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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那舞曲的幽扬，美丽，
伴着笼罩在晚空的血痕似的火光，
伴着可怕的惊心刺耳的炮声，
如一唱一和的双簧戏似的，
正在祝福这日帝国主义的伟大的胜利！……
虽说诗味淡如白开水，用口号式词句堆砌而成，但是诗表明他确实是左翼诗人中的一员。
在担任《文学月报》主编的那些日子里，姚蓬子既要组槁、改稿、编稿，又要自己写稿，还要跑印刷厂，忙得不亦乐乎。
《文学月报》也支撑不了多久。从一九三二年七月出版第一期，到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第五、六期，便被迫停刊了。姚蓬子只担任了前三期的主编。后来，周起应（周扬）由田汉介绍，从剧联来参加左联。冯雪峰调周起应接替姚蓬子，出任《文学月报》主编。
姚蓬子在上海滩上“消失”了……
转入秘密战线
在姚蓬子之前，先“消失”的是潘汉年。
潘汉年原本是“文委”书记，常常在“左联”的会议上露面，或主持会议，或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
一九三一年夏，潘汉年“消失”了——虽然他仍然在上海。他神不知，鬼不晓地出没。上午西装毕挺，下午便长袍马褂，晚上也许衣衫褴褛，时而教授派头，时而富商风度，时而小小百姓。
楼适夷在《从三德里谈起》一文中，如此这般地描述过神秘的潘汉年：
他已是一个完全的地下工作者，再没地方去找他聊天了。但有时会偶然碰到，笑笑，点点头，三言两语。如果是在马路上，则大家不理，也不知他在干什么。总之，是很机密的。例如有一次我对某人的行动有点怀疑，对雪峰反映了。雪峰说：‘这事你甭管，小潘有任务交给他的。’我就不管了。
潘可西在《深切怀念三叔汉年同志》一文中，则这样描写神出鬼没的潘汉年：
有一次，他本是穿西装出门的，回来却穿了一身厨师服。原来他在马路上行走时，突然发现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在盯梢。他立即沉着地走进一家饭店，似乎在寻找座位。一会儿，有两个盯梢的人也进了店堂。在这十分紧张的一刹那，他走进厨房，换了厨师服，戴上口罩，随手提起一只送饭篮，巧妙地走出了店门。
又在一个冬天的中午，他发现家对面马路上有几个鬼头鬼脑的人在徘徊。他立即改换装束，穿起一身破烂衣服，肩披破麻袋，并把脸弄脏，伪装成一个饥寒交迫、浑身抖索的乞丐模样，迷惑了敌人，离开了住所。
潘汉年究竟在干什么工作呢？
夏衍在他的长篇回忆录《懒寻旧梦录》，点明了潘汉年的身份：“这时，潘汉年已负责特科工作。”
关于特科，夏衍写道：“特科是一个重要部门，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是完全必要的，它的任务是‘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搜集敌方情报；管理秘密交通和铲除叛徒、特务’。”
三十年代初，中共特科是顾顺章负责的。他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在中共“六大”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负责特科日常工作。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发生的意外紧急情况，周恩来亲自决定潘汉年“改行”。
那天，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匆匆从南京赶到上海。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急告周恩来：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供出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矍秋白、周恩来等的住处。武汉中统特务六次发密电给徐恩曾。所幸，全都落在钱壮飞手中。事关重大，钱壮飞心急火燎报告周恩来。四月二十七日，当顾顺章飞抵南京，受到蒋介石“接见”之际，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及溜秋白、周恩来均已安全转移……
特科，中共中央的秘密、要害部门。它的前身是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周恩来调到上海党中央，负责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便筹建了中央特科。
周恩来为中央特科规定的工作任务是：“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搜集敌方情报；管理秘密交通；铲除叛徒、特务。”
中共中央特科下属四个科：
一科——负责设立中央机关、布置中央会场和营求安抚工作。
二科——情报机构。任务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和反间谍工作。最早的科长为陈赓。
三科——以原先的“红队”为基础建立的。负责镇压叛徒、内奸，打击国民党特务。
四科——无线电通讯联络系统。李强曾任科长。
自从中共中央特科建立以来，便成为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最为注意的目标。
一九三一年三月，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要和回国不久的陈昌浩一起，前往鄂豫皖苏区，顾顺章亲自执行护送任务。他从上海来到武汉，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盯住。在敌人雪亮的刺刀前，顾顺章一下子瘫倒了，成了叛徒，供出了中共中央一系列重要机密……
周恩来不得不重组中央特科。他选中了精明能干，二十五岁的潘汉年，挑此重担。
于是，潘汉年从上海滩“消失”了。
一九三二年秋，潘汉年调姚蓬子到中央特科工作。于是姚蓬子从编辑，而诗人，而主编，而为一名秘密工作者了……
姚蓬子在中共特科负责什么工作呢？他的具体任务是“河北交通”……
没有诗情，没有画意，这一次“改行”，有的只是严峻，艰苦，风寒，惊险。
第三章 蓬子转向
姚蓬子在天津被捕
革命，如同一面筛子。筛去了弱者，留下的是强者。
写写激扬文字，做做地下工作，这都不算难。面对皮鞭和屠刀，面对生与死的选择，那才是对于硬骨头与软骨头的最严峻的检验。
一九三一年爆发了“九·一八”，一九三二年发生了“—·二八”，把国民党政府弄得手忙脚乱。左翼作家们趁着民众的抗战烽火，呼啦啦，火上加油，推动着全国的抗日热浪。
到了一九三三年，国民党政府腾出手来了，形势陡然吃紧，大批的左翼文化人落入囹圄：
三月二十八日，廖承志、罗登贤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五月十三日，史沫特莱的秘书、丁玲的第二个丈夫冯达在上海被捕。冯达叛变，供出了丁玲的住址；
五月十四日，丁玲和潘汉年的表兄潘梓年在上海被捕；
六月十八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在上海被军统特务暗杀，宋庆龄、鲁迅、蔡元培接到了暗杀警告；
七月十四日，《中国论坛》英文版第三卷第八期，王造时巧妙地以“记者接到未署名之投稿一件，内容为蓝衣社谋杀中国共产党领袖、左翼作家以及各反蒋军人政客之秘密通告抄件”为托词，公布了以蓝衣社总机关代号“华”署名的“钩命单”，共五十三人，每一暗杀对象名字下面加括号，内注执行暗杀任务者的代号。其中有；陈绍禹（后林）、秦邦宪（后林）、胡汉民（海陈）、李济深（海陈）、陈济棠（球王）、李宗仁（补章）、白崇禧（补章）、蒋光鼐（补章）、蔡廷锴（补章）、冯玉祥（线索）、吉鸿昌（线索）、杨铨（后林）、鲁迅（后林）、茅盾（后林）、胡愈之（后林）、田汉（后林）、王造时（后林）等。这份“钩命单”一公布，舆论大哗。
据不完全统计，在一九三三年上半年，仅上海一地，被捕的中共党员便达六百人左右！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六月下旬被捕之后，成为“软骨虫”，居然供出许多中共地下党员的地址。同案被捕的秦曼云，也成了叛徒。于是，国民党特务在上海来了个大搜捕……
在这月黑风高之际，姚蓬子在上海滩上不见踪影。人们只是在书店里见到他的名字——他的短篇小说集《剪影集》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作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出版公司印行。这本集子中，收入他的七个短篇：《兄弟》、《意外》、《黄昏的烟霭里》、《一个人的死》、《雨后》、《幸福的秋夜》和《一幅剪影》。对于姚蓬子来说，这本书是他毕生最重要的著作。因为他虽然出过诗集《银铃》，毕竟是薄薄的一小本，况且是他早期的作品；虽然出过几本翻译小说，毕竟是替外国作家进行“中文写作”。这本二百五十一页的短篇小说集《剪影集》，是姚蓬子在文学创作上的最高成就——此后，他就一蹶不振，落花流水了……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天寒地冻。在朔风凛冽的天津，国民党特工总部的三个特务突然出现在戴着罗宋帽、穿着棉袍的二十七岁的男子面前。
就这样，中共特科“河北交通”姚蓬子的名字，出现在被捕名单上。
一个叛徒出卖了他。
天津警察局长的嘴角漾起了笑涡——因为这一回落网的乃中共机要人员，非同小可。
与姚蓬子同案被捕的，还有左翼作家潘漠华和洪灵菲。
潘漠华本名潘训，比姚蓬子小两岁，浙江宣平县坦溪村人氏，也喜欢写诗。一九二七年，在杭州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姚蓬子出席“左联”成立大会那天，潘漠华也来到会场，并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代表的身份致祝词。后来，他在北平组织成立了“左联”北平分盟，又建立了天津支盟。被捕时，他是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
洪灵菲比蓬子小一岁，广东潮州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蓬子在上海相识。一九三○年，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际，他成为七个常务委员中的一个。一九三三年，他担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秘书，在北平被捕。
“首都”甫京电告：“速解宁。”
姚蓬子耷拉着脑袋，戴着手铐，作为“要犯”，被押上南去的火车。
下了火车，一辆轿车已在那里“恭候”。
车轮飞转，直奔中央宪兵司令部监狱看守所。
惊魂未定，一个温文尔雅的先生，穿了一身毕挺的西装，前来“看望”他。
姚蓬子原以为迎接他的是老虎凳和辣椒水，不料，这位先生却满脸春风，悠悠然抽着“三炮台”，慢慢儿地跟他聊着。
“姚先生，久闻大名！”那位先生把一本《剪影集》掷到姚蓬子面前，说道：“姚先生是诗人，翻译家，作家。我前几天刚刚拜读了姚先生的大作《剪影集》。你才华横溢，令人敬佩，敬佩。”
姚蓬子静静地听着，忐忑不安地紧紧盯着面前这位笑嘻嘻、文诌诌的人。
“姚先生，你一定把我当成‘政敌’，其实大可不必，我们之间完全可以建立‘正常的友谊’！”他继续微笑道。
当此人自我介绍说姓徐名恩曾，姚蓬子若五雷轰顶。姚蓬子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知道徐思曾是何等厉害的人物：倘不是钱壮飞通风报信，恐怕连翟秋白、周恩来都落在此人手中！
那时候，在国民党特务系统，徐恩曾跟戴笠平分秋色。
在南京不起眼的小巷——鸡鹅巷五十三号，戴笠建立了自己的特务系统。一九三二年九月，公开的名称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戴笠为处长。它的前身为复兴社（又称“力行社”、“蓝衣社”）的特务处。一九三八年，戴笠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建立了臭名昭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