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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王若望因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而开除党籍，在上海作家协会党员大会上宣读开除王若望党籍决定的，便是姚文元。
老作家施蛰存是姚文元父亲的老朋友。见到他，姚文元总是恭恭敬敬喊一声“施伯伯”。然而，施蛰存与张春桥之间旧冤颇深。在三十年代，十八岁的张春桥刚到上海，看到施蛰存标点古书，颇为畅销，他也挤了进来。无奈，张春桥不过是个中学生，乱标古书。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上海《小晨报》上岂以的《张春桥标点珍本记》一文，便有这么一段话：
“……当下，给主编的施蛰存看见，才发现了张先生的大大的滑稽，再把以前他所标点的原书来看，又觉察满篇都给张先生点了‘破句’而简直无一是处了。于是，施先生笑而张老板怒。三十大洋马上送去，对他说：”你标点得实在太不成话，这三十元聊以酬过目之劳；以后则不敢请教了。“在这情形之下，张春桥饭碗即告破碎，而五本《金瓶梅》的标点生意也就被夺。……”
不料，二十二年之后，张春桥已成了上海一霸，施蛰存当然遭殃。在“反右派”的大浪潮中，施蛰存也“贬值”了。张春桥一指点，姚文元跃马上阵。哦、“施伯伯”，对不住了。姚文元一棍子横扫过来：
“凡是别有用心而不能大白于天下的人，说话常常是吞吞吐吐，或声东击西，或借古喻今，总是想尽办法来表达他心中最刻毒的思想。施蛰存的《才与德》，就是一支向党向社会主义事业射来的毒箭。读上去似乎弯弯曲曲，象舌头上打了结一样，但内心的仇恨还是非常明显的。……”（《驳施蛰存的谬论》，一九五七年第七期《文艺月报》）。
许杰也是姚文元父亲的朋友。许杰对于“棍子”的反感，对于在“反胡风斗争搞得太过分了”的“青年批评工作者”的反感，使姚文元大为恼怒。对不住了，“前辈作家”、“名教授”，吃我一棍：
“谁都知道，许杰是一贯反对‘棍子’反对得最厉害的，他习惯于把一切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评都叫做‘棍子’。在去年七月十五日的座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言中，他就把过去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中某些缺点夸大地叫做‘看潮头，揣摩领导意图，狠狠的打击别人，用来表示自己立场的坚定’，以达到用个别的缺点以混淆根本上的是非的目的。后来，他投给《文艺月报》的短篇中，更加露骨地说现在有粗暴是因为思想改造、反胡风斗争搞得太过分了，并且用下流的句子辱骂青年批评工作者是‘吃奶的气力’都用光了。……”
其实，许杰短短几句话，点穿了姚文元之辈的“秘诀”：“看潮头，揣摩领导意图，狠狠的打击敌人，用来表示自己立场的坚定。”难怪，这些击中要害的话，使“青年批评工作者”姚文元跳了起来
姚文元的棍子，越打越起劲。
他打流沙河——
“流沙河的真姓名叫余勋坦，是家有九百多亩地的大地主的少爷……他心怀杀父之仇，念念不忘，组织了右派小集团，辱骂共产党，辱骂新社会的一切干部。他几乎‘仇恨一切人’……《草木篇》在本质上是一篇反社会主义的作品。”（《流沙河与《草木篇》，一九五七年七月第二十七期《展望》）。
他驳徐中玉——
“从这种谣言中正可以看出徐中玉的本质，可以看出他的心灵是被怎样一种黑暗的思想充塞着。教授造谣，在今天并不算新鲜的事情。……”（《辟谣三则——答徐中玉“积疑三问”》，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
他骂鲁莽——
“鲁莽是一个仇恨共产党和进步的民主人士仇恨到不择手段的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右派’，他是靠反动起家并且以反动闻名的。……”（鲁莽被什么人“利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懈放日报》）
他与王蒙、邓友梅、刘绍棠“讨论”——
“最近一年以来，有哪种理论是风靡一时的话，那就是‘写真实’。王蒙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邓友梅写《在悬崖上》，其指导的文艺思想都是‘写真实’。……刘绍棠提出：”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就必须真正地忠实于生活真实。这种忠实于生活真实，就是忠实于当前生活真实，而不应该在“现实底革命发展”的名义下，粉饰生活和改变生活的真面目。‘……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离开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去空谈真实性和忠实于生活，只是一种幻想而已。……我觉得，今天我们不应当因为反对教条主义而放松了对文艺领域中资产阶级思想的警惕。“（《再谈教条和原则——与刘绍棠等同志讨论》，一九五七年八月第十八期《文艺报》）
他揍徐懋庸——
在一九五七年十一至十二月的《文汇报》上，姚文元接连发表了八篇批判徐懋庸的文章：“徐懋庸的杂文，曾经一度风行一时，向他约稿的报刊甚多，使他达到了‘终日手不停挥’的地步。这说明我们的嗅觉并不是很灵敏的，这当中有值得深刻记取的教训在。然而，这终究只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假的总是假的，在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国家里，一切伪装的敌人决不可能长久地欺骗群众，一到反击右派开始，徐懋庸的面目就被揭露了。改动一个字套用一句古话：”固一时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徐懋庸之类的右派顶多只能做‘一时之雄’——而且只能在工人阶级暂时不进行反击的时候；至于做‘一世之雄’的幻梦，那是永不可能实现的了。他们那个过去的时代早已被历史的巨潮永远地埋葬了。……”
他攻陆文夫——
“‘探求者’的启事和章程是一个在文艺领域中的系统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反动性是露骨的、不加掩盖的，他们也的确把自己这种主张‘公之于世’了。这个纲领是这样的荒谬，他们想‘探索’一条资本主义的道路的企图又是这样明显……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集团的成员都是青年。他们自称是‘一群青年的文学工作者’。……青年文学工作者中个人主义的滋长，近一年多来是有了相当发展的。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潮同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相结合，成为一种政治思想上非常厉害的腐蚀剂。……（《沦”探求者“集团的反社会主义纲领》，一九五七年十二期《文艺月报》）
他向《新观察》开火——
“五月十六日的《新观察》上，有一篇‘一个月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情况小记’，题为《蓓蕾满园乍开时》，作者为‘本刊记者’，登在第一页。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这篇文章是向党进攻的一支毒箭。……
“《新观察》这篇文章在替什么人说话，是够明白的了。《新观察》是作协领导的文艺性刊物之一，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写这些文章的用意，就是希望这个武器能够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而不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这一问题现在从《文汇报》和《新观察》两个刊物上看，应当可以明白了。”（《（新观察）放出的一支毒箭》，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他向《文艺报》猛攻——
“我过去欢喜看《文艺报》，现在也还喜欢看《文艺报》，但那‘欢喜’的原因，却有很大的改变。过去喜欢看，是因为它登载很多理论文章，想从《文艺报》中寻找理论上的问题；最近还喜欢看，是因为想从里面找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或耸人听闻的谩骂，如‘懒虫们’‘老爷们’‘身价十倍’‘人不如狗’……之类。……”（《读（文艺报）上的一篇翻案文章》，一九五七年七月六日《人民日报》）
二十六岁的姚文元，比两年前“反胡风”的时候神气多了，已成了道道地地的文坛打手。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发表《录以备考》，到年底，短短半年时间里，姚文元发表了五十多篇“反右派”文章，差不多三天一篇，从《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文艺报》到《文汇报》、《解放日报》，姚文元大打出手，成为人所共知的“棍子”！
免受这位“棍子”的棍棒之苦的，唯有其父姚蓬子。当他获知要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消息，连忙告诉父亲。几天之后，有人看见，一位年轻人趁众人午休之际，迅速地在上海作家协会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然后赶紧躲开。那张大字报的标题很醒目，曰《拥护共产党整风！》，署名姚蓬子。贴大字报者是谁？姚文元也！
只是这张大字报未能使姚蓬子成为“左”派。不久，姚蓬子还是给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不过，这一回姚文元有了《录以备考》那样的“王牌”，他也就没有受父亲的牵连——他口口声声在组织生活时表白与父亲“划清”了“界限”。
第七章 文坛恶棍
“双喜临门”
《录以备考》留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脑海中的美好印象，终于在一九五八年化为一纸调令：姚文元不再是从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借调到《萌芽》杂志编辑部，而是正式调往中共上海市委。
那是一九五八年五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于六月一日创办政治理论刊物《红旗》，任命陈伯达为总编辑。
柯庆施一回到上海，当即决定中共上海市委也创办理论半月刊，取名为《解放》，于七月一日创刊，任命杨西光为总编辑，石西民为副总编，周原冰为编辑部主任。柯庆施点名调来姚文元，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
从此，姚文元成为柯庆施“直辖部队”中的一员，消息益发灵通了，跟张春桥的接触也更加频繁了。
柯庆施有一个习惯：刚从毛泽东身边归来，一下飞机或者火车，便立即召集核心人员开小会。他掏出小本本，传达来自毛泽东那里的最新信息。姚文元常有机会出席这样的小会了。他拿出小本本，不断记下柯庆施的话，揣摩这些信息，加以延伸，加以发挥，便变成姚文元的文章。轧苗头，看风向，已成为姚文元的写作秘诀。
政治上的得势，加重了姚文元在爱情天平上的分量。今非昔比，姚文元已不再是在中共上海卢湾区委挨批判时那样窝窝囊囊，再也不用在肃反三人小组成员之一金英面前低三下四了。“英雄”，赢得了金英的爱情。
一本又一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不断送到金英手中。每一本书，仿佛一颗砝码，加重了姚文元在爱情天平上的分量：
一九五七年六月，姚文元平生第一本书——杂文集《细流集》，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作家出版社印行了姚文元的第二本杂文集《在革命的烈火中》。
一九五八年七月，姚文元的第三本书——《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本小册子——《革命的军队，无敌的战士——谈谈（保卫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