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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传-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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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到了那里,这位“青年文艺理论家”小受委屈:分配他当诗歌编辑——他对诗一窍不通。
  好在只要当上编辑,也就很不错了,姚文元并不计较。在他看来,《萌芽》的牌子要比什么“卢湾区委职工教育科长”响得多。他写信,爱用印着“萌芽”绿字的信封:他写稿,爱用印着“萌芽”的稿纸……哦,鸟枪换炮啦!
  走出审讯室的姚蓬子,得知儿子升迁,格外的欣喜。他笑着对儿子说:“这叫‘子承父业’!整整二十五年前——一九三一年一月,‘左联’在上海创办了《萌芽》文艺月刊。主编是鲁迅,我是兼职编辑。也就在我编《萌芽》那一年,你出生了。算起来,你竟跟《萌芽》杂志同龄!真想不到,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你也成了《萌芽》的编辑,巧,巧,真巧……”
  姚蓬子抚今追昔,感叹起来:“很可惜,当年的《萌芽》只办了五期,就给国民党查禁了。后来改名《新地》,只出了一期,就关门了。……唉,唉,想不到,你会成为新《萌芽》的编辑。你不要为当诗歌编辑不高兴。如果叫我当,就会高兴得跳起来。我象你这样的年纪,整天爱读诗,写诗。唉——,诗是青春的火花。如今,老罗,再没有心绪写诗了……”
  说到这里,姚蓬子感伤起来。长吁短叹,懊恼而颓唐……
  姚文元终于结束了整整一年的沉默。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他在《新闻日报》发表了《要用铁的心肠消灭敌人!》之后,他的名字在报刊上消失了;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他的名字重新崭露在《解放日报》上,题为《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
  毛泽东注意了姚文元
  中国的“阶级斗争”的风,总是一阵一阵的。一九五六年是个夹在两阵风之间的年头——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斗争,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一九五六年是中国政治气候缓和的一年。中共“八大”就是在这一年召开,明确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一方面是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一方面因为挨过批判受过整,重新复出的姚文元,写文章不那么“左”了。
  就拿他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解放日报》)来说,毫无“火药味”:
  “……首先就要反对意气相急,反对粗暴武断,反对不能忍受批评,反对不重视学术问题上真正的研究和争论的作风。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这条指示,应当成为开展自由讨论中的座右铭。……”
  姚文元要把“不靠吓人吃饭”、“靠科学吃饭”作为“座右铭”,这真不容易哪!
  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姚文元的文章在报上“复出”以来,他的棍子暂且收了起来。他这时发表的杂文有《江水和葡萄酒》、《对生活冷淡的人》、《学习鲁迅反八股和反教条主义的精神》、《撞族青年的歌声》、《从拒绝放映(天仙配)想起的》、《谈猎奇心理》、《致埃及兄弟》、《电车上的杂感》、《馆子里的杂感》……
  “复出”半年以来,姚文元的脚跟渐渐站稳。这样,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的《文汇报》上,他发表了《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一文。他露出了“锋芒”。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这篇露“锋芒”的文章,会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在《教条和原则》一文中,姚文元跟姚雪垠进行了“商榷”。文章一开头便写道;
  “百家争鸣以后,许多新问题被提出来了,这是一种好现象。沉默只能掩盖错误,争论才能揭示真理。
  “姚雪垠先生在《创作问题杂谈》中尖锐地提出了三大问题和七种偏向,大声疾呼地要求‘彻底肃清’他所谓的‘歪风’,而其锋芒则指向‘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姚雪垠先生所指责的毛病有一部分确是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也是正在纠正中的缺点,再提出来也是很好的,值得大家注意;但其中所指的许多‘根本性偏差’,我认为并不全是教条主义,而有一些是已经为十多年文艺创作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根本原则,这就值得我们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和讨论。……”
  姚文元在“讨论”中,如此说:
  “文艺批评过去有许多缺点,主要是教条主义和粗暴的态度,这一年来揭露并批判了不少。现在是很少——几乎没有什么批评中提到什么‘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之类的词汇了。姚雪垠先生文章中很大部分指责了批评的‘求全责备’‘禁忌太多’‘话扣帽子’‘粗暴’……等等,当然,批评这些缺点没有人敢说不对,但如果以粗暴还粗暴,以扣帽子还扣帽子……那就很可能在肃清这种‘歪风’之后引来了另一种‘歪风’。……”
  毛泽东是一位博览群书的人。不久前,他在翻阅一九五六年第十七期《新观察》时,很有兴味地读了散文《惠泉吃茶记》,他第一次注意到作者的名字——姚雪垠。毛泽东称赞这篇散文“很讲求艺术技巧”,并在一次会议上向周扬、茅盾问及姚雪垠何许人也。
  《惠泉吃茶记》是姚雪垠一九五六年秋在太湖养病时写的散文,近三千字。毛泽东对周扬、茅盾说:“看来,姚雪垠很会写文章。但他的文章也有毛病,阅后给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恐怕作者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吧!”(引自杨建业著《姚雪垠传》,北岳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也许是历史的巧遇,正在这时,上海《文汇报》所出“两姚”相争的文章。毛泽东便由此“姚”(姚雪垠)注意到彼“姚”(姚文元)。
  “姚文元是何许人也?”毛泽东向柯庆施打听。
  柯庆施也弄不清楚姚文元是何等人物。调来上海不过一年多的柯庆施,并不知道姚文元为何许人。
  柯庆施,由于鼻子格外大,人称“柯大鼻子”。解放后,坐镇南京,历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南京市市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上海本属陈毅领导。一解放,陈毅便成为上海市第一任新市长。一九五四年,陈毅调往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来又兼外交部部长——虽然他直至一九五八年仍三度连任上海市市长,但是他工作的重点已移往北京。于是,在一九五五年底,柯庆施便调来上海,出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成为上海的首脑人物。柯庆施在上海整整十年,直至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下午六时三十分突然病死。
  一九五八年,由于毛泽东称赞了他,于是“柯老”之声鹊起——其实,那时他并不老,不过五十六岁呢。他突然病故时,也只有六十三岁,讣告上开列了他的一系列担任的要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后来,他的这一系列要职,逐一被张春桥所继承……
  准确而详细地答复了毛泽东的问题的,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张春桥向柯庆施介绍了姚文元其人。
  本来,一九五五年秋,张春桥调离上海《解放日报》社,是因为北京来了调令,准备任命张春桥为《人民日报》副总编。张春桥收拾细软,正打算进京赴任。恰巧在这个时候,已明确柯庆施将出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何庆施当即要张春桥留下。
  柯庆施与张春桥旧交颇深: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当华北人民政府任命柯庆施为石家庄市市长时,张春桥出任政府秘书长。彼此觉得意气相投,配合默契。
  眼下,柯庆施要到上海走马上任,正需要得力、知己的左右手,而张春桥是极合适的人选。
  柯庆施留住了张春桥,让张春桥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而这常委跟其他常委不同,并不分管具体部门,人称“不管部部长”。其实,张春桥的“实职”,乃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成为柯庆施的得力助手和智囊人物。
  柯庆施打听清楚了,赶紧向毛泽东汇报:“姚文元是姚蓬子的儿子。”
  “哦!”毛泽东知道姚蓬子,却并不介意。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及文艺界。毛泽东先是谈及王蒙:“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此人二十二岁,把王蒙调查一下,是个青年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
  接着,毛泽东论及李希凡:“李希凡这个人开始写的东西是好的,后来写的几篇也没有什么特色了,应该让他生活在实践中,过去当小媳妇时兢兢业业,而当了婆婆后就扳起面孔了。”
  毛泽东最后提及了姚文元:
  一我们的危险就在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了,四方无事,天下太平了。片面性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年年都有野草,野草一翻过来就是肥料,只准长粮食不准长野草是不对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骛齐飞。斯大林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我们连队指导员,讲话时总是讲两点,优点和缺点。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文汇报》二月六日,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过去我们提倡一家独鸣,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国民党二十年一家独鸣的理论。……“
  在毛泽东提及的三个文艺界年轻人之中,唯有姚文元的评价最高——王蒙要“帮助”,李希凡要“下去”,而姚文元是“不错的”。
  毛泽东的话,飞快地传到中共上海市委。姚文元顿受青睐。这时,中共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发出通知,要各地选派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电影界代表人物前往北京,出席会议。上海文化界名流辈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拟出的代表名单,是一批名家:陈望道、徐平羽、傅雷、周煦良、孔罗荪、周信芳、金仲华、舒新城、赵超构(即林放)、徐铸成、吴永刚、石挥等。
  三月四日,当上海代表团上火车赴京之际,人们惊讶地看到,姚文元也上来了!
  “大概是作为工作人员去的吧。”人们这么猜想。
  三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上海代表团,提到了姚文元。这下子,上海文化界的名流们才知,姚文元颇受毛泽东垂青,怪不得成了上海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据当时在场的上海《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回忆,毛泽东是这样谈及姚文元的:
  “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多学一点马列主义。刚学,会学不进去,会吐出来,这叫条件反射嘛,多学了会慢慢学进去,象瓶子里装油,倒出来,总是会留一点。慢慢就学懂了。鲁迅学马列主义,是创造社郭沫若逼出来的嘛,他原是相信进化论的嘛,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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