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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姚文元亲耳听见毛泽东对他的褒扬，真是有点受宠若惊了。扳扳手指头，这一个来月，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二月六日，他发表《教条和原则》；第十天——二月十六日，毛泽东便谈到他；眼下，才一个月零四天，毛泽东又一次谈到他……
发表一系列“右派”言论
从北京回来之后，姚文元自然是“倍受鼓舞”。不知是他过分注意了“防止片面性”，还是当时大鸣大放的热烈气氛感染了他，或是刻意于政治投机的他此时转向了“右”，他竟发表了一系近乎“右派”言论的文章……
姚文元挨过整，他对于“挖根”之苦，有了深切的体会。于是，他写文章，抨击那种“挖根”之法：
“动不动就用‘挖根’来代替一切具体分析，是教条主义的方法。然而我们不少人，是习惯于用几顶帽子来代替具体分析的，这在整风中是应当改一改了。”（《敌友之间》，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解放日报》）
他也反对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是后来他却成了自己批判过的那“一万个人中间只有一个”的人：
“有这样的人（也许一万个人中间只有一个），他用把同志当作敌人来打击作为抬高自己‘威信’的手段。‘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是这种人的口号。但历史证明，这种极个别的冒充‘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野心家，是并不能永远维持自己的‘威信’，他迟早总会被拆穿。”（同上）
他，居然也反对“棍子”。他认为：
“批评家应当成为作家的知音！他不是高高在上给作家打分数的教师，他应当成为懂得作家的心的挚友和诤友。……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猩猩借猩猩’，批评家和作家之间也应当有这种感情。”（《论“知音》，一九五七年第二期《文艺月报》）”
遗憾的是，当他成为“金棍子”之后，早把什么“知音”呀、“诤友”呀，忘得一干二净，变“惺惺惜惺惺”为“惺惺整惺惺”！
他也曾把“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干部，大声叫嚷“放下架子”：
“一个领导干部要同群众接近，第一件事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放下架子！
“一个党员要同党外人士谈心，第一件事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件事同样是：放下架子！
“拆墙也好，填沟也好，首先还是把那种高人一等的贵族架子摔掉，没有挥架子的勇气，自己高坐在云霄之上，大喊：”大家来拆墙呀，大家来填沟呀！“恐怕墙还是墙，沟还是沟。
“如果把灵魂深处的优越感整掉，把言行上的盛气凌人整掉，那墙就至少倒了一大半，沟也一定填平了一大半。……”
他批评说，“领导干部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殊的生活待遇和特殊的权利，造成一种脱离群众的‘架子’。”（《放下架子！》，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解放日报》）
他的这番颇为尖锐的言论，在当年反右派时扣上“反对党的领导”之类帽子，是极为容易的。
姚文元在“鸣放”时最“危险”的言论，莫过于他对王若望的附和和支持。
姚蓬子在会上支持王若望。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鸣放会上，王若望发言之后，姚蓬子立即站了起来，显得异常激动，大声地吼道：“我代表中国人民，支持王若望的发言！”
姚蓬子获释回家，满肚子的冤气，满肚子的牢骚。他动不“我代表中国人民”，那么大的口气，倒向来是他的风格。
姚氏父子配合默契。姚文元在报上发表文章，支持王若望。
王若望在一九五七年那“早春天气”中，他接二连三发表了锋芒毕露的杂文《步步设防》、《挖掉宗派主义的老根》、《不对头》、《一板之隔》等等。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当姚文元从《文汇报》上读到王若望的《步步设防》，不由得拍案叫好。当即欣然命笔，写了《一点补充》。五月七日、八日的《文汇报》，连续刊出了姚文元对王若望的“补充”：
“王若望同志写了一篇‘步步设防’的文章，尖锐地批判了‘前半截表示同意党的方针，但是后半截又预先订出若干保留项目’的思想，我认为是很好的，也是很必要的。现在我们要进行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机会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但首先是着重反对教条主义……我们需要更多的批判教条主义的文章。……”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反对教条主义”的含义，也就是反“左”。姚文元一个劲儿在那里“反对教条主义”、“批判教条主义”。
也就在这篇《一点补充》里，姚文元大大地赞扬了《在桥梁工地上》他说：
“例如《同甘共苦》和《在桥梁工地上》，都相当深刻地刻画了人物在新旧斗争和个人生活中的复杂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动态，并且通过人物性格的折光，反映了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的重大问题，也应当算在‘重大题材’之内。……”
《在桥梁工地上》的作者，是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话剧《同甘共苦》后来也遭到了“批判”。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展开。这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也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震动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反右派斗争的大幕。
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声中，王若望和刘宾雁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姚蓬子也被戴上帽子。
姚文元有那么多公开发表的“右派言论”，“右派分子”的帽子早已在他的头顶上盘旋，随时可以“光临”他的脑袋。何况，水有源，树有根，要“挖根”的话，那是很便当的——因为父亲受到审查，因为自己挨了批判。他的心中怨气冲天……
完全出人意料，姚文元不仅没有成为“右派”，他摇身一变，又成了“英雄”——一名震全国的反右“英雄”！
对于姚文元来说，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是他的历史的转折点……
突然跃为“新星”
六月十四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播出了姚文元的一篇“大作”，令全国震动，令上海震惊。
六月十四日下午，一辆轿车驶往上海静安寺附近的“海格大楼”。车上坐着张春桥和“新星”姚文元。
海格大楼，原是德国人海格在一九二五年筹资建造的，因而得名“海格大楼”，也就是现今的静安宾馆，当年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办公的所在地。听说“庆施同志”召见，姚文元搓着双手，兴奋得不知该把手放在什么地方才合适。
“唷，那么年轻呀！”柯庆施一边握着姚文元的手，一边问，“多大啦？”
“二十六岁。”姚文元赶紧答道。
“年轻有为，年轻有为哪！”柯庆施连声说，“你的文章，很老练，不象二十几岁的人写的。”
姚文元一听，有点紧张，马上说道：“我的文章，都是我自己写的。”
“哈哈哈哈，”柯庆施大笑起来，“请坐，请坐。我是说，你的文章、你的思想，超越了你的年龄。”
姚文元的心，放了下来。他赶紧掏出笔记本，飞快地用笔记着。这时，他的双手才找到最合适的位置。
“你的情况，春桥同志都已经跟我说了。”柯庆施收起了笑容，开始了正式的谈话，“你的阶级斗争的嗅觉很灵敏，这一点很不错！”
姚文元的笔，在小本子上飞快地记着。
“阶级斗争的观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根本的观点。我们应当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当前，反右派斗争刚刚打响，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你要争取成为一名反右尖兵，要不断写出《录以备考》那样的好文章。……”柯庆施用作大报告的口气，说了一大通。
姚文元只忙于记录，仿佛在听报告，忘了这是在跟书记谈话。
“以后，你常跟春桥同志保持联系。要随时了解来自党中央的声音。只有消息灵通，才能写出好文章。”柯庆施一边说着，一边指了指坐在一旁的张春桥。
“我们早就认识。春桥同志给过我许多帮助。这一次，多亏他把要开展反右派斗争，要批判《文汇报》的重要消息告诉我，我才会写出《录以备考》。”直到这时，姚文元才想起应当说这样几句必须说的话。
张春桥坐在一侧，只是微微笑着，慢悠悠地抽着香烟。他深诸柯庆施的脾气——不喜欢别人随便插嘴。
等到姚文元说毕，他才讲了一句他必须说的话“庆施同志象毛主席一样，历来是很重视抓阶级斗争、很注意抓报纸的。”
“以后要写什么文章，我让春桥告诉你。在报纸上，由你出面，比我、比春桥都要方便。”何庆施的这句话，使姚文元受宠若惊。
这是当时一个“大拇指般的小人物”的姚文元，跟上海首脑人物的会见。从此，姚文元在柯庆施的记忆仓库中，留下了好印象。
从此，张春桥跟姚文元的联系，日益密切了。
发迹史上的里程碑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原来，那一阵子，毛泽东天天读上海的《文汇报》，关注着《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诚如他后来所批评的那样：“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师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当毛泽东打开六月十日的《文汇报》，第三版副刊“笔会”右下角一篇并不醒目的千字文，引起了他的注意。此文标题为《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作者的名字是“姚文元”。
姚文元的“偶感”，是由新华社五月二十五日一条很短的电讯引起的。电讯报道了毛泽东在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于北京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
“毛泽东主席在接见青年代表的时候，向他们讲话说：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姚文元比较了《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和《文汇报》刊登这一电讯时的不同编排技巧，大发感叹，写成《录以备考》。
鉴于此文是姚文元发迹史上的里程碑，况且文章不长，特全文照录于下——“录以备考”：
录以备考
——读报偶感
姚文元
同是一条消息，经过不同的编辑同志的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