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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之初，国家首先要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政令比较宽大，没有立即提出“镇反”问题。湖南当然也是如此。
然而，当时的反革命势力却产生了错觉，以为我们被军事胜利陶醉了，不注意它的存在了。
于是，一有机会，反革命势力就活动起来，而且越来越猖狂。形势逼人，非采取措施进行镇压不可了。
黄克诚，这个一贯不愿开杀戒的老将军，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维护新生政权，建议湖南省委考虑镇压。当黄克诚和一些有关同志商量时，许多同志习惯于从宽大方面考虑问题，有的同志则有点轻视这些反动势力，以为他们是小残余，不足为患。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的同志想不通，认为开杀戒不符合中央精神。
抗美援朝开始，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人朝作战。
这一形势的变化，使所有潜伏的反动势力都大喜若狂。反动势力认为，他们的时机到来了，反攻有望，解放军怎么能打得过强大的美国军队呢？
随后，社会上的反革命势力肆无忌惮地开始了活动。社会上谣言满天飞，什么“国民党马上要反攻大陆啦”，“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啦”等等，弄得人心惶惶。为此，许多群众反映，共产党怎么这样宽大无边呢？连这样公开叫嚣的反革命言行都不管、不杀，不是要酿成大乱吗？基层干部们也感到形势严重。这样，赞成镇压反革命的就多了起来。
但是，一些中层领导同志仍然顾虑很多，下不得手，怕犯错误。
此刻，问题的关键在中央下决心。
黄克诚相信中央会作出正确的决定。
当时，同湖南一样，全国的反动势力在“抗美援朝”的形势下，都蠢蠢欲动。
中央早就看到了这点。
1950年10月，中央作出决定，指示进行镇压反革命。黄克诚立即传达了中央指示。然而，个别同志仍迟疑不决，不相信中央有这个决定。当时，湘西的负责人周赤萍就是这样一个。黄克诚亲自到湘西去督促他镇反，对他讲道：“湖南反革命最多的就是湘西，开杀戒的命令是中央决定的，根据湘西的情况，估计总得杀掉相当数量的反革命，才能控制住局面，你就下决心干吧。”
周赤萍听说要杀人，顾虑更大了。他亲自跑到武汉中南局，找到当时中南局的负责人邓子恢问这件事。经邓子恢证实以后，他才相信确实是中央的决定。这才下决心严厉打击反动势力，打开了湘西镇压反革命的局面，回击了反革命的进攻。开杀戒之后，在二十天的时间里，就处死了不少人。这时，黄克诚意识到必须对镇反加以控制了，否则，就会搞成扩大化。1951年3月，黄克诚给邓子恢发电井报告中央说：湖南执行中央决议以来，杀的反革命人数已不少；目前已个别出现了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我们拟即收缩，停止大捕杀，转入经常工作，限制范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斗争。
中央很快同意了以黄克诚为首的湖南省委的意见。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在电报中回复说：我认为黄克诚3月23日的意见是正确的。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是准确的、精细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各地如有“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者，应立即加以收缩。……运动尚未展开者，则应当推动运动的尽快展开……
在向中央发电的同时，黄克诚已决定在省内加强控制，收缩范围。下令不许随便杀人，没有省委的批准，一个人也不准随便杀掉。
然而，收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群众运动是很多人的运动，各有各的主观随意性，杀戒既开，又有点停不住了。
黄克诚亲自过问此事，严令禁杀，过了一个星期，才使运动完全停了下来。
停杀之后，计算总数，已经超过了黄克诚估计的数目。由于控制及时，湖南杀的反革命绝大多数是该杀的，是人民赞成杀的，可杀可不杀而杀了的，为数很少。
镇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清醒了干部的头脑。
中央决定“镇反”是完全正确的。湖南下决心这么一镇压、杀了一大批反革命，治安情况完全改观。肃清了土匪，镇压了反革命，湖南就太平了。
连湘西这个历史上最不太平的地方，也从此平安无事，政府可以正常工作，法令通行元阻，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了。
总起来看，湖南的镇反运动，起先是推不动，后来慢慢动了，以后越动越快。真正动手开杀戒，不过二十天左右。由于黄克诚密切注视着运动，一看有过火迹象，便立即下令刹车，这才免于发生扩大化。
“镇反”运动之后，黄克诚又领导开展了湖南的“三反”“五反”运动。
“五反”运动，主要是清除工商业者的“五毒”行为。由于湖南工商业不太发达，较易处理，这方面问题不多。
问题比较难办的是“三反”运动。
“三反”运动主要是整肃党和政府内的腐败分子。毛泽东主席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
自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毛泽东便特别注意资本主义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在我国搞复辟，特别是注意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思想上、生活上，影响、腐蚀我们的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所以，他便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地来打击他认为危险的倾向，于是，防右、反右成为他的主导思想。
反贪污运动被称为“打老虎”。大老虎即指大贪污犯。这个运动对黄克诚来说，比镇反还要难于开展。
镇反的对象是反革命，难在开杀戒这个政策问题上。中央下了决心就好办了。“三反”则是在内部清除贪污分子，一是难于找准对象；二是难于下手打击自己的同志。
“三反”运动，中央决心很大，为了避免下面走过场、敷衍了事，一方面惩治贪污从严，枪毙了两个地级党员干部刘青山、张子善以作示范；另一方面下达了数字指标，以便督促各地，认真查找，进行斗争，把贪污腐败分子挖出来。
对于中央的指示，湖南试行了几天以后黄克诚就感到有问题。
镇反是敌我矛盾，目标明确，根据情况可以估计一个大约数字。在国家和党内“打老虎”，目标和数字都不易搞清楚，采用限定数字的办法，会使一些单位，一些群众，为了完成任务而硬找对象，为了完成任务，而搞变相的逼供信。这样就会扩大化，搞出冤、假、错案。
于是，黄克诚召开省委会研究，决定县里不搞三反，以免控制不了，搞出许多错误来。县里和区、乡不搞运动，基层就稳定了。基层稳定，大面上就不乱了。“三反”只有上层搞，省委比较容易控制。
陈钧，省工业厅副厅长。
黄克诚一向认为，陈钧为人正派，是个好同志，可是，在“三反”运动中，他被告发为贪污分子，省委决定他离职审查。审查结果证明，告发不实，完全是个冤案，陈钧虽在查清后，宣告无罪，但一经离职审查，他就难于回原单位工作了。对此，黄克诚深感歉疚。
当时，黄克诚正奉命调离湖南，行前匆匆，没有顾得上向陈钧当面赔礼道歉。
三十多年后，在提到此事时，黄克诚曾经自责说：陈钧不能回原单位工作，完全由于我们失于慎重，行动轻率的过失。我是书记，首先负这责任，理当面见陈钧，认错、道歉。此事未办，心中很是不安。到北京后，我曾就此事向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说及：过失在我，希望中组部在给陈钧分配工作时，照正常调动处理，将弄错了的所谓贪污问题，不存档案，不留痕迹，以免影响到他的将来。
黄克诚就是这样一个勇于自责的人，一个善于改过的人！1952年8月。
北上的列车上。
黄克诚坐在车窗边，透过车窗，黄克诚看到铁道两旁的田野里，正翻滚着喜人的麦浪。他那饱经沧桑的脸上，不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嘴里喃喃地自言自语道：“真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啊！”
此次北上，乃是黄克诚奉中央调令，离湘赴京工作。三年前，黄克诚回到湖南，回到自己的家乡，从国民党统治者的手中，接过了这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三年之中，黄克诚兢兢业业，不辞劳苦地工作，稳定物价、湘西剿匪、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工业建设等等一系列繁重的任务，都在黄克诚的努力下顺利地完成了。
三年里，湖南的生产事业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统计资料表明：湖南省工农业总产值1950年为二十三亿多元（按现行人民币算），1951年即达到二十七亿多元，一年就约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农村的大宗经济作物，如棉花，1950年为一万一千吨，1951年增加到三万吨，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八点八，农业的增产，搞活了农村，也搞好了城市。
黄克诚在湘三年，把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变成了百业俱兴的新局面。
当中央调黄克诚回京工作时，他很有点恋恋不舍。黄克诚到京之后，于10月奉令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副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兼政委。
黄克诚先到总后工作。
那是一个铺开不久的大摊子。除抗美援朝的战勤工作仍需继续进行外，已面对着统一全军后勤的重担。每天都有许许多多急待解决的问题潮涌而来，应接不暇。
原来的总后负责人是杨立三同志，他那时最繁重的任务就是战勤。抗美援朝虽有整个东北地区的支援，总后的任务仍极繁重。
黄克诚到总后时，朝鲜战争已近尾声，但全面组织建设全军后勤工作的任务己迫在眉睫。黄克诚看到工作那么忙乱，就和杨立三及其他领导成员研究，要迅速改变这种状况。
会上，黄克诚声音洪亮他说：“我一向认为，领导任何工作，都必须掌握主动，决不能被工作推着走，搞成被动应付的局面。无论事情有多么杂乱、困难，我们都要把局面迅速打开，我们应当有这个自信。”随后，黄克诚就以他那一贯的作风，雷厉风行地展开了总后工作。
在具体工作中，总后有一道难题，就是修建营房的问题。
全国战争结束时，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借住了许多民房，时间长了，群众有意见，军队也不方便。
建设营房成为急务，而实际上却进展缓慢，麻烦甚多。当时，我们正学习先进经验，一切建筑都要先做设计，批准预算后才能动。在当时，设计是个新事物，得请工程技术人员来做，又没有一定标准，这就差异甚大，不好平衡。预算要列举大大小小各项建筑材料、设备、工价等等，很难审查。审查没有力量，不审又是失职；不批下面要骂，批了大家又吵不公平，本来好办的事，弄得非常难办，下面不满，上面头痛。
黄克诚在了解了情况后，认为：建设营房和农村建设民房，并无很大区别，没有很特殊的技术要求。农民盖房都是自己动手，请个有经验的师傅指导就行，我军战士多是农民出身，又是年轻力壮，又有组织领导，条件优越，何不自力更生？
于是，黄克诚提出了“包干”的办法，得到军委同意就实行下�