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那篇《为人民立新功》的发言中所言：“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
她，对上海确实怀着特殊的感情。来来去去，多少次奔忙于京沪道上。说实在的，她该算是个“老上海”。她永远不会忘记自，九三三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在上海度过的岁月：山东姑娘李云鹤，在十里洋场腾飞，成了电影演员蓝苹……
如今，有了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支持，她把上海当作了“基地”：“样板戏基地”——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和芭蕾舞剧《白毛女》这三块“样板”要在上海“打成”：“大批判基地”——已经对《李慧娘》放了一炮，此行要对《海瑞罢官》开刀。“样板”是“立”，“大批判”是“破”。
她跟“基地”的联系，日趋密切。张春桥成为架在她与柯庆施之间的一座“桥”。
光是在一九六四年，她跟张春桥时而在北京、时而在上海见面：
年初，她在上海，跟张春桥研究上海京剧院排演的《智取威虎山》；
六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全国京剧现代观摩演出大会在京举行，张春桥来京；
六月二十二日，江青在中南海和张春桥一起接待山东《奇袭白虎团》剧组，指定“张春桥挂帅”，修改此剧；
十一月，江青来上海看了淮剧《海港的早晨》，要上海京剧团改编为京剧，指定“张春桥负责组织工作”；
火车急急南行。上海已在准备接待“女客人”。
“女客人”声称，此行是为了观看上海京剧团初排的《海港的早晨》（即后来的《海港》）。唯有柯庆施和张春桥知道她此行的真正的目的……
“担风险”批《海瑞罢官》
上海香山路九号那幢小洋楼在夜色中射出明亮的灯光。
姚文元从底楼来到二楼。那里本来住着张春桥，如今住的是《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
“王维同志，向你请个假。”姚文元对王维说道，“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恐怕顾不上了。”
姚文元并没有说明写个什么东西，也没说清楚要多少时间。
“你去好了。”王维很爽快地一口答应了。他知道，姚文元说的“市委”，就是指柯庆施。既然姚文元不愿说写什么东西，他当然也就不便多问。
姚文元下楼了，回到自己的家中。
从此，半年多光景，他几乎不去《解放日报》社。虽说王维跟他同住一幢楼，平常也很少见到他。即使见到他，他从不说起在写什么，王维也就不问他。
姚文元天天往康平路跑。他的神秘使命，唯有江青知，柯庆施知，张春桥知。
自从柯庆施和张春桥确定了姚文元的“笔杆子”，自从“女客人”把那本《北京文艺》亲手交给姚文元，姚文元感激涕零。他深知，这一回干的是“挑大梁”的活，非同小可。
虽说他的“根艺”已经颇为娴熟，无奈只是个高中毕业生，对于明史一窍不通。他暗中调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朱永嘉。为他查阅史料。朱永嘉此人亦善于钻营，竟由此发迹，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罗思鼎”负责人。“文革”中跃为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尽管此事“对外保密”，姚文元却多次骑着自行车在夜间来到林村，求教于父亲姚蓬子。姚蓬子正闲得无聊，自然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