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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使劲喊叫欢呼，好像跟援军会师一样。
趁着敌人疑惧之时，陈登再次主动出击，又斩获一万多人，在未得到曹军主力支援的情况下，就把危机化解了。
但广陵郡位置太靠近江南，曹操考虑防守此地成本太大，于是收缩防线，在扬州和徐州之间的己方占领区新成立一个东城郡，由陈登以伏波将军的身份兼任太守。
以陈登的军政才能及个人志向，本应该在此大展身手，但他却英年早逝了，死时才三十九岁。
有点奇怪的是，《三国志》里没有给陈登单独立传，只是在《吕布传》里顺便对他进行了介绍，通常这意味着陈登有问题，要么是叛徒，要么因罪被杀，但在所有史料里都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
有分析认为，陈登并非真心依附曹操，他是地方实力派，有点像臧霸，甚至比臧霸还自由。陈登一直扬言要吞并江南，未必是想给曹操打天下，陈登也想建立自己的事业，成为曹操、孙权这样的一方诸侯。
这样的分析也只是推测而已，但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三国志》里没有单独为陈登作传的原因。
不过，陈登的死因在《三国志方技传》里可以查到，他是得病死的。陈登就任广陵郡太守不久，有一段时间感到胸闷，面色发红，吃不下饭，就请他们家的老朋友名医华佗来诊断。
华佗字元化，跟曹操同是沛国谯县人，当时已经是享誉天下的名医，他喜欢四处行医，不分地位尊卑对病人一视同仁。陈登的父亲陈当过沛国相，期间举荐华佗为孝廉，因为这个原因，陈登和华佗有故交。
华佗对陈登进行了一番诊断，认为陈登吃海鲜水产等生腥的东西太多，在胃中生了大量寄生虫，已经郁结难化。华佗煎了两升汤药，让陈登先服一半，隔一会儿再喝另一半。
陈登按照医嘱服下汤药，不到一顿饭功夫，即呕吐出了三升多长相奇怪的虫子，病也马上好了。华佗说：“这个病三年后还会复发，遇上好医生才有救。”三年后，就在陈登刚调任东城郡太守不久，他的病果然复发，可惜华佗这时不知道在哪里，周围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陈登不治而死。曹操在官渡前线开始发作的头痛病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每次发病都心慌意乱，眼冒金星，一般医生治疗效果都不大。他听说了这件事后，就派人把华佗找来。华佗采取针灸疗法，扎曹操背上的膈腧穴，曹操的病情立即减轻，于是就把华佗留在身边当专职保健医生。
陈寿大概不太懂医学，收集的资料也不够详实，膈腧穴在背部第七椎节下面一侧的一寸五分处，扎这里通常是治疗咳嗽、反胃等病症的，要缓解头部的眩晕疼痛，扎的应该是通天穴或天柱穴。
陈登之后，曹操急需物色一个能干的人应对东南方面的事，他选的是在司徒府里当处长（司徒掾）的刘馥。
刘馥字元颖，沛国相县人，是刘氏宗亲但枝节已经很漫远了。曹操刚到许县时，刘馥说服袁术的部将戚寄、秦翊投诚，曹操很高兴，让司徒赵温征辟刘馥为掾。
建安初年在荀推荐给曹操的人才里有一个人叫严象，是关中人，博学机智，曹操对他寄予厚望，袁术死后派他担任扬州刺史。曹操阵营的扬州刺史象征意义更多，他调动不了名义上是其下属的孙策、孙权等人，要地盘必须自己去打。
建安五年（200年）孙权手下的庐江郡太守李术突然发难，攻击严象，把严象杀了，严象死时三十八岁。
李术此举并非孙权指使，李术也是想趁乱另起炉灶的一个人。像这样的地方割据势力在那时应该还有不少，陈登估计也算一个，但最终像孙权那样成大事的就极少了，不仅要靠胆量和信心，还要靠实力和运气，不能以为拉起一面大旗就能包打天下。
李术可能以为孙策刚死，孙权年轻没有经验和威望，而曹操又无力顾及东南事务，于是想自立门户。但是他错了，孙权年轻不假，但却很有两把刷子，对于李术不听招呼的行为，孙权果断地给予痛击。
孙权知道曹操也恨李术，就先向曹操报告，打的旗号是给严象报仇，请求曹操在李术求援时不要理他。孙权急攻李术的大本营皖城，李术走投无路，果然向曹操求救，曹操不理，皖城攻破，孙权屠皖城，将李术枭首示众。
李术失败后，曹操和孙权加紧了对扬州江北二郡的争夺。曹操把刘馥从司徒府处长的闲职上调过来，破格提拔他为扬州刺史，派他到九江郡、庐江郡一带跟孙权抢地盘。
当时，扬州的江北二郡除孙权、曹操各有一部分势力外，还有梅乾、雷绪、陈兰等流寇势力。刘馥很能干，他接受任命以后，单人匹马来到九江郡的合肥县（今安徽合肥），在这里建立州治，然后招降了雷绪等人。
在此后的几年中，刘馥积极开展地方治理，发展生产，招纳流民，开展大规模屯田，兴修和治理了芍陂、茹陂、七门、吴塘等水利工程。他加紧城防建设，大修合肥城，准备了大量的守城用具，使合肥成为重要的军事基地，以后一次次抵挡住了孙吴的进攻。数十年间魏吴势力此消彼涨，但孙吴从来没能越过合肥一线，这与刘馥的贡献密不可分。
刘馥主政扬州，阻挡了孙权势力向北面的进一步发展，为曹操统一北方争取了时间。
遗憾的是，刘馥身体也不怎么好，六七年后即赤壁之战时，刘馥也因病去世了。
【六、莫欺负孙权年少】
让我们把时间稍稍往前拉，建安五年（200年）四月初四，孙策死于意外事件，死前急招张昭等人嘱咐后事，当着众人的面把权力移交给二弟孙权。不过，在张昭等人眼中，孙权其实并不是最佳继承人。
据《三国志孙翊传》记载，张昭最中意的人是孙策的三弟孙翊，理由是孙翊的性格更像孙策。张昭曾向孙策建议由孙翊继位，但孙策没有答应，而是选择了孙权，当时孙权年仅十八岁。
如果孙权不是这块料，那就是孙策看走眼了，也就没有之后孙吴的基业了。可是，孙权确实是这块料，别看他当时只有十八岁。
孙权的名字叫“权”，字“仲谋”，“仲”是因为他排行第二，一般说名如其人，孙权的名字也正如其人：机谋过人。如果这个名字是他父亲孙坚起的，说明孙坚也很识人。
十八岁的孙权挑起了父兄留下来的大业。他面前的道路并不平坦，不仅外有强势集团曹操、刘表，以及众多山匪、流寇和割据势力，而且本阵营内部不服他的也大有人在，李术敢挑战他就是一例。甚至孙氏宗族的内部也有人不服他，堂兄孙辅就是其中一个，孙权刚一接班，孙辅就开始发难了。
孙辅的目标很明确：把孙权拉下马，自己取而代之。
孙辅是孙羌的二儿子，孙羌是孙权的伯父，孙辅的年龄比孙策还要大，比孙权就大得更多。孙辅从小跟着哥哥孙贲作战，在孙策开拓江东过程中，孙辅和孙贲都坚定地支持孙策。后来，孙策新成立了一个庐陵郡，任命孙辅为太守，因为孙辅功劳比较大，又授予他平南将军，假节、领交州刺史。
孙策死前的最高军职是讨虏将军，这还是他向朝廷使臣求来的，本来朝廷只准备授给他一个讨虏校尉。现在，他私自授予下面人的官职比他自己的职务还高，并且还“假节”，说明他已经以朝廷代言人自居了。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袁绍、公孙瓒早就这样做了。
孙权接班的时候，弟弟孙翊、堂兄孙都有资格和能力代替他，但他们也就想想而已，没敢表露出来，原因是实力不足，而孙辅不一样，他不仅敢想，而且敢干。
孙辅想自己无论年龄、战功还是在军队中的影响力都强于孙权，为什么今后要听这个小兄弟的指挥？孙辅决定与孙权分庭抗礼，为了增加成功的把握，他要拉个外援来作后盾，这个外援居然是曹操。
据《魏略》记载，孙辅趁孙权在东面用兵之际，偷偷给曹操写了封信，这封信的内容不详，只说“赍书呼曹公”，可能是要曹操派援兵来，一旦自己跟孙权翻脸，好站在自己的一边。
孙辅认为曹操一定会答应，因为对曹操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以分化瓦解孙氏集团。但曹操最终却没能看到这封信，原因是“行人以告，权乃还”，行人报告了孙权，孙权回兵了。
“行人”不是行路之人，也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而是使者的别称。孙辅派去给曹操送信的人反水，把信交给了孙权。孙权赶紧回来，他与张昭商议对策，布局停当之后，佯装不知，跟张昭一块见孙辅。
兄弟俩言谈之中，孙权突然发问：“兄弟间闹点不愉快，干吗要呼外人来（兄厌乐邪，何为呼他人）？”孙辅知道事情败露，无言以对。
为了维护孙氏内部的团结，孙权没有处死孙辅，但把他身边的幕僚亲信全部杀了，又将孙辅所部重新整编，分散到其他队伍中，之后将孙辅软禁了起来。
孙权接班伊始就分别遇到了李术和孙辅的挑战，他依靠智谋和霹雳手段将危机一一化解，显示出与他年龄不相符的沉着和老练，说明他天生就具有领袖才能。
经过这两次危机，孙权的威望迅速提升，本集团内部想向他叫板的人不得不收敛了。
但孙权面临的外部危机仍然存在。早在孙策刚死的时候，曹操就曾考虑过趁机讨伐孙权，孙权的旧部、此时已被朝廷征召为侍御史的张竭力劝谏，曹操才打消了念头。
其实，让曹操打消念头的根本原因是他分不开身。孙策死时，官渡总决战全面打响，曹操即使认为此时是解决东南乃至整个江南问题的一个好机会，但也没有举兵讨伐的能力。
曹操于是以献帝的名义拜孙权为讨虏将军，兼任会稽郡太守，正式承认了孙权对孙策权力的继承。曹操同时任命张为会稽郡东部都尉，这样张又回到了江东。《三国志张传》认为曹操之所以放走张，是想让张影响孙权，最终使孙权“内附”。
但这只是曹操的美好愿望，因为张不是陈登，张对孙氏的感情更深，当年孙策亲自赶到江都听取张对时局的分析，张的那一番足以与“隆中对”齐名的“江都对”，开启了孙策拓展江东的大业。之后张全力支持孙策的事业，这样的人，曹操是无法策反的。
张回到江东后，仍然深受孙氏集团的尊敬和重用，孙策的夫人吴氏因为孙权太年轻，就让张和张昭共同辅助孙权，张也尽心竭力，兢兢业业，成为孙吴的重臣之一。
官渡之战曹操大胜，兵强马壮，于建安七年（202年）重新想起了孙权，他下书要孙权送儿子到许县来做人质（下书责权质任子）。这是一件大事，孙权召集众人商议，对于是否答应曹操的要求，大家莫衷一是（犹豫不能决）。
孙权自己的想法是不接受曹操的要求，但看到自己手下们思想并不统一，就派周瑜去拜见母亲吴夫人，商议对策。周瑜坚决反对送人质，他认为江东有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将来一定有更大的作为，没有必要搭理曹操的无理要求。吴夫人在周瑜、董袭等人的影响下，坚定了想法，最后由吴夫人出面告知大家这一政策，孙氏集团内部的思想逐步统一。
这是曹操让孙权第一次送人质，以孙权置之不理而告终。曹操官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