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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了那里，这位“青年文艺理论家”小受委屈：分配他当诗歌编辑——他对诗一窍不通。
好在只要当上编辑，也就很不错了，姚文元并不计较。在他看来，《萌芽》的牌子要比什么“卢湾区委职工教育科长”响得多。他写信，爱用印着“萌芽”绿字的信封：他写稿，爱用印着“萌芽”的稿纸……哦，鸟枪换炮啦！
走出审讯室的姚蓬子，得知儿子升迁，格外的欣喜。他笑着对儿子说：“这叫‘子承父业’！整整二十五年前——一九三一年一月，‘左联’在上海创办了《萌芽》文艺月刊。主编是鲁迅，我是兼职编辑。也就在我编《萌芽》那一年，你出生了。算起来，你竟跟《萌芽》杂志同龄！真想不到，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你也成了《萌芽》的编辑，巧，巧，真巧……”
姚蓬子抚今追昔，感叹起来：“很可惜，当年的《萌芽》只办了五期，就给国民党查禁了。后来改名《新地》，只出了一期，就关门了。……唉，唉，想不到，你会成为新《萌芽》的编辑。你不要为当诗歌编辑不高兴。如果叫我当，就会高兴得跳起来。我象你这样的年纪，整天爱读诗，写诗。唉——，诗是青春的火花。如今，老罗，再没有心绪写诗了……”
说到这里，姚蓬子感伤起来。长吁短叹，懊恼而颓唐……
姚文元终于结束了整整一年的沉默。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他在《新闻日报》发表了《要用铁的心肠消灭敌人！》之后，他的名字在报刊上消失了；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他的名字重新崭露在《解放日报》上，题为《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
毛泽东注意了姚文元
中国的“阶级斗争”的风，总是一阵一阵的。一九五六年是个夹在两阵风之间的年头——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斗争，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一九五六年是中国政治气候缓和的一年。中共“八大”就是在这一年召开，明确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一方面是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一方面因为挨过批判受过整，重新复出的姚文元，写文章不那么“左”了。
就拿他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解放日报》）来说，毫无“火药味”：
“……首先就要反对意气相急，反对粗暴武断，反对不能忍受批评，反对不重视学术问题上真正的研究和争论的作风。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这条指示，应当成为开展自由讨论中的座右铭。……”
姚文元要把“不靠吓人吃饭”、“靠科学吃饭”作为“座右铭”，这真不容易哪！
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姚文元的文章在报上“复出”以来，他的棍子暂且收了起来。他这时发表的杂文有《江水和葡萄酒》、《对生活冷淡的人》、《学习鲁迅反八股和反教条主义的精神》、《撞族青年的歌声》、《从拒绝放映（天仙配）想起的》、《谈猎奇心理》、《致埃及兄弟》、《电车上的杂感》、《馆子里的杂感》……
“复出”半年以来，姚文元的脚跟渐渐站稳。这样，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的《文汇报》上，他发表了《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一文。他露出了“锋芒”。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这篇露“锋芒”的文章，会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在《教条和原则》一文中，姚文元跟姚雪垠进行了“商榷”。文章一开头便写道；
“百家争鸣以后，许多新问题被提出来了，这是一种好现象。沉默只能掩盖错误，争论才能揭示真理。
“姚雪垠先生在《创作问题杂谈》中尖锐地提出了三大问题和七种偏向，大声疾呼地要求‘彻底肃清’他所谓的‘歪风’，而其锋芒则指向‘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姚雪垠先生所指责的毛病有一部分确是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也是正在纠正中的缺点，再提出来也是很好的，值得大家注意；但其中所指的许多‘根本性偏差’，我认为并不全是教条主义，而有一些是已经为十多年文艺创作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根本原则，这就值得我们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和讨论。……”
姚文元在“讨论”中，如此说：
“文艺批评过去有许多缺点，主要是教条主义和粗暴的态度，这一年来揭露并批判了不少。现在是很少——几乎没有什么批评中提到什么‘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之类的词汇了。姚雪垠先生文章中很大部分指责了批评的‘求全责备’‘禁忌太多’‘话扣帽子’‘粗暴’……等等，当然，批评这些缺点没有人敢说不对，但如果以粗暴还粗暴，以扣帽子还扣帽子……那就很可能在肃清这种‘歪风’之后引来了另一种‘歪风’。……”
毛泽东是一位博览群书的人。不久前，他在翻阅一九五六年第十七期《新观察》时，很有兴味地读了散文《惠泉吃茶记》，他第一次注意到作者的名字——姚雪垠。毛泽东称赞这篇散文“很讲求艺术技巧”，并在一次会议上向周扬、茅盾问及姚雪垠何许人也。
《惠泉吃茶记》是姚雪垠一九五六年秋在太湖养病时写的散文，近三千字。毛泽东对周扬、茅盾说：“看来，姚雪垠很会写文章。但他的文章也有毛病，阅后给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恐怕作者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吧！”（引自杨建业著《姚雪垠传》，北岳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也许是历史的巧遇，正在这时，上海《文汇报》所出“两姚”相争的文章。毛泽东便由此“姚”（姚雪垠）注意到彼“姚”（姚文元）。
“姚文元是何许人也？”毛泽东向柯庆施打听。
柯庆施也弄不清楚姚文元是何等人物。调来上海不过一年多的柯庆施，并不知道姚文元为何许人。
柯庆施，由于鼻子格外大，人称“柯大鼻子”。解放后，坐镇南京，历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南京市市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上海本属陈毅领导。一解放，陈毅便成为上海市第一任新市长。一九五四年，陈毅调往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来又兼外交部部长——虽然他直至一九五八年仍三度连任上海市市长，但是他工作的重点已移往北京。于是，在一九五五年底，柯庆施便调来上海，出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成为上海的首脑人物。柯庆施在上海整整十年，直至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下午六时三十分突然病死。
一九五八年，由于毛泽东称赞了他，于是“柯老”之声鹊起——其实，那时他并不老，不过五十六岁呢。他突然病故时，也只有六十三岁，讣告上开列了他的一系列担任的要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后来，他的这一系列要职，逐一被张春桥所继承……
准确而详细地答复了毛泽东的问题的，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张春桥向柯庆施介绍了姚文元其人。
本来，一九五五年秋，张春桥调离上海《解放日报》社，是因为北京来了调令，准备任命张春桥为《人民日报》副总编。张春桥收拾细软，正打算进京赴任。恰巧在这个时候，已明确柯庆施将出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何庆施当即要张春桥留下。
柯庆施与张春桥旧交颇深：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当华北人民政府任命柯庆施为石家庄市市长时，张春桥出任政府秘书长。彼此觉得意气相投，配合默契。
眼下，柯庆施要到上海走马上任，正需要得力、知己的左右手，而张春桥是极合适的人选。
柯庆施留住了张春桥，让张春桥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而这常委跟其他常委不同，并不分管具体部门，人称“不管部部长”。其实，张春桥的“实职”，乃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成为柯庆施的得力助手和智囊人物。
柯庆施打听清楚了，赶紧向毛泽东汇报：“姚文元是姚蓬子的儿子。”
“哦！”毛泽东知道姚蓬子，却并不介意。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及文艺界。毛泽东先是谈及王蒙：“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此人二十二岁，把王蒙调查一下，是个青年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
接着，毛泽东论及李希凡：“李希凡这个人开始写的东西是好的，后来写的几篇也没有什么特色了，应该让他生活在实践中，过去当小媳妇时兢兢业业，而当了婆婆后就扳起面孔了。”
毛泽东最后提及了姚文元：
一我们的危险就在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了，四方无事，天下太平了。片面性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年年都有野草，野草一翻过来就是肥料，只准长粮食不准长野草是不对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骛齐飞。斯大林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我们连队指导员，讲话时总是讲两点，优点和缺点。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文汇报》二月六日，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过去我们提倡一家独鸣，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国民党二十年一家独鸣的理论。……“
在毛泽东提及的三个文艺界年轻人之中，唯有姚文元的评价最高——王蒙要“帮助”，李希凡要“下去”，而姚文元是“不错的”。
毛泽东的话，飞快地传到中共上海市委。姚文元顿受青睐。这时，中共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发出通知，要各地选派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电影界代表人物前往北京，出席会议。上海文化界名流辈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拟出的代表名单，是一批名家：陈望道、徐平羽、傅雷、周煦良、孔罗荪、周信芳、金仲华、舒新城、赵超构（即林放）、徐铸成、吴永刚、石挥等。
三月四日，当上海代表团上火车赴京之际，人们惊讶地看到，姚文元也上来了！
“大概是作为工作人员去的吧。”人们这么猜想。
三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上海代表团，提到了姚文元。这下子，上海文化界的名流们才知，姚文元颇受毛泽东垂青，怪不得成了上海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据当时在场的上海《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回忆，毛泽东是这样谈及姚文元的：
“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多学一点马列主义。刚学，会学不进去，会吐出来，这叫条件反射嘛，多学了会慢慢学进去，象瓶子里装油，倒出来，总是会留一点。慢慢就学懂了。鲁迅学马列主义，是创造社郭沫若逼出来的嘛，他原是相信进化论的嘛，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