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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仅是在‘文革’期间，五十年代中期张春桥就在上海‘领导’文艺、‘管’文艺了。姚文元也是那个时候在上海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振振有辞、洋洋得意，经常发号施令，在大小会上点名训人，仿佛真理就在他们手里，文艺便是他们的私产，演员、作家都是他们的奴仆。……尽管我已经丧失独立思考，但是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张春桥、姚文元就要给押上法庭受审判了，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他们散布的极左思潮和奇谈怪论是不会在特别法庭受到批判的。要澄清混乱的思想，首先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独立思考，就不会让人踏在自己身上走过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会让长官随意点名训斥。
“文艺究竟属于谁？当然属于人民！……”（《探索集》之五十七：《究竟属于谁？》）
从一九六二年批判姚文元，到一九八○年进行再批判，巴金的声音代表着中国正直的作家们的声音。
发人深思的是，挨过姚文元的棍子的作家，从巴金、丁玲。冯雪峰、艾青、姚雪垠、秦兆阳，到王蒙、刘绍棠、流沙河、邓友梅……受尽磨难，没有一个被打倒；而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却是“姚棍子”其人！
“骆漠”是谁？
杂文是政治气候的温度计。民主兴，则杂文旺。杂文是“百家言”。在噤若寒蝉的日子里，杂文总是收声敛息。一九六二年的“回暖”，使杂文创作也活跃起来。
春风吹入位于上海南京路上的华侨饭店。《文汇报》社在那里召开杂文创作座谈会。因为《北京晚报》的杂文专栏《燕山夜话》已经开张，《前线》杂志的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和《人民日报》的《长短录》也很活跃，可是上海的杂文界却还冷冷清清，该鼓一把劲了。
大抵是受“出气会”的影响，会场空前活跃。姚文元也算是杂文作家中的一员，静坐一侧，那凸出的眼珠不时在会场上来回扫描，仿佛猎人在搜索猎物。
“繁荣杂文创作的关键，在于‘打倒棍子’！夏衍同志是杂文老作家，几年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了一篇杂文《废名论存疑》，挨了棍子，弄得他这几年一篇杂文也不写——不是不会写，也不是没东西写，是不敢写！”有人开始“出气”了。
“我刚从北京回来。在北京，我见到夏衍，他说在七千人大会之后，他‘老病复发’，手痒了，又想写杂文了！”有人马上补充道。
“凭一篇杂文，就定为‘右派’，太过分了。这样做，使杂文作者心寒。上海没有人敢带头写杂文，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北京的‘带头羊’是马南（屯阝）。他的《燕山夜话》，老舍很称赞，说是‘大手笔写小文章’。你们知道马南（屯阝）是谁吗？就是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呀！”会议的主持者一听，赶紧趁机鼓动说：“我看，上海只要有人带头写杂文，一呼百应，杂文创作一定会象北京一样繁荣。”
“杂文讲究一个杂字，最忌‘步调一致’……”有人在那里发话，言归正传了。
姚文元举目望去，此人中等个子，前庭开阔，肥头大耳，一口山东话。姚文元认识他——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罗竹风也。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罗竹风爱写点杂文，这是姚文元知道的。不过，在姚文元“左”眼看来，罗竹风虽是老革命，但言谈颇“右”。
罗竹风向来谈锋甚健，他随口而说：“办报纸，要象毛主席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里说的那样，要会弹钢琴，十个手指头都动。可是，我们上海的报纸有点象敲锣，嘭、嘭，一下一下敲，只注意配合中心工作……”
“罗局长，你就带头写一篇吧，题目我都给你想好了……”在一旁沉默多时的姚文元，突然插话道，“题目就叫《敲锣说》，你看好不好？”罗竹风哈哈一笑，只是说道：“大家写嘛，我算一个！”杂文创作座谈会开过不久，一九六二年五月六日，《文汇报》的“笔会”副刊上，冒出一篇杂文，题曰《杂家——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署名“骆漠”。
姚文元凭着他“灵敏”的“阶级斗争”嗅觉，仔仔细细地咀嚼着这篇杂文：
“窗外下着毛毛雨，春雨贵似油呀，但这天气却总有点使人腻烦。”
“工作了一天，正应该‘逸’一下了，便顺手拿起一本《史记》来，想查清‘左袒’这个典故的出处，也算是一种消遣吧？”
“‘笃，笃笃……’有人敲门，却原来是一位出版社的编辑来访。”
“多日不见，不免寒暄一番。起初，没话找话说，两人都显得吃力。不知怎么一来，话头转到编辑业务方面，于是松动活泼起来了。
“‘人都要有一行，没有一行，就会变成二流子。’编辑同志是这样开头的：‘其实，二流子也应该算是一行，不过是”等外品“而已。但使我迷惑不解的却是”编辑“究竟算是哪一行、哪一家呢？”
“我认真地想了一下，答道：‘社会分工，不能用植物分类学的方法，编辑就是编辑。如果硬要追问属于哪一家，恐怕只能算是”杂家“了。”
“他哈哈大笑起来，连连说：”好一个杂家！有意思，真有意思！……一个作家成名，谁也看得起；作家以自己的作品为社会所重视，这当然是他辛勤劳动的成果。然而这其中也有编辑的一份心血。编辑的不平，正是他年年为人做嫁衣裳，而自己永远坐不上‘花轿’。这些年来，领导上颇重视演员、作家，似乎什么都有他们的份儿，而编辑却有点‘广文先生’的味道。难道你听说过有什么领导同志接待过编辑这一行么？哈哈……，‘杂家’，名不正则言不顺，命定该坐冷板凳。……“
“为什么这位编辑同志有一肚子苦水？个人主义么？名利思想么？不甘心作无名英雄么？都或有之，但也不尽然。如果帽子什么的能解决问题，那未免太简单了。凡是自以为不好解决的工作，最好是从两方面的原因去想一想。如果由负责同志专门接待一次编辑工作者，同他们谈谈心，对编辑工作的情况多了解一点，帮助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样，岂不皆大欢喜？”
“我常想：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也是有限的，怎样在无限中求有限，这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学问。明乎此，领导者的天地就广阔了。”
姚文元不知作者“骆漠”是谁。文笔如此老辣而名字如此陌生，显而易见，十有八九是化名。“骆漠”者，作者自比“骆驼”，把社会主义的中国视为“沙漠”——姚文元很快就作了如此这般的“笔名分析”。这个“骆漠”，“名不正”，所写的文笔亦“言不顺”，满腹“牢骚”，而且国穷匕首见，把矛头指向领导……
他，实在手痒难熬，终于提棍跃马，朝那“沙漠”中的“骆驼”袭来。
《杂家》事件
五月十三日《文汇报》，刊出了姚文元的《两个编辑同志的想法》一文。此文是一星期前—一五月六日，在《杂家》一文见报的当天，姚文元连夜草成，掷往《文汇报》。
写文章向来“直、露、多、粗”的姚文元，这一回改换了笔法：
“做文章要有对立面，看的人才有味道。骆漠同志很懂得这个技巧，他不直接提出观点，却用了主客对话之法，曲折而引述之，引人入胜。我也想学一学这方法，来做一回骆漠同志文章中某些观点的对立面。为了讲究作文的艺术性，使人看了有味道，增加亲切感，也摹仿骆文，从‘毛毛雨’开始：——
“窗外下着毛毛雨，越落越密。我开窗看了看天色，却不料看见老赵拿着一包书兴冲冲地走近来。……”
骆漠文章的本意，是反映编辑的苦衷，希望领导能够重视编辑工作。姚文元却逐点予以驳斥：
“我自己也做过几年编辑工作，也尝到一点编辑工作的甘苦。我觉得做编辑实在不容易，深感其重要，而自己水平总是够不上，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凄凉感。”
“提起‘广文先生’，我立即想到杜甫《醉时歌》中那几句诗：‘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为什么他把自己同广文先生连在一起呢？”
“我干文学编辑的时候，北京就专门开过一次很大的杂志编辑会议，我也听说有负责同志接待过《辞海》的编辑同志。‘从未有负责同志接待过编辑’之说不知是否属实。”
“编辑待遇问题确是值得很好研究的，但现在国家还有困难。”
……
大抵因为鉴于当时的政治气候趋于温和，不象反胡风、反右派那样的寒风萧杀，姚文元未敢给骆漠戴帽子，只是反唇相讥，把那个“老赵”当成骆漠的代言人挖苦一阵。
姚文元这么一批判，骆漠的《杂家》益发受人注意了。
过了四个月，中国的政治气温骤降。九月下旬，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上，开展了对“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康生诬陷七、八月间在《工人日报》上连载的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大毒草”。
柯庆施回到上海，马上发话了：“现在，很多人伤风、感冒，这可不行呀。老罗哪，你写那篇《杂家》，就是伤风、感冒，要注意！以后，你要写点好文章……”
柯庆施这么一点，许多人才明白：原来，《杂家》是罗竹风写的！“以后，你要写点好文章”，言外之意，《杂家》是坏文章。
在一次大会上，柯庆施当众又点了罗竹风的名：“罗竹风，你别老是以出版局局长自居，代表出版界向党要名要利。你不要忘记，你是共产党员，你代表的是‘共产界’，而不是什么出版界！”
不久，一纸调令下达：撤去罗竹风的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职务，调任《辞海》副主编。
怪不得，人们传说姚文元的文章有“来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见到罗竹风被“罢官”，人们领教了“姚棍子”的厉害！
“杂家”风波，至此本该画上休止符了。
不料，当“文革”风云涌起，《杂家》一文被“拎”到新的高度进行“批判”。飞来横祸，邓拓被打成“黑帮”，他的《燕山夜话》成了“反党大毒草”。邓拓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里，发表过《欢迎“杂家”》一文。这下子，把罗竹风跟邓拓相联系，成了“北呼南应”：“杂家”风波升级为“杂家”事件。罗竹风在牛棚中，受尽折磨……
罗竹风无端受冤。他，三十年代初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投身革命，打过游击扛过枪。“骆漠”，本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用的笔名。虽然那时的环境如同沙漠一般艰苦，他要以骆驼般的坚韧精神投身战斗，这便是“骆漠”的由来。姚文元并未读过骆漠当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