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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传-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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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仅是在‘文革’期间,五十年代中期张春桥就在上海‘领导’文艺、‘管’文艺了。姚文元也是那个时候在上海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振振有辞、洋洋得意,经常发号施令,在大小会上点名训人,仿佛真理就在他们手里,文艺便是他们的私产,演员、作家都是他们的奴仆。……尽管我已经丧失独立思考,但是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张春桥、姚文元就要给押上法庭受审判了,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他们散布的极左思潮和奇谈怪论是不会在特别法庭受到批判的。要澄清混乱的思想,首先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独立思考,就不会让人踏在自己身上走过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会让长官随意点名训斥。
  “文艺究竟属于谁?当然属于人民!……”(《探索集》之五十七:《究竟属于谁?》)
  从一九六二年批判姚文元,到一九八○年进行再批判,巴金的声音代表着中国正直的作家们的声音。
  发人深思的是,挨过姚文元的棍子的作家,从巴金、丁玲。冯雪峰、艾青、姚雪垠、秦兆阳,到王蒙、刘绍棠、流沙河、邓友梅……受尽磨难,没有一个被打倒;而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却是“姚棍子”其人!
  “骆漠”是谁?
  杂文是政治气候的温度计。民主兴,则杂文旺。杂文是“百家言”。在噤若寒蝉的日子里,杂文总是收声敛息。一九六二年的“回暖”,使杂文创作也活跃起来。
  春风吹入位于上海南京路上的华侨饭店。《文汇报》社在那里召开杂文创作座谈会。因为《北京晚报》的杂文专栏《燕山夜话》已经开张,《前线》杂志的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和《人民日报》的《长短录》也很活跃,可是上海的杂文界却还冷冷清清,该鼓一把劲了。
  大抵是受“出气会”的影响,会场空前活跃。姚文元也算是杂文作家中的一员,静坐一侧,那凸出的眼珠不时在会场上来回扫描,仿佛猎人在搜索猎物。
  “繁荣杂文创作的关键,在于‘打倒棍子’!夏衍同志是杂文老作家,几年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了一篇杂文《废名论存疑》,挨了棍子,弄得他这几年一篇杂文也不写——不是不会写,也不是没东西写,是不敢写!”有人开始“出气”了。
  “我刚从北京回来。在北京,我见到夏衍,他说在七千人大会之后,他‘老病复发’,手痒了,又想写杂文了!”有人马上补充道。
  “凭一篇杂文,就定为‘右派’,太过分了。这样做,使杂文作者心寒。上海没有人敢带头写杂文,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北京的‘带头羊’是马南(屯阝)。他的《燕山夜话》,老舍很称赞,说是‘大手笔写小文章’。你们知道马南(屯阝)是谁吗?就是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呀!”会议的主持者一听,赶紧趁机鼓动说:“我看,上海只要有人带头写杂文,一呼百应,杂文创作一定会象北京一样繁荣。”
  “杂文讲究一个杂字,最忌‘步调一致’……”有人在那里发话,言归正传了。
  姚文元举目望去,此人中等个子,前庭开阔,肥头大耳,一口山东话。姚文元认识他——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罗竹风也。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罗竹风爱写点杂文,这是姚文元知道的。不过,在姚文元“左”眼看来,罗竹风虽是老革命,但言谈颇“右”。
  罗竹风向来谈锋甚健,他随口而说:“办报纸,要象毛主席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里说的那样,要会弹钢琴,十个手指头都动。可是,我们上海的报纸有点象敲锣,嘭、嘭,一下一下敲,只注意配合中心工作……”
  “罗局长,你就带头写一篇吧,题目我都给你想好了……”在一旁沉默多时的姚文元,突然插话道,“题目就叫《敲锣说》,你看好不好?”罗竹风哈哈一笑,只是说道:“大家写嘛,我算一个!”杂文创作座谈会开过不久,一九六二年五月六日,《文汇报》的“笔会”副刊上,冒出一篇杂文,题曰《杂家——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署名“骆漠”。
  姚文元凭着他“灵敏”的“阶级斗争”嗅觉,仔仔细细地咀嚼着这篇杂文:
  “窗外下着毛毛雨,春雨贵似油呀,但这天气却总有点使人腻烦。”
  “工作了一天,正应该‘逸’一下了,便顺手拿起一本《史记》来,想查清‘左袒’这个典故的出处,也算是一种消遣吧?”
  “‘笃,笃笃……’有人敲门,却原来是一位出版社的编辑来访。”
  “多日不见,不免寒暄一番。起初,没话找话说,两人都显得吃力。不知怎么一来,话头转到编辑业务方面,于是松动活泼起来了。
  “‘人都要有一行,没有一行,就会变成二流子。’编辑同志是这样开头的:‘其实,二流子也应该算是一行,不过是”等外品“而已。但使我迷惑不解的却是”编辑“究竟算是哪一行、哪一家呢?”
  “我认真地想了一下,答道:‘社会分工,不能用植物分类学的方法,编辑就是编辑。如果硬要追问属于哪一家,恐怕只能算是”杂家“了。”
  “他哈哈大笑起来,连连说:”好一个杂家!有意思,真有意思!……一个作家成名,谁也看得起;作家以自己的作品为社会所重视,这当然是他辛勤劳动的成果。然而这其中也有编辑的一份心血。编辑的不平,正是他年年为人做嫁衣裳,而自己永远坐不上‘花轿’。这些年来,领导上颇重视演员、作家,似乎什么都有他们的份儿,而编辑却有点‘广文先生’的味道。难道你听说过有什么领导同志接待过编辑这一行么?哈哈……,‘杂家’,名不正则言不顺,命定该坐冷板凳。……“
  “为什么这位编辑同志有一肚子苦水?个人主义么?名利思想么?不甘心作无名英雄么?都或有之,但也不尽然。如果帽子什么的能解决问题,那未免太简单了。凡是自以为不好解决的工作,最好是从两方面的原因去想一想。如果由负责同志专门接待一次编辑工作者,同他们谈谈心,对编辑工作的情况多了解一点,帮助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样,岂不皆大欢喜?”
  “我常想: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也是有限的,怎样在无限中求有限,这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学问。明乎此,领导者的天地就广阔了。”
  姚文元不知作者“骆漠”是谁。文笔如此老辣而名字如此陌生,显而易见,十有八九是化名。“骆漠”者,作者自比“骆驼”,把社会主义的中国视为“沙漠”——姚文元很快就作了如此这般的“笔名分析”。这个“骆漠”,“名不正”,所写的文笔亦“言不顺”,满腹“牢骚”,而且国穷匕首见,把矛头指向领导……
  他,实在手痒难熬,终于提棍跃马,朝那“沙漠”中的“骆驼”袭来。
  《杂家》事件
  五月十三日《文汇报》,刊出了姚文元的《两个编辑同志的想法》一文。此文是一星期前—一五月六日,在《杂家》一文见报的当天,姚文元连夜草成,掷往《文汇报》。
  写文章向来“直、露、多、粗”的姚文元,这一回改换了笔法:
  “做文章要有对立面,看的人才有味道。骆漠同志很懂得这个技巧,他不直接提出观点,却用了主客对话之法,曲折而引述之,引人入胜。我也想学一学这方法,来做一回骆漠同志文章中某些观点的对立面。为了讲究作文的艺术性,使人看了有味道,增加亲切感,也摹仿骆文,从‘毛毛雨’开始:——
  “窗外下着毛毛雨,越落越密。我开窗看了看天色,却不料看见老赵拿着一包书兴冲冲地走近来。……”
  骆漠文章的本意,是反映编辑的苦衷,希望领导能够重视编辑工作。姚文元却逐点予以驳斥:
  “我自己也做过几年编辑工作,也尝到一点编辑工作的甘苦。我觉得做编辑实在不容易,深感其重要,而自己水平总是够不上,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凄凉感。”
  “提起‘广文先生’,我立即想到杜甫《醉时歌》中那几句诗:‘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为什么他把自己同广文先生连在一起呢?”
  “我干文学编辑的时候,北京就专门开过一次很大的杂志编辑会议,我也听说有负责同志接待过《辞海》的编辑同志。‘从未有负责同志接待过编辑’之说不知是否属实。”
  “编辑待遇问题确是值得很好研究的,但现在国家还有困难。”
  ……
  大抵因为鉴于当时的政治气候趋于温和,不象反胡风、反右派那样的寒风萧杀,姚文元未敢给骆漠戴帽子,只是反唇相讥,把那个“老赵”当成骆漠的代言人挖苦一阵。
  姚文元这么一批判,骆漠的《杂家》益发受人注意了。
  过了四个月,中国的政治气温骤降。九月下旬,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上,开展了对“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康生诬陷七、八月间在《工人日报》上连载的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大毒草”。
  柯庆施回到上海,马上发话了:“现在,很多人伤风、感冒,这可不行呀。老罗哪,你写那篇《杂家》,就是伤风、感冒,要注意!以后,你要写点好文章……”
  柯庆施这么一点,许多人才明白:原来,《杂家》是罗竹风写的!“以后,你要写点好文章”,言外之意,《杂家》是坏文章。
  在一次大会上,柯庆施当众又点了罗竹风的名:“罗竹风,你别老是以出版局局长自居,代表出版界向党要名要利。你不要忘记,你是共产党员,你代表的是‘共产界’,而不是什么出版界!”
  不久,一纸调令下达:撤去罗竹风的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职务,调任《辞海》副主编。
  怪不得,人们传说姚文元的文章有“来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见到罗竹风被“罢官”,人们领教了“姚棍子”的厉害!
  “杂家”风波,至此本该画上休止符了。
  不料,当“文革”风云涌起,《杂家》一文被“拎”到新的高度进行“批判”。飞来横祸,邓拓被打成“黑帮”,他的《燕山夜话》成了“反党大毒草”。邓拓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里,发表过《欢迎“杂家”》一文。这下子,把罗竹风跟邓拓相联系,成了“北呼南应”:“杂家”风波升级为“杂家”事件。罗竹风在牛棚中,受尽折磨……
  罗竹风无端受冤。他,三十年代初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投身革命,打过游击扛过枪。“骆漠”,本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用的笔名。虽然那时的环境如同沙漠一般艰苦,他要以骆驼般的坚韧精神投身战斗,这便是“骆漠”的由来。姚文元并未读过骆漠当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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