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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其内，治所临泾县，在现在的甘肃镇原附近。
如今，从关中到宁夏去一般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走陕北，到延安后折向西，经过安塞、定边等进入宁夏；另一条是走陕西的乾县、彬县折向西，进入陇东，过平凉至固原，然后由青铜峡过黄河。
有一段时间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我常从这两条道走，大部分时候走的是后一条路，进入陇东后，顿觉山高林密，尤其是平凉境内的崆峒山，更有世外仙风。
而在东汉末年，这一带还是人烟相对稀少的地方，交通状况也不太好，但它处在关中通往凉州主干道的侧面，今后要顺畅地进入凉州，打通西域大通道，必须先解决这个侧翼的威胁。
曹操在长安几乎没有停留，即刻亲自率兵征讨安定郡的杨秋，把杨秋包围在安定郡的治所临泾。
杨秋此人来历不详，可能是趁乱起事的地方实力派，早年在一片乱哄哄的时局中被凉州军阀控制的朝廷收编过。杨秋自知不是曹操的对手，于是投降。曹操保留杨秋的官职，让他继续率部留在安定郡。
曹操看人很独到，他看出来杨秋与马超、韩遂有本质区别，可以拉拢过来为自己所用，于是大胆决定让杨秋留在原地为自己效力。真没让曹操看错，杨秋从此忠心耿耿效忠曹魏。曹丕继位后，封杨秋为冠军将军，杨秋后来配合张、郭淮镇抚凉州（那时候凉州已更名为雍州），立下了不少功劳，后来杨秋被晋升为讨寇将军，封为临泾侯，成为参加潼关之战的关中诸将里结局最好的一个。
凉州刺史部最东边有三个郡，分别是安定郡、汉阳郡和武都郡，它们自北向南并列排开，是凉州东面的门户。此时的凉州刺史是韦康，他是前凉州牧韦端之子，担任凉州刺史多年，由于长期以来凉州实际上被大大小小的各路军阀所控制，韦康这个刺史基本上有名无实，控制范围仅限于汉阳郡一带。
韦康虽不是曹操任命的，但他跟马超、韩遂等人也不是一伙，在政治上倾向于朝廷。曹操平定安定郡后，韦康以凉州刺史的身份正式接受曹操的调遣。
这样，就打开了凉州刺史部的东大门。曹操在安定郡稍作休整，准备即刻进军马超、韩遂退守的凉州腹地，也就是金城（今甘肃兰州）一带。但就在此时，曹操接到了紧急情报，说邺县那边出了问题，有人发动叛乱，曹操大吃一惊，下令撤军。
后来才知道，邺县附近的河间国爆发了田银、苏伯领导的民变，势头很猛，整个幽州、冀州都受到了震动（太祖西征，田银、苏伯反，幽、冀扇动）。曹丕想亲自出征，后在曹丕五官中郎将府内的人事处长（五官将功曹）常林的劝说下才打消了念头，改派部将贾信率兵征讨。
从《三国志》常林、国渊、程昱等人的传记来看，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很快就被扑灭了，率兵围剿起义军的贾信也名不见经传，在整个《三国志》里他只有两次出场机会，除这次外，还有就是建安八年（203年）受曹操指派驻军黎阳监视袁氏兄弟。这些情况表明，这场民变规模十分有限。
但是查看《三国志曹仁传》却发现，这场起义规模应该很大，曹操不得不从西征军里抽调出相当一部分人马参加平叛，总兵力多达七个军，也就是七万人以上，由西征军主将之一的曹仁任总指挥（以仁行骁骑将军，都督七军讨银等，破之）。
这应该是一场被史书淡化了的农民大起义，它至少说明“曹统区”的局势仍不稳定。由于连年征战，“曹统区”的人民承受了巨大的经济负担，虽然曹操手下像杜畿那样的行政人才有不少，但也无法平息人民的不满。
这也让曹操暂时放弃了一举平定整个凉州的计划，就在曹操决定从安定郡撤离时，有一个人听说消息赶紧求见曹操，建议他不要仓促撤军。
这个人名叫杨阜，字义山，凉州刺史部汉阳郡冀县人，韦端当凉州牧的时候，杨阜便在韦端手下任职（凉州从事）。官渡之战前夕，韦端吃不准应该站在哪一边，就派杨阜到许县观察情况，杨阜被朝廷任命为安定郡政府秘书长（安定长史）。
杨阜回来后，大家都关心地问袁绍和曹操谁胜谁败，杨阜使劲替曹操说话（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韦端在官渡之战中虽然没有公开站在曹操一边，但也没有倒向袁绍，基本处于中立状态，杨阜在其中立了功。
杨阜不喜欢当郡政府的秘书长，于是辞职（长史非其好，遂去官）。后来韦端被朝廷征为交通部长（太仆），他的儿子韦康成为凉州刺史，韦康聘任杨阜为州政府副州长（别驾）。曹操也听说过杨阜这个人，曾经想征他到丞相府任职，但韦康上表请求让杨阜继续留在凉州。
韦康的凉州刺史府此时应该在汉阳郡冀县（今甘肃天水西），杨阜就是这个县的人。杨阜刚好受韦康之命到安定郡拜见曹操，听说曹操即将撤军，赶紧求见。
杨阜对曹操说：“马超有韩信、黥布之勇，很得羌、胡之心，西部州郡都害怕他，如果大军撤回，不作周密准备，陇上诸郡恐怕将落入他的手中。”曹操认为杨阜说得有理，但后方的事也很紧急，不容他在此做太多停留（太祖善之，而军还仓卒，为备不周）。
就这样，曹操于建安十六年（211年）十二月从安定郡回到长安，关中地区的大部分此时已在曹军掌握之中。曹操把夏侯渊留下来主持关中军务，同时任命张既为京兆尹。这个职务相当于长安特别市市长，郡太守一级，处理长安一带的地方政务。
张既在关中地区当过县令，是钟繇的得力助手，在调马腾入京就任卫尉一事上，他处理果断，调度得当，最终让马腾不得不就范，受到曹操的赞赏。
做了这些安排后，曹操即刻由长安返回，于次年正月回到邺县。
在曹仁、贾信等部镇压下，田银、苏伯起义已被扑灭。曹操一回到邺县，就听取了曹丕、曹仁、程昱等人的情况汇报。曹操听说除了战场上被诛杀的人以外，还抓了不少人等待处理，曹操问大家是什么意见。郑玄的学生、此时担任冀州政府秘书长（长史）的国渊建议，惩治首恶就行，其他人应予宽大（渊以为非首恶，请不行刑）。曹操接受了这个建议。史称因为国渊这一句话而活命的，有一千多人。
每次战后，各地方、各部门都要上报战果，过去经常出现虚报多报的事情。曹操让有关部门查了一下，发现国渊上报的数目最真实，曹操问国渊是怎么考虑的，国渊回答说：“征讨敌人虚报战功的，只是想把自己的功劳夸大些，河间国在冀州辖区内，田银等叛逆虽被剿灭亡，但作为地方官我深以为耻（克捷有功，渊窃耻之）。”
曹操最喜欢老实人，他听了国渊的话感到很高兴，后来提拔他作魏郡太守。
据《魏书》记载，当初贾信等人进攻田银、苏伯，起义军里有一千多人请求投降。曹丕让大家讨论，大家都认为应该遵守制度，即围城之前投降可以接受，一旦围城即使投降也要诛杀。程昱不同意，他说：“诛降发生在天下扰攘之时，围而后降的不赦，用来示威于天下。现在是和平时期（今天下略定），又发生在自己的辖区内，面对必降之贼，杀了无法立威，已经与先前诛降的用意不同了（非前日诛降之意）。所以，我认为不能诛杀，即使要诛杀，也应该先报告丞相。”
但是其他人说：“五官将有临事独断的专权，不用再请示，可以诛杀（军事有专，无请）。”程昱就不吱声了。
曹丕起身，专门询问程昱还有什么意见。程昱说：“所谓临机专断是遇着临时之急，瞬间发生的事来不及请示才可以用（凡专命者，谓有临时之急，呼吸之间者耳）。现在贼人已被贾信将军控制，不会有朝夕之变。所以老臣我不想让将军按临事专权办理。”曹丕说：“将军考虑得很周全。”
曹操回来后，曹丕专门报告了这件事，曹操听说后很高兴，对程昱说：“你不但明晓于军计，还很善于处理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又善处人父子之间）。”
【六、马超的失败】
曹操大军撤回后，眼看凉州方向也暂时无法再有大的进展了。可是没过两年，凉州的局势却峰回路转，韩遂兵败被杀，马超无法立足逃到汉中，凉州大部分地区纳入曹操的势力范围。
在此过程中，曹军的主力被吸引到东线的合肥作战，还要承受中线荆州方向的压力，并没有力量大规模用兵于西线。曹操之所以仍然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收获，与两个人的特殊贡献密不可分。
这两个人前面都有提及：一个是杨阜，一个是阎行。
曹操从安定郡撤兵时杨阜曾经力谏不要中止在凉州的军事行动，曹操虽然认为他说得有理，但后方出现叛乱又让他不得不撤军。
曹操率大军撤离后，虽然留下夏侯渊驻守长安，但对凉州鞭长莫及，参加过上一次叛乱的凉州各路军阀在马超的鼓动下又蠢蠢欲动。马超还联络了在兴国的羌族首令阿贵、在白项的氐王千万等部族势力再次起兵，攻打效忠于朝廷的郡县。即使有不愿意跟着起事的，由于害怕马超的攻打，也都应和他们（超率诸戎渠帅以击陇上郡县，陇上郡县皆应之），只有汉阳郡公开与马超对抗。
凉州刺史韦康就在汉阳郡的冀县，在杨阜的竭力劝说下，韦康决定率全城军民拼死抵抗，等待朝廷援军的到来。
马超率一万多人将冀县围了起来，张鲁也从汉中派大将杨昂前来助战，冀县保卫战开始了。
这场战役名气不大但却很重要，从建安十八年（213年）的正月一直打到八月，打得极为惨烈。
守城的人很少，《三国志》记载仅有一千多人，他们在杨阜的率领下拼死抵抗。杨阜是冀县本地人，杨氏宗族子弟全部上了城墙，杨阜的堂弟杨岳在城墙上还修筑了一个“偃月营”，跟马超死拼。
在相传为唐人李筌所著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一书中，对偃月营有过细致描述，说这种阵法“形似偃月”，其特点是“背山冈、面陂泽，轮逐山势，弦随面直”，特别适合于“地窄山狭之所”筑营。杨阜、杨岳等人在城墙上筑营，这里地方狭小，倒有可能采取这种方法，但是否与《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所述一致，不得而知。
这种阵法很奏效，马超、杨昂打了好几个月，居然拿冀县没办法。
但是，城里也渐渐支撑不住了，韦康、杨阜商量后，派州政府别驾阎温冒死出城搬救兵。前面多次说过，别驾的角色介于副州长和州政府秘书长之间，是刺史最重要的助手。
冀县附近有一条河，就是渭水。据《三国志阎温传》记载，阎温趁夜从水中潜出城，天亮的时候，敌兵发现水迹，然后派人来追，一直追到显亲县境内，把阎温追上了。显亲县位于冀县以北，看来阎温打算先逃到安定郡，在那里找到杨秋，再设法向长安的夏侯渊报信。
阎温被抓了回来，马超见了赶紧替他解绑绳，对他说：“今成败可见，足下为孤城请救兵而被抓，想行大义又如何做到？如果听我的，你对城里说外面没有救兵，应当是转祸为福的计策。不然，现在就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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